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二篇《我命由我不由天——毛泽东对人民的贡献》中，蛋总提到，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高兴得像个65岁的孩子，兴奋得一夜没睡着，一直到第二天拂晓。
他站在窗前，遥望南方，然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首七律《送瘟神》。写完之后，还不过瘾，又写了一首。
这种类似的兴奋状况并不多，要知道长征胜利以及1949年的解放军占领南京也是夜不能寐，但是都只写了一首七律，这次一口气写了两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第一首描写血吸虫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极大危害，写出了旧社会疫区人民的无限辛酸。第二首写新社会，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改造天地、消灭瘟疫的动人情景。
毛泽东是一位极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伟人，可以说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从没被什么困难和危险吓倒过，也很少因为工作的事情而生气。
但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突然大发雷霆，把前来汇报工作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弄懵了，因为他原以为自己会得到主席的表扬。
钱信忠的确受委屈了。他是开国少将，红色卫生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两度出任卫生部部长。
卫生部的任务其实挺艰巨，因为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3670个，医疗床位8.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
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就拿合肥来说，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只有一所医疗机构，床位十二张，房屋13间，工作人员12名，其中医生两名。
但是到了1965年钱信忠给主席的报告中，全国床位数量增加到了103.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40多万人，卫生机构数增加到了224266人。
相比1949年，医疗机构数涨了60倍，病床数增加11倍，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90多万人，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但是主席为什么发飙呢？
因为他看到70%医务人员在大城市，20% 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毛泽东怒了：“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他接着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尖锐地指出：“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随后他作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于是，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县都有了人民医院，全国各乡镇也都有了卫生院，村里设置了卫生室，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群体迅速崛起。
你别看不起这种医生，我认为这种医生实战水平还是挺高的，虽然治不了大病、做不了手术，但治疗常见病经验很丰富，关键是还很方便。
在1990年以前，农村的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出村看病，那只能靠人拉车或套牲口车。如果是紧急情况，出村看病根本来不及。 赶上下雨，道路泥泞，出村简直是一场灾难。
但是有了赤脚医生之后，就方便多了，24小时候诊，半夜也可以敲门，进行紧急抢救。赤脚医生还可以随时背着小药箱上门服务。
赤脚医生看病价格还便宜，在2005年左右，看感冒咳嗽，几毛钱的药就差不多了。那些药全是廉价有效的药，而且是简装，一瓶一百片的那种。
不像现在，几十块钱买一盒，盒子看似不小，打开一看只有6片。而且一顿要吃两片三片，只够用一天。
由于是乡里乡亲的街坊，平时知根知底，交流起来也没有障碍，所以医患关系特别好，病人尊重医生，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是一种极具人情味的医疗制度。
1968年，毛泽东看了一篇关于赤脚医生的报道，非常满意，提笔写下了“赤脚医生就是好” 。
毛泽东这一怒，把停下来的农村合作医疗也再次推动起来。现在的农村合作医疗为啥叫“新农合”？是区别于建国初期的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诞生于合作化运动中，由社员出资共建的一种集体医疗保健制度，但是普及率不行，1964年只有30%的公社和大队在维持。
六二六指示之后，合作医疗再次被重视起来，1969年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1975年底覆盖率达到了85%。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一份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这就是毛泽东的喜与忧，喜因人民群众，忧也因人民群众。这不正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
我们接下来，探究一下毛泽东卫生健康思想的历史脉络，这跟他的生活经历以及革命经历息息相关，因为他来自人民群众，他来自基层。
（二）饱满的理想，残酷的现实
前几篇文章，蛋总已经写了，民国时期，中国人民被瘟疫威胁，被病痛折磨，那个时候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也不是没有道理。
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想救国救民、强国强种的名人，都是从学医入手的。比如孙中山，比如鲁迅，还比如郭沫若，孙中山还是澳门镜湖医院的第一位华人西医。
但是后来，他们有的从政，有的从文，企图从政治上、思想上唤醒中国人。毛泽东一步到位，在1917年，提出了思想和身体都要健康。
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体育之研究》，至今读起来仍发人深省，其中有一句叫：“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几个月后，他在《七言·残句》写下了豪言壮语：“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
那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少（24岁），又酷爱锻炼，朝气蓬勃、自信满满。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亲友，还是革命同志，都曾遭到病魔的侵袭，这让他认识到瘟神和病魔的巨大危害。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母亲其实一共生了五男二女，但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所以在旧社会，拉扯大一个孩子多不容易，简直是一场俄罗斯轮盘式的死亡游戏。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的身体恐怕也就不行了。
比如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在1919年就病逝了，年仅53岁，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不相信死神会真的降临到自己母亲身上。
