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丘吉尔和罗斯福远赴重洋来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镇雅尔塔。
此次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拿出了非常详细的“联合国方案”，以此作为战后新秩序的框架。
在最核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方面，除美、苏、英三大强权外，罗斯福力主将中国也纳入该名单。
我们很容易理解，罗斯福拉抬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制衡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力，至于说蒋介石后来败退台湾，则是其无法预料到的。
以今天的视角看，罗斯福此举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我们很难想象假如中国不是常任理事国，当今世界将是怎样一般情景，会对联合国发挥全球影响力带来多么大的冲击。
至于说法国，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要归功于两方面因素。
法国本土沦陷后，迁到英国从事抵抗的戴高乐一直在整合法国海外殖民地，至诺曼底登陆前夕，法国临时政府已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挂牌成立，麾下拥有38万人的地面部队，戴高乐本人也是以临时政府首脑的身份重返法国。
为了阻止苏联势力深入欧洲大陆，英美急需扶植德法与苏联抗衡，同时还要德法相互制约，于是把法国拉入“五大国”行列便水到渠成。
左图为1949年建造中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右图为建成后的大楼。
在联合国众多制度性安排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向来备受关注，它本质上是在二战末期特定国际形势下设计的一项制度，为了保障主要战胜国的意志。
随着国际形势进入美苏争霸年代，“一票否决权”迅速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
苏联仅在1946-1965年就使用了100多次否决权，其中近半数用在了会员国申请问题上，即否决亲西方国家加入联合国。
站在莫斯科的角度，面对西方阵营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它根本无法在安理会通过自己的提议，只能通过否决权来施加影响力，以换取西方在部分议题上的妥协。
当然，同期的英国法国也好不到哪去，只要牵扯到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殖民地问题，英法便会以否决权的形式予以制止。
美国首次行使否决权是1970年，首次单独行使否决权为1972年，目的是阻止制裁以色列的议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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