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爸蛋总:喜怒哀乐皆为民——心系人民群众的毛泽东|2019-12-28

2019年12月28日12:52:54 发表评论

(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二篇《我命由我不由天——毛泽东对人民的贡献》中,蛋总提到,195871日,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高兴得像个65岁的孩子,兴奋得一夜没睡着,一直到第二天拂晓。

他站在窗前,遥望南方,然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首七律《送瘟神》。写完之后,还不过瘾,又写了一首。

这种类似的兴奋状况并不多,要知道长征胜利以及1949年的解放军占领南京也是夜不能寐,但是都只写了一首七律,这次一口气写了两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第一首描写血吸虫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极大危害,写出了旧社会疫区人民的无限辛酸。第二首写新社会,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改造天地、消灭瘟疫的动人情景。

毛泽东是一位极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伟人,可以说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从没被什么困难和危险吓倒过,也很少因为工作的事情而生气。

但是1965626日,毛泽东突然大发雷霆,把前来汇报工作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弄懵了,因为他原以为自己会得到主席的表扬。

钱信忠的确受委屈了。他是开国少将,红色卫生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两度出任卫生部部长。

卫生部的任务其实挺艰巨,因为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3670个,医疗床位8.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

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就拿合肥来说,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只有一所医疗机构,床位十二张,房屋13间,工作人员12名,其中医生两名。

但是到了1965年钱信忠给主席的报告中,全国床位数量增加到了103.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40多万人,卫生机构数增加到了224266人。

相比1949年,医疗机构数涨了60倍,病床数增加11倍,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90多万人,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但是主席为什么发飙呢?

因为他看到70%医务人员在大城市,20% 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毛泽东怒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他接着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尖锐地指出:“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随后他作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于是,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县都有了人民医院,全国各乡镇也都有了卫生院,村里设置了卫生室,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群体迅速崛起。

你别看不起这种医生,我认为这种医生实战水平还是挺高的,虽然治不了大病、做不了手术,但治疗常见病经验很丰富,关键是还很方便。

1990年以前,农村的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出村看病,那只能靠人拉车或套牲口车。如果是紧急情况,出村看病根本来不及。 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出村简直是一场灾难。

但是有了赤脚医生之后,就方便多了,24小时候诊,半夜也可以敲门,进行紧急抢救。赤脚医生还可以随时背着小药箱上门服务。

赤脚医生看病价格还便宜,在2005年左右,看感冒咳嗽,几毛钱的药就差不多了。那些药全是廉价有效的药,而且是简装,一瓶一百片的那种。

不像现在,几十块钱买一盒,盒子看似不小,打开一看只有6片。而且一顿要吃两片三片,只够用一天。

由于是乡里乡亲的街坊,平时知根知底,交流起来也没有障碍,所以医患关系特别好,病人尊重医生,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是一种极具人情味的医疗制度。

1968年,毛泽东看了一篇关于赤脚医生的报道,非常满意,提笔写下了“赤脚医生就是好” 。

 

 

毛泽东这一怒,把停下来的农村合作医疗也再次推动起来。现在的农村合作医疗为啥叫“新农合”?是区别于建国初期的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诞生于合作化运动中,由社员出资共建的一种集体医疗保健制度,但是普及率不行,1964年只有30%的公社和大队在维持。

六二六指示之后,合作医疗再次被重视起来,1969年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1975年底覆盖率达到了85%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一份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这就是毛泽东的喜与忧,喜因人民群众,忧也因人民群众。这不正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

我们接下来,探究一下毛泽东卫生健康思想的历史脉络,这跟他的生活经历以及革命经历息息相关,因为他来自人民群众,他来自基层。

(二)饱满的理想,残酷的现实

前几篇文章,蛋总已经写了,民国时期,中国人民被瘟疫威胁,被病痛折磨,那个时候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也不是没有道理。

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想救国救民、强国强种的名人,都是从学医入手的。比如孙中山,比如鲁迅,还比如郭沫若,孙中山还是澳门镜湖医院的第一位华人西医。

但是后来,他们有的从政,有的从文,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唤醒中国人。毛泽东一步到位,在1917年,提出了思想和身体都要健康。

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体育之研究》,至今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其中有一句叫:“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几个月后,他在《七言·残句》写下了豪言壮语:“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

 

那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少(24岁),又酷爱锻炼,朝气蓬勃、自信满满。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亲友,还是革命同志,都曾遭到病魔的侵袭,这让他认识到瘟神和病魔的巨大危害。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母亲其实一共生了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所以在旧社会,拉扯大一个孩子多不容易,简直是一场俄罗斯轮盘式的死亡游戏。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的身体恐怕也就不行了。

比如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在1919年就病逝了,年仅53岁,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不相信死神会真的降临到自己母亲身上。

没过几个月,他的恩师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的父亲,也因病去世,年仅49岁。然而6天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贻昌)也因伤寒病去世了,年仅50岁。

这几件事,也可以折射出当年的卫生防疫和医疗条件。富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健康和寿命尚且如此,更别提中农、贫农和无产阶级了。

(三)战伤瘟疫威胁下的人民军队

刚才说了,拉扯大一个孩子不容易,那么在敌人围剿下,拉扯大一支队伍更是难上加难,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炮,还要面对瘟神和病魔。

因为战争会造成大量伤亡,尸体是瘟疫的温床,伤员也更容易感染。由于集体生活,为病菌病毒的扩散提供了便利,就算是健康的士兵,也很难逃过一劫。

在襁褓之中的人民军队,由于敌人的围剿,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缺医少药不说,连干净的饮食都吃不上,身体极其虚弱,出现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

最惨的时候,就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新生的人民军队没有完整的医疗队,但是有大量的伤员,后来传染病也流行了起来,最典型的就是疟疾

