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聊了《人民军队的武器进化史》，这篇再来聊聊解放军进藏的事，从一个小的角度看看教员的地缘战略、解放军的战术布置、以及新中国收复国际势力干涉地区的节奏。
山西东南部的长治、晋城地区，因为地势高昂，古人便以“地极高，与天为党”的寓意，命名为“上党”。
在乱世争霸的时候，哪方势力得到上党，便能通过“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白陉、太行陉，威胁河北、山东、河南的安全。除此之外，山西汾河流域的临汾、太原也在上党的兵锋之下。
战国时期，秦、赵爆发的长平之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夺上党，争夺定鼎中原的战略主动权。
而在整个亚洲东部的范围内，青藏高原也有类似的地理优势。
仅从地势高低来看，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周围的四川平均海拔2598米、甘肃河西走廊的平均海拔1500米、新疆的平均海拔不足1000米，恒河平原的平均海拔最低，仅有10米。
可以说，青藏高原就是亚洲东部的上党，哪个国家拥有青藏高原，就拥有了亚洲东部的战略主动权。
早在唐朝初期，吐蕃的松赞干布就不断侵扰四川、甘肃等地，并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利用青藏高原的地理优势为吐蕃争取利益。
百余年后，吐蕃趁唐朝爆发安史之乱的机会，逐渐吞并了大片唐朝国土，把东至陕西凤翔、西至新疆葱岭、北至内蒙古额济纳、南至喜马拉雅山的土地都纳入治下。
这是吐蕃的极盛时期，也是青藏高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历史阶段。
到了明朝成立以后，朱元璋鉴于吐蕃侵唐的教训，以及明朝经略西北的需求，做了两手准备。
其一是命使者深入青藏高原，招抚元朝册封的帝师、法王等实力派。
在明朝的招抚下，公元1373年2月，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抵达应天（南京），被朱元璋册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举荐的60人，朱元璋也分别授予官职。
随后，朱元璋设立朵甘指挥使司、乌斯藏指挥使司、两个宣慰使司、一个元帅府、四个招讨使司、十三个万户府、四个千户所，用来封赏喃加巴藏卜等实力派。
朱元璋设立这两个指挥使司，其实就是以“众建诸侯少其力”的手段，拆分青藏高原，用陕西和四川制朵甘、用朵甘制乌斯藏。
公元1377年，朵甘和乌斯藏的一些部落酋长不安分，经常抢劫朝贡明朝的使者，于是朱元璋命征西将军邓愈、副将沐英统兵西征，一路追至昆仑山，斩杀并俘虏万余人，缴获牛羊马十余万头，号称“西略川藏，耀兵昆仑。”
次年，沐英继任征西将军，统帅副将王弼和蓝玉再次西征，“拓地数千里，俘男女二万，杂畜二十余万。”
经过这一番文攻武略，朱元璋基本把青藏高原纳入治下。
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把这一治藏策略发挥到极致。
公元1720年，为了削弱准噶尔汗国的实力，康熙皇帝命定西将军噶尔弼、副将岳钟琪统兵进入拉萨，清朝开始实控西藏。
公元1723年，年羹尧和岳钟琪平定青海叛乱，次年，雍正皇帝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公元1728年，雍正皇帝设立西藏办事大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共同处理西藏事务。
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设立噶厦制度，以“三俗一僧”等四位噶伦，负责西藏的日常行政事务，但每件政务都需呈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经批准后才能施行。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创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活佛转世必须朝廷批准，未经批准不能擅自转世。
乾隆皇帝的两项制度，给清朝用政、教两种方式治理西藏，铺平道路。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中国王朝很早就认识到西藏的重要性，付出巨大的代价，把西藏带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经过长达四百年的探索，明清两朝也摸索出一套治理西藏的可行办法。
所以，西藏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是中国国防不可缺失的一环，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
仅仅是平均海拔4000米和10米的数字对比，就能证明，西藏就是印度的天险门户。
如果不能控制西藏，恒河平原就没有安全可言，印度就像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北宋一样，时刻提心吊胆。
而一旦夺取西藏，印度便能和辽国威胁北宋一样，随时威胁中国内地的安全，确立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主动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殖民印度以后，便开始征服缅甸、马六甲海峡、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起横跨东南亚、波斯湾的英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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