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模式即精英模式。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最早在中国推行拉美模式的人。拉美模式的特点是依赖外国资本，通过官僚体制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然后牺牲工农的利益满足已给国际资本让渡了巨额利益的国内资本，发展官僚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使他们从买办利益中获得财富，其结果是越发展国家越贫困，工农损失越大，最后工农纷纷破产，许多人走向格瓦拉式的革命道路。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重视农民问题，但蒋介石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反水了，他突然支持地主和官僚买办阶层，原因是他的政权建立在乡绅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些基础是海外资本。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除印度外，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是亚洲较早的、但是规模最大的拉美道路的试验国。蒋介石建立的政权属于讨好国外资本、高额剥削国内工农的拉美式政权。结果，中国发展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发展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越发展工农破产越厉害。因“发展”而衰退，是蒋介石政权垮台的真实原因。
蒋介石跑到台湾前，陈仪在台湾推行只照顾精英利益的治台政策，结果，与他在治理大陆时的政策的结果一样，搞出个声势浩大的“二二八起义”[1]。所以说，那时的“星星之火”主要是蒋介石播下并点燃的，而国内的精英主义和依赖外资的买办政策对此更是火上浇油。与印度不同，中国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因此，在中国政治中，谁都能得罪，就是不能得罪作为“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根本利益就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奋斗，蒋介石领导精英并为地主买办的利益奋斗，结果后者失去了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在今天又有人提倡精英主义——这是国民党文化的精髓，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就是表达了他要为了人民决心与精英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知道，有精英就会拉大阶层差距，有阶层差距就有“垃圾人口”的说法；有地主，就有“李自成”，有“李自成”就有人民革命，结果历史又进入改革已不能而只能用革命来消除由阶级差距产生的阶级压迫的恶循环——毛泽东说这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3]而一旦中国进入阶级间的内战，那中国就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饕餮盛宴，再翻身就难了。蒋介石国民党已是前车之鉴.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希望党的干部不要吃民主革命的老本，要再为社会主义立新功。毛泽东晚年想得最多了恐怕就是这个。
身为学者，我在想，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十三亿人，其中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可以移居国外，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必须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人才可能有规律，规律的本质是由绝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规定的。因此，中国学者的学术活动只有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为必须在自己土地上奋斗的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可以随时抽身的精英服务。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改革及其学术才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不朽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