疟疾主要靠蚊虫叮咬传播,常表现为畏寒发热,浑身颤抖等。由于发病时病人体温忽冷忽热,并多为间歇式发作,所以被称为打摆子,还可能致命。

《亮剑》里李云龙也打过摆子,发作后浑身哆嗦,没有力气,失去了行动能力。结果被和尚一巴掌打昏背走了,算是捡了一条命。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之后的南下途中得过恶性疟疾,高烧达40度,病情沉重,身体瘦弱,脸色铁青,非常痛苦。

病情发作最厉害的时候,连稀粥都无法吃下去,有时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还在喊:冲啊,冲啊……

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还被打散了。为了减少目标,聂荣臻和叶挺遣散了警卫,两个人架起了周恩来连夜突围,最后转移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油麻地的一栋别墅里,请了一位名叫范桂霞的女教师假扮妻子护理。

当时周恩来已经昏迷不醒,经过三天三夜的护理,他才慢慢醒了过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才能下地 ,一个半月后基本恢复了健康。

毛泽东也得过两次疟疾。第一次是在19297月末,那时他政治上也失意,丢掉了前委选举(输给了陈毅),离开了红军,到闽西工作,心情一度比较低落。

所以我们再读他这时的诗作《采桑子·重阳》,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由于没有药,他一直病到了11月下旬,一度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以至于国民党曾造谣,说毛泽东已经病故。

11月的时候,其实还没好,但是好消息来了,“九月来信”再次请他出山主持工作,于是他坐着担架去参加了古田会议,与此同时,他的疟疾也逐渐好了起来。

毛泽东再次患上疟疾,是在19349月,也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比上次还严重,高烧曾烧到41度,所以长征出发的时候,他跟王稼祥都是担架抬着走的。

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其实红军中的大部分人都得过疟疾,包括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徐向前、陈赓、贺子珍、张万年、周士第、耿飚、张震、任弼时、李德等等。

比如彭德怀,打摆子也有好几次。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他是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第一是过度劳累抵抗力差,第二是军队中本来就流行;第三是伙食不好,卫生条件也不好。

这种疾病蔓延起来是非常恐怖的,非战斗减员严重,极影响士气。三湾改编前,秋收起义的队伍,有一个团三分之二官兵都患上了疟疾和痢疾。海陆丰起义90%的人员都曾患有疟疾和皮肤病。

问题是秋收起义军中,没有一个正规医生,只有一个姓陈的小伙子,学过一点中医的皮毛,水平不高还没有药,也真难为他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伤员,但负责担架的人员也很少。这样一来,行军路上呻吟声不绝于耳,士气十分低落。有不少人陆续掉队,或者当了逃兵。

其实南昌起义军更惨,由于没有经验,对伤病员的问题没有特别注意,没有正式的卫生处和卫生队,起义军南下过程中一直被伤病所困扰。

南下路上,由于吃不洁净的食物,喝不洁净的水,加上风餐露宿,很多战士痢疾拉肚子,以至于有时候连地方武装都打不过。

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伤员,得不到救治,很多重伤的官兵,直接被遗弃在道边,每隔几米,路边的草丛就躺下几个发出微弱呻吟声的战士,非常凄凉,很多人看了之后心灰意冷。

但这也是无奈,一支孤军没有后勤,缺医少药不说,还要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保证行军效率,也不得不如此。

井冈山会师之后,虽然不用长距离转移,但由于缺医少药,伤病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有红色华佗之称呼的戴济民,曾这样回忆1930年毛泽东请他救治伤病时的情形。

“遍地睡的都是伤病员,既没有床,也没有铺盖,直接躺在地上稻草上,盖着棉袍子,室内臭气熏天,苍蝇乱飞,揭开伤员的盖衣,能看见伤口露出的骨头和流出的脓水,同时还有成堆的蛆沾在伤口……”

长征的时候伤病员也很惨,因为跟不上部队的被留下或者被寄养在群众家里了。1934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其中留下了3万多伤病员。

1957年陈毅回忆起来这件事,依然忿忿不平,因为当年长征19341011日出发,1010日才告诉他大部队要走,而他被留下了(还有项英)。

类似的还有秦基伟,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秦基伟的胳膊受伤了,他被安排寄养到群众家里,但是他心情极为复杂。

他心想,我已经是红军了,而且入了党,当了连长,现在不要我了,让我到哪儿去呢?这里全是白区,群众觉悟不高,留在老百姓家里,要药没药,凶多吉少。

所以他悄悄滴尾随部队前行。然而几天之后,他伤情变重,部队再次准备把他留下,他坚决要求随军前行。

为了不给部队添加麻烦,他强打精神、强忍疼痛。由于行军途中既没有药,也没人照料,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口一点点溃烂,没有一点办法。

行军休息和宿营时,他就解开绷带,任脓血往下淌,那个臭味,连自己都受不了。走的时候,再用那条沾满脓血的绷带绷上。

后来他伤势再次加重,性命可能不保,上级准备安排他在一处寺庙养伤,等伤好了再找大部队。

秦基伟听后拒绝了,他还是那句话:“我死也不离开红军!首长请放心,我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就是爬,我也要爬过秦岭去!”

就这样,他咬着牙,穿着单衣,忍着疼痛和饥饿,连着爬过了九座海拔两三千米的雪山,到达四川巴中,这时的右小臂烂掉了大半边,连骨头都能看见。

而这时,他又得了伤寒病,头发都掉光了。幸好得到巴中一位老中医的治疗,他才慢慢熬过来了。

那一年,他18岁。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领的15军是上甘岭战役的主力。

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他担任阅兵总指挥。1988年,他开始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革命哪有那么潇洒,首先你要战胜敌人,此外你还要用超人的意志战胜饥饿、战胜严寒、战胜病魔和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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