|
85年前的12月，广西全州、兴安之间的湘江，是一条淌着鲜血的河流。 湘江血战，与之后的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并称为中共军史三大悲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再读这段沉重的历史，一个道理清晰而深刻：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
电影《血战湘江》一开头，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咬牙怒斥：“李德，你个龟儿子，你错失了我的先机，只差六个半小时，六个半小时啊，你就是看地图也知道啊，全州不能丢……”
图为电影《血战湘江》来源：新华网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情报员，从1933年9月起开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事实上成了红军的“钦差大臣”甚至“太上皇”，以不切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留名于史。 林彪怒斥的，就是红军长征后李德命令实行的大搬家甬道式行军——将所有物品都带上，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一千多副挑担，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用朱德的话来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结果错失了渡过湘江的最佳时机，被敌人夹击，8.6万人经湘江血战后，只剩下3万人。 林彪的这句台词，跟彭德怀冲李德拍桌子怒吼出“崽卖爷田心不痛”，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红军长征血战湘江时，李德时年34岁，比彭德怀小2岁，比林彪大7岁，其实都算是同辈人。但彭德怀、林彪这不留情面的痛骂，其心中痛恨，可见一斑。 历史没有记载林彪是否以“龟儿子”痛骂过李德，但彭德怀痛骂其“崽卖爷田心不痛”却是真实的史实。 根据《彭德怀自述》，1934年4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中，李德亲自前线督战，强迫彭德怀所率的三军团打阵地战，固守广昌，但遭到惨重损失。在指挥所里，面对面争执，彭德怀历数指挥的错误，指着鼻子痛斥他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李德军事指挥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由李德在作战图上规定，前线部队只能机械执行。），遂怒吼：“崽卖爷田心不痛！” 江西广昌，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保卫战持续18天，在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红军用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硬是以较弱小的力量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在固定的阵地上拼消耗，虽毙伤俘敌共2626人，但是自身却伤亡了5093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广昌保卫战的失败，直接导致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被迫踏上长征路。 损失惨重的彭德怀，自然痛心不已。“崽卖爷田心不痛”是一句湖南话，意思是当爹的辛辛苦苦置下的家业，心血所在，感情很深，但儿子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轻率地就把田地给卖了，毫不心疼。史载，当时翻译碍于情面，没有直译这句话，彭德怀坚持让他如实翻译，结果李德听后，暴跳如雷，《杨尚昆回忆录》有生动记载：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同志，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意见都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试图缓和一点气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说：‘一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就全完了！’他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总看到李德没有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我重新翻译。我如实地翻译了一遍。‘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满意。’‘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德怀同志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些事，你卑鄙’……” 《彭德怀自述》和《杨尚昆回忆录》中都有同样的记载：与李德大吵一架后，彭德怀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把一套旧军装装在背包里，准备跟李德回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 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从不矫情，他知道，李德虽然只是所谓“顾问”，但得罪不起。萧劲光的“下场”历历在目：1934年9月黎川之战，萧劲光率仅有70人的教导队和部分地方武装抵御国民党军3个师兵力对黎川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这一年11月，萧劲光对“左”倾冒险主义表达出不同意见，得罪了李德，被撤职审查。李德给萧劲光加上退却逃跑、丢失黎川的罪名，甚至计划将萧劲光处以极刑。1934年1月，终因毛泽东坚决反对，而改为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并获刑5年。 李德为何如此嚣张？原因一，他自恃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原因二，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过于依赖。李德若干年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一些建议只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 实际上，当时在中央苏区，不止彭德怀，很多人都对李德表示过不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直率地指责李德：“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
说说共产国际。 现在很难想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理论上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遥控指挥。二十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大都是在它的推动、组织、指导或影响下起步的。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颇多纠葛，非常复杂。打个比方，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这个“保姆”的精心呵护下诞生与成长的，幼年时期，只能走别人指定的路，但是当娃娃已长成了青年，“保姆”对他却还像对待孩子一样处处管束、种种代劳。“保姆”恨不得让这青年完全按自己的成长经验成长，完全按自己指定的路走路，而且要求他必须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可想而知。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做了一个报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此报告收录于《周恩来选集》）：“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1919-1943），三个8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两头好，中间差”，非常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其中“中间差”是指1927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植根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继而成立苏维埃政权直到放弃苏区被迫长征扎根陕北。回看这段历史，有“枪杆子出政权”的觉醒；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智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有建立政权为新中国进行“伟大预演”的激情。 但也有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照搬苏联经验的惨痛教训。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究其原因，一是资源枯竭无力面对“围剿”。1933年3月，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疆域扩至最大，声势也达到极盛，但危机却接踵而来：一方面，蒋介石摆平了其他军阀的挑战，集聚空前的军力，稳扎稳打，发动第五次“围剿”；另一方面，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贫瘠的资源已无力支撑，而“左”倾路线，更是雪上加霜让苏区几近灯枯油干，根本无法应对国民党空前残酷的第五次“围剿”。 二是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已被排挤出领导核心，由博古取而代之。 生于1907年的博古，从24岁开始就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他能坐上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是留苏同学同为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写道：正因为毛泽东朱德在江西苏区干得有声有色，江西苏区才成为中央苏区，但是当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反而失去了领导地位。《黄克诚自述》中也写道：“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 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却被一群后来者在错误中轻易断送，难怪彭德怀会怒吼“崽卖爷田心不痛”。在血与火中走过来的共产党人，对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感情之深厚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浴血奋战、胼手胝足，在穷山僻壤间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工农民主政权，并改“瑞金”为“瑞京”。若干年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瑞金建政时感慨：“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
图为瑞金市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图源：新华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既是新中国的“伟大预演”，也留下了共产国际照搬苏联经验的惨痛教训。例如，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拟定的法律中，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种绝对的划分，让中国共产党自我孤立了。毛泽东曾说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左’……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 苏区过“左”的错误政策，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大恶果就是导致苏区经济在战争重压之下陷入崩溃，财政枯竭，已无力支撑红军完成第五次“反围剿”。反思一直在继续。1940年12月4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长篇发言，既批评了“联合一切”，更批评了“打倒一切”，强调“马列主义要跟中国实际联系起来”。 《毛泽东年谱》上载，在这次发言中，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确实，“崽卖爷田心不痛”所批评的，远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
