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因为易烊干玺考编的事，我写了篇短文，主要从“政治与文艺”之间的矛盾对立来分析明星考编的深层逻辑。
“政治与文艺”之间微妙的关系，确实深刻影响着影视圈的走向，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但是，影视圈其实还存在另一组矛盾，即“资本与文艺”。不了解这层矛盾,很多现象就无法解释，比如，为什么香港的黑帮电影，基本出现在1985-1997年？
为什么90年代是中国电影人眼中的“黄金时代”?
为什么现在的烂片越来越多？
所以，要看懂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影视圈，尤其是当下影视圈的乱象，必须同时把“政治VS文艺”、“资本VS文艺”这两组矛盾同时考虑进去。
于是在上次那篇短文的基础上，有了这篇长文。
01
中国的影视业，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民国时期;
2、1949年-1992年;
3、1993年至今。
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的影视业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后才繁荣起来的，其实不是。
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的电影工业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当美国好莱坞开始崛起，中国的影视业也繁荣起来，并先后诞生了三家影视巨头：偏左派的联华影业，偏鸳鸯蝴蝶派的明星电影，以及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
所以当好莱坞推出了《摩登时代》《断魂蓝桥》《乱世佳人》，中国也拍出了《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深闺疑云》《小城之春》
当时中国的这些影片，和好莱坞的差距并不大，尤其是用上海一家人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八年抗战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费穆的《小城之春》。2005年，《小城之春》被金像奖评为百年百大电影第一名，我记得当年上影视鉴赏课的时候，一向高冷的教授竟花了整整四堂课来分析这部电影为什么牛逼。
照这么下去，当时中国的影视业追赶美国好莱坞，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好死不死，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影视三巨头有的被炸，有的分崩离析，有的把重心转移到了香港。比如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后来就成了香港的影视大佬，所以，后来香港影视业的繁荣，不过是三四十年代大陆影视业的一种延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手上海幸存下来的所有摄影场地，垄断了电影行业。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电影公司又被国家收编，比如拍出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三毛流浪记》的昆仑影业公司，就被并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至此，中国的影视业实现了全面国有化，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先后出现的16家“国营”制片厂开始垄断电影的摄制。所以无论你是想拍电影，还是想演电影，都得先入编，比如1984年，姜文一毕业就进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就是现在易烊千玺想考的国家话剧院），刘晓庆也在70年代进入成都的文工团，后又调入北影厂。
文艺工作者进编制的执念，就是这么种下的，为的是能“合法”地搞文艺。
国家垄断电影业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面是，文艺工作者可以心无杂念地搞文艺，不容易被商业化。那个年代，很多文艺工作者简直是在用雷锋精神搞文艺。当年拍《西游记》，因为财政拨款有限，全剧组的人克服万难，缺人，就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比如负责武打和美术的人，同时扮演了顺风耳、黑熊精、土地爷、黄狮精、强盗……..买不起白马，他们就把黑马刷成白马。剧组穷成这样，但还是有人说剧组是在拿国家的钱游山玩水，结果调查组跑去一看，被剧组的艰苦条件吓了一跳。
但弊端是，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容易被束手束脚，极端情况下，整个文艺圈都可能“革命样板戏”化。文艺工作者也往往只考虑上面的意见，不考虑观众的意见，导致文艺作品严重脱离大众需求。其结果就是，大家都不进电影院了。
这样一来，北影厂等国企的创收就成了大问题。
所以在改开的大背景下，影视行业也开始流行白猫黑猫论，搞钱成了头等大事。
当时国家开始放宽对影片的审查，甚至暗戳戳地鼓励大家去拍“商业片”（当的还不敢大张旗鼓地搞钱，只能含含糊糊地说是“娱乐片”），于是有了《神秘的大佛》《峨眉飞盗》《银蛇谋杀案》等一系列有着悬疑、武打等商业元素的片子面世，甚至出现了像《凶宅美人头》、《圣保罗医院之谜》这样集恐怖、悬疑、色情于一身的土嗨电影。
但即便这样，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还是穷得叮当响。
1982年，票价只要3毛钱的《少林寺》创下了1.6亿元的票房纪录，观影人数超过5亿，而当时全国的人口数，也不过10亿。
但不要以为当年因这部片子而大火的李连杰能多有钱，他当时一天的片酬，其实只够他自己买三张电影票。所以当他听说香港演死尸的龙套每天都能拿到50元补贴，
他非常崩溃。后来去香港演《南北少林》，他就主动找到导演，说要在工作之余演死尸，这样能多点赚点。
同样因贫穷而自卑的，还有当时的“巨星” 刘晓庆。
1986年拍摄《火烧圆明园》时，她发现同剧组的香港演员梁家辉天天有肉吃。
