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还破天荒地为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1]，他们理论缺点是其优点的过度运用：他们在纸稿上尽情挥洒他们天才想象的同时，又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一部部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2]，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
与麦金德同时代的美国海权论的先驱学者马汉也谈资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问题，但他的帝国主义视角将地缘政治的本质本末倒置了。他片面地强调“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但他忽视了目标的过度的扩张则会导致能力不足，结果反被目标所压垮的问题。他说：
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 3]
马汉的著作在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风靡一时，并对这两个国家及后来的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造成很大的影响。
卡尔•豪斯浩弗[4]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5]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6]。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7]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8]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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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7年，麦金德在一次讲演中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页。）英国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对麦金的贡献予以肯定，他认为：“现在，全球体系的概念对收盘定局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将会对所有未来地理政治学思想有着深邃的影响，而且这种概念已经与哈尔福尔·麦金德爵士的名字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2]塞壬（Siren）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或鸟首人身、甚至跟美人鱼相类似）的怪物，经常飞降在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又被称为海妖。塞壬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角碓沉没。
[3]［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4]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年），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生于慕尼黑，曾任日本陆军炮兵教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德国少将军官。战后任慕尼黑大学地理学和军事学教授。希特勒上台后，被任命为地缘政治学院院长和德国科学院院长。主编《地缘政治学杂志》。著有《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原理、实质与目的》《防御地缘政治学》等。
[5]［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6]［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7]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英国政治家，1898～1905年任印度总督。著有《中亚细亚的俄国》《波斯与波斯问题》《远东问题：日本朝鲜中国》《边疆线》等。
[8]［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9]［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