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老何因为工作原因前往了东部的诸多省份。除了完成工作，老何也忙里偷闲地同一些企业家朋友进行了沟通，掌握了一些情况和看待现象的新视角。
今天，老何便同读者们分享其中一些方便公开的内容。
这几年，很多资本都在离开，一些企业家也肉身跑到了外部。
从宏观上说，这是地缘对峙的体现。老美觉得在原有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他们的生产效率无法超过我们；直接搞武装冲突也无法稳赢。
于是，老美只好通过非市场手段迫使资本“脱钩”、“去风险”，或者设置贸易壁垒搞两个市场。（《桌面下的角斗》）
对此，资本的天性决定了它们自然要趋利避害。
但是，我们内部的一些阻碍市场发展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正如前文（《大炮打黄瓜的真相》）所说，我们制定规则上本就倾向于强监管，加上诸多对执法、司法起具体指导作用的规则都是相关部门制定的，他们自然会给自己更多授权、给市场、社会主体设置更多约束条件。
从制定者的角度看，这样的好处自然很多：
自己对经济社会的管控能力比较强大，市场、社会主体都处于普遍被约束的状态，想做一些事就必须征得监管的批准；
至于一些轻微的越轨，监管在平常也会予以默许，只有在相关主体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这些不适应才会被拿上台面进行处置。
道路办何主任，公众号：三法司正道办大炮打黄瓜的真相
问题在于，对经济发展来说，市场形势的变化是很快的，企业经营也要求非常灵活。过于严苛的法律必然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
例如，疫情这一突发情况给口罩行业带来了短期的商机。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尽快抓住商机生产口罩，形势变化后再及时收缩、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