委屈得嗷嗷大哭，因为她每天只能吃馒头和咸菜。
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之所以穷，表面看来，是因为他们都是国企职工，不管是明星还是龙套，工资都是固定的。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各大电影厂拍摄的所有影片，无论质量如何，都由中影公司（后由中宣部直属）统购统销。比如，1979年，刘晓庆演的《神秘的大佛》虽然创下了票房收入过亿的纪录，但和所有片子一样，还是“廉价”地被中影公司统购统销，最后导演、编剧拿到的分镜头稿费只有500元。
为了改变这种畸形的市场机制，1980年，全国八大电影厂开会，和中影公司商量影片按质售卖的可行性，对方当场就拒绝了，只答应每部片子的价格从70万统一上涨到90万。
1987年，在中国电影展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又把矛头指向中影公司，说要打破压在电影制片厂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果话还没说完，中影公司的全体中层干部就齐刷刷地离场，一点面子都不给。
这次冲突之后，为了打压吴天明的气焰，西影厂的《孩子王》没有被列入在参加影展的正式片目之内。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不管西影厂，还是西影厂的厂长吴天明，在影视圈都很有声望。因为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这一代），很多都是在西影厂和吴天明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没有西影厂和吴天明，也许就没有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红高粱》，田壮壮的《盗马贼》…..就连后来星爷的《大话西游》，其实也是和西影厂联合拍摄的。
但是，在中影公司面前，西影厂和吴天明还是卑微得像个孙子，还是个很穷的孙子。
02
电影工作者的清苦日子，一直持续到1993年。
这一年，广电印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改变“统购统销”政策。之后，政策又继续放宽，先是允许电影制片厂直接进入市场，后又打破16家制片厂的摄制垄断，允许社会资本参与电影制作。
至1997年，国家对电影业的垄断已彻底被打破，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影视业。
于是，1993年有了《霸王别姬》，1994年有了《活着》，1995年有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大话西游》，1997年开始有了冯小刚的贺岁片……同时，华谊、博纳、光线传媒等民营企业开始崛起。
按理说，此时文艺工作者应该会抛弃对编制的执念。但现实是，明星还在陆续进编制，为啥呢？
原因之一，当然是为了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身份认同，毕竟如果你只是一个明星，哪天一过气，就成了过气艺人，但如果你进了编，即使过气了，那也是人民的“老艺术家”，还能领工资。
但还有另一个更隐秘的原因。
我们先从一个现象说起。
2009年，为了迎接建国六十周年，韩三平集结各路人马献上了《建国大业》，但这部明星多到让人数不过来的大片，成本还不到3000万，和现在明星动不动就过亿的天价片酬相比，这点钱简直不算钱。这部影片能把成本控制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各路明星自愿以零片酬出演，之后的《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也是这样。
韩三平何许人也，居然能攒这么大一个局？
如果我们了解韩三平这个人，也就能理解为啥明星们要考编了。
1977年，韩三平进入峨眉电影制片厂;
1994年转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1999年，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等8家单位重组为中国电影集团（简称“中影集团”，现由中宣部直属，也是中国大陆最有实力、产量最大的电影公司），并由韩三平出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8年后，韩三平升为董事长。
同时，从1994年开始，趁着国家开始任影视行业搞市场体制改革，韩三平就一路扶持姜文、冯小刚、宁浩等新人，于是搞出了冯小刚的贺岁档、宁浩的疯狂系列…….
这就是我们哪哪都能看到“韩三平”三个字的原因。
韩三平的巨大能量，来自于他能利用自己的身份，以及对国家意志的精准揣测，游刃有余地游走于政治与艺术之间，充当起之间的桥梁和润滑剂。艺术家的通病，是喜欢埋头搞艺术，不把政治放眼里，因此吃了很多血亏。就说冯小刚吧，他应该算是圈内很会来事的人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差点被各种审核逼疯了，直到遇见了韩三平，冯小刚才开始一路开挂。
因为特殊的身份，在很多人看来，“韩三平”三个字就相当于达成共识的某种暗号，也就是说，只要影片中出现了“韩三平”三个字，等于是盖了个“过审”的戳儿。
所以，当年《隐秘的角落》大火的时候，有网友就留言：“多亏监制是韩三平……
2018年，大家都在讨论《我不是药神》是怎么过审的，有人就分析，因为影片的编剧之一是韩三平的女儿。
当然，并不是说韩三平本身有多大的权力，而是说，在政治和艺术之间摸爬滚打多年，韩三平早已熟稔如何在二者的夹缝中生存，具有极高的生存智慧。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影视业经过了市场化改革，但想要更好地搞文艺，依然要恪守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所以这些年，中国涌现出了两类影片，一类是《夏洛特烦恼》《失恋33天》《人在囧途》……另一类是《建国大业》《长津湖》《我不是药神》《鬼子来了》…..后者往往比前者有更大的野心，同时也承担着更高的风险，如果你选择了后者，就需要类似“韩三平”的政治身份和智慧。
这一点，也反映在电视剧的创作上。
举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