读中共党史，有时不得不掩卷深思：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何频频“如有神助”？ 其一，血战湘江后，红军元气大伤命悬一线时，毅然改变了继续前往湘西北“死地”的原计划，最终在遵义迎来了伟大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另一个非凡意义，是中共中央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自行改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当时中共中央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络，生死攸关之际，自己做出了正确决定。
图为瓦窑堡会议旧址 图源：新华网 其二，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张国焘另立中央、拥兵自重，恰好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原名林育英），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从此宣告双方中断联系长达一年多时间之后，又重新接通了关系。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自此彻底破产（张国焘正是质疑遵义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从而挑战中共中央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避免分裂的悲剧。 看似巧合，但正如《国际歌》中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 一是中国共产党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湘江血战后，红军到哪里去，高层还在激烈争论。博古、李德不顾局势变化，仍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这是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但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毛泽东则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了卓越的政治能力，他耐心争取党内同志，最终达成共识，从《毛泽东年谱》详细记载了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 而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湖南通道，到贵州黎平、猴场，连续三场关键会议，环环相扣，最终迎来大转折。 遵义会议，水到渠成。 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集体觉醒的结果，除了毛泽东的努力外，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也在长久以来的思考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早在血战湘江前，党和红军已经因“左”倾错误统治而遭受严重损失，许多领导干部从奉李德、博古为圭臬，到亲自经历了血淋淋的现实，看到他们奉献了青春、激情和鲜血的革命事业，却被“崽卖爷田”……他们愤怒、困惑、反思，一路走向遵义。 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会反思为什么会犯错；最可怕的，是清楚为什么犯错误，但自我安慰这是别人的原因，等待别人以后改正，完全丧失了危急关头自我拯救的信心。但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在遵义完成了一次自我拯救。唯有如此，烈士们洒在湘江的血，才不会白流。 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实践，让共产国际看到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试图在中国照搬“十月革命”成功经验，攻占大城市，结果遭遇惨败，付出沉重代价。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没有按部署去进攻长沙，而是转向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道路。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毛泽东的伟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结合起来。 有人做过假设：假如1935年底张浩首先遇到的是张国焘，历史将会重写么？答案是：不会。共产国际已经承认毛泽东在中国的地位：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已经被共产国际看成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旗手”和“象征”，一度享有和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季米特洛夫、七大名誉主席台尔曼等少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一样的殊荣和赞誉。中共中央和红军对此一无所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在四川松藩一带，备受张国焘的擎肘，旋即张国焘另立中央，毛泽东陷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1960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的原话）。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肯定，也间接承认了此前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的失败。 今天说中央苏区的“左”倾错误路线，简而言之，就是依据俄国革命阶段划分的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并列为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把自己孤立了。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对“福建事变”的应对：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延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剿共”作战，抽调兵力入闽讨伐。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立即建议援助十九路军，但博古和李德拒绝了。在他们眼里，根据阶级划分理论，十九路军仍然是红军的敌人。结果，蒋介石从容地各个击破。 基于当时法西斯的威胁，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随之发布《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同一切反日的力量实行联合。在1935年12月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之后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意味着，毛泽东一直坚持的符合中国国情、充满东方智慧的主张，得到认可，“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从此成为主流。
众所周知的是，长征途中，张国焘曾“另立中央”；但鲜为人知的是，抗战初期，王明也试图干这事儿。 王明，是党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自幼聪颖，1925年10月入党，同年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学习很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深得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的赏识。 米夫这个人，也不简单，历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进入他的“小圈子”，从此飞黄腾达，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由米夫“钦点”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成为委员，名义上向忠发继任总书记，但实际上王明大权独揽。这一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由此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后来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到了中央苏区，执行的还是王明那一套“左”倾错误路线。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王明回到国内，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且教条执行，从原来的“打倒一切”，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团结一切”，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历史对此评价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王明的问题，是以共产国际即苏联的利益为中心，彭德怀所骂“崽卖爷田”，一针见血。 王明自以为有共产国际作靠山，认为中央应放到武汉来，并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指示，不赞成张闻天、毛泽东继续行使中央的权力，甚至要求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等都搬到武汉去办，在延安开政治局会议都是王明打电报通报延安会议日程，这一争议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共中央自身的团结和指示的权威性。 但时过境迁，王明的靠山米夫已在苏联大肃反中遭到清洗，他已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得知王明在武汉以中央自居时，态度明确：应该“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 这是共产国际最关键的一次，也是它最后一次从组织上直接干预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了。 相比于跟着共产国际一步一趋、教条执行、动辄走向极端的王明来说，毛泽东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深谙“度”的把握，既有定力，又很灵活，更关键的是，他始终以中国革命利益为核心利益，虽然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193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翌日，苏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一天，万里之外的中国延安，毛泽东白天晚上都在开会。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白天，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会议认为：共产国际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和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晚上，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报告，他提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他强调：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是党内的团结，一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这正是毛泽东的中心思想：自己的路，自己走，外面的力量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自己的人民。 |
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