没过几个月，他的恩师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的父亲，也因病去世，年仅49岁。然而6天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贻昌）也因伤寒病去世了，年仅50岁。
这几件事，也可以折射出当年的卫生防疫和医疗条件。富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健康和寿命尚且如此，更别提中农、贫农和无产阶级了。
（三）战伤瘟疫威胁下的人民军队
刚才说了，拉扯大一个孩子不容易，那么在敌人围剿下，拉扯大一支队伍更是难上加难，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炮，还要面对瘟神和病魔。
因为战争会造成大量伤亡，尸体是瘟疫的温床，伤员也更容易感染。由于集体生活，为病菌病毒的扩散提供了便利，就算是健康的士兵，也很难逃过一劫。
在襁褓之中的人民军队，由于敌人的围剿，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缺医少药不说，连干净的饮食都吃不上，身体极其虚弱，出现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
最惨的时候，就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新生的人民军队没有完整的医疗队，但是有大量的伤员，后来传染病也流行了起来，最典型的就是疟疾。
疟疾主要靠蚊虫叮咬传播，常表现为畏寒发热，浑身颤抖等。由于发病时病人体温忽冷忽热，并多为间歇式发作，所以被称为打摆子，还可能致命。
《亮剑》里李云龙也打过摆子，发作后浑身哆嗦，没有力气，失去了行动能力。结果被和尚一巴掌打昏背走了，算是捡了一条命。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之后的南下途中得过恶性疟疾，高烧达40度，病情沉重，身体瘦弱，脸色铁青，非常痛苦。
病情发作最厉害的时候，连稀粥都无法吃下去，有时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还在喊：冲啊，冲啊……
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还被打散了。为了减少目标，聂荣臻和叶挺遣散了警卫，两个人架起了周恩来连夜突围，最后转移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油麻地的一栋别墅里，请了一位名叫范桂霞的女教师假扮妻子护理。
当时周恩来已经昏迷不醒，经过三天三夜的护理，他才慢慢醒了过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才能下地 ，一个半月后基本恢复了健康。
毛泽东也得过两次疟疾。第一次是在1929年7月末，那时他政治上也失意，丢掉了前委选举（输给了陈毅），离开了红军，到闽西工作，心情一度比较低落。
所以我们再读他这时的诗作《采桑子·重阳》，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由于没有药，他一直病到了11月下旬，一度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以至于国民党曾造谣，说毛泽东已经病故。
11月的时候，其实还没好，但是好消息来了，“九月来信”再次请他出山主持工作，于是他坐着担架去参加了古田会议，与此同时，他的疟疾也逐渐好了起来。
毛泽东再次患上疟疾，是在1934年9月，也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比上次还严重，高烧曾烧到41度，所以长征出发的时候，他跟王稼祥都是担架抬着走的。
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其实红军中的大部分人都得过疟疾，包括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徐向前、陈赓、贺子珍、张万年、周士第、耿飚、张震、任弼时、李德等等。
比如彭德怀，打摆子也有好几次。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他是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第一是过度劳累抵抗力差，第二是军队中本来就流行；第三是伙食不好，卫生条件也不好。
这种疾病蔓延起来是非常恐怖的，非战斗减员严重，极影响士气。三湾改编前，秋收起义的队伍，有一个团三分之二官兵都患上了疟疾和痢疾。海陆丰起义90%的人员都曾患有疟疾和皮肤病。
问题是秋收起义军中，没有一个正规医生，只有一个姓陈的小伙子，学过一点中医的皮毛，水平不高还没有药，也真难为他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伤员，但负责担架的人员也很少。这样一来，行军路上呻吟声不绝于耳，士气十分低落。有不少人陆续掉队，或者当了逃兵。
其实南昌起义军更惨，由于没有经验，对伤病员的问题没有特别注意，没有正式的卫生处和卫生队，起义军南下过程中一直被伤病所困扰。
南下路上，由于吃不洁净的食物，喝不洁净的水，加上风餐露宿，很多战士痢疾拉肚子，以至于有时候连地方武装都打不过。
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伤员，得不到救治，很多重伤的官兵，直接被遗弃在道边，每隔几米，路边的草丛就躺下几个发出微弱呻吟声的战士，非常凄凉，很多人看了之后心灰意冷。
但这也是无奈，一支孤军没有后勤，缺医少药不说，还要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保证行军效率，也不得不如此。
井冈山会师之后，虽然不用长距离转移，但由于缺医少药，伤病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有红色华佗之称呼的戴济民，曾这样回忆1930年毛泽东请他救治伤病时的情形。
“遍地睡的都是伤病员，既没有床，也没有铺盖，直接躺在地上稻草上，盖着棉袍子，室内臭气熏天，苍蝇乱飞，揭开伤员的盖衣，能看见伤口露出的骨头和流出的脓水，同时还有成堆的蛆沾在伤口……”
长征的时候伤病员也很惨，因为跟不上部队的被留下或者被寄养在群众家里了。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其中留下了3万多伤病员。
1957年陈毅回忆起来这件事，依然忿忿不平，因为当年长征1934年10月11日出发，10月10日才告诉他大部队要走，而他被留下了（还有项英）。
类似的还有秦基伟，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秦基伟的胳膊受伤了，他被安排寄养到群众家里，但是他心情极为复杂。
他心想，我已经是红军了，而且入了党，当了连长，现在不要我了，让我到哪儿去呢？这里全是白区，群众觉悟不高，留在老百姓家里，要药没药，凶多吉少。
所以他悄悄滴尾随部队前行。然而几天之后，他伤情变重，部队再次准备把他留下，他坚决要求随军前行。
为了不给部队添加麻烦，他强打精神、强忍疼痛。由于行军途中既没有药，也没人照料，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口一点点溃烂，没有一点办法。
行军休息和宿营时，他就解开绷带，任脓血往下淌，那个臭味，连自己都受不了。走的时候，再用那条沾满脓血的绷带绷上。
后来他伤势再次加重，性命可能不保，上级准备安排他在一处寺庙养伤，等伤好了再找大部队。
秦基伟听后拒绝了，他还是那句话：“我死也不离开红军！首长请放心，我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就是爬，我也要爬过秦岭去！”
就这样，他咬着牙，穿着单衣，忍着疼痛和饥饿，连着爬过了九座海拔两三千米的雪山，到达四川巴中，这时的右小臂烂掉了大半边，连骨头都能看见。
而这时，他又得了伤寒病，头发都掉光了。幸好得到巴中一位老中医的治疗，他才慢慢熬过来了。
那一年，他18岁。后来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领的15军是上甘岭战役的主力。
1984年国庆35周年大阅兵，他担任阅兵总指挥。1988年，他开始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革命哪有那么潇洒，首先你要战胜敌人，此外你还要用超人的意志战胜饥饿、战胜严寒、战胜病魔和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