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历史地位极高，和山东的自然资源丰富是强相关的。
《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意思是姜太公受封齐国之后，尊重地方风俗，鼓励工商发展市场经济，并利用鱼、盐等自然资源充实国库，齐国很快成为地域性大国。
数百年后，齐桓公和管仲也做出相同的选择，他们修订军事制度、用鱼盐发展市场经济，给齐国霸业奠定了军事和经济基础——“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
鱼、盐、黄河灌溉的肥田，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山东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源，三者共同支撑起山东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山东东部的莱州（今属烟台），更是发现了黄金。
黄金是人类世界的硬通货，自古就有“盛世置地、乱世藏金”的说法，莱州发现黄金，便进一步提升了山东的经济地位。
隋朝任命的刺史辛公义，就在莱州昌阳县（莱阳县）开采金矿冶炼黄金，然后上贡给朝廷使用。李世民平定乱世、开创贞观治世以后，重开昌阳金矿，并在法律层面规定，黄金是莱州给朝廷的贡品。
不过，隋唐的主流货币是铜币和绢帛，黄金一般用做大宗货物交易、皇帝赏赐、富家转移资产的媒介，需求量不是很大，故而莱州的黄金产量也有限。
到了北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上对于金银等贵金属的需求猛增，而朝廷受冗员、冗兵、冗费和交纳岁币的拖累，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急需开辟新的财源。
在官、民两方的共同推动下，莱州的黄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公元1050年间，宋仁宗下诏，允许山东人民自由开采金矿冶炼黄金，但要接受政府的监管、收购。不久后，仅仅是黄金一项的赋税，莱州每年就能上交三千两。
公元1078年，北宋的金税达到10710两，其中莱州（烟台）上交4872两、登州（烟台、威海）上交4701两，两州金税占全国金税的90%左右。
山东黄金，自此便成为全国黄金的重要产地，此后千年，这一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时间进入抗战时期，山东的鱼、盐、粮食支撑起山东抗日根据地，给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山东烟台的黄金，则不断的运往延安，成为中央财政来源的重要补充，在经济层面支援着中国革命。
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按照三个师的标准发放经费。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延安的开销用度越来越大、八路军的兵员越来越多，国民政府发放的经费便不能满足需求。
1938年春，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汇报工作，教员就和他说：“延安的黄金和外汇非常匮乏，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都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
因为山东自古出产黄金，黎玉就决定，利用山东产黄金的有利条件，不惜一切代价开采黄金，送到延安缓解中央的财政压力。
那时山东的最大黄金产地，已不是隋唐北宋时期的莱州昌阳县，而是烟台招远县。
受益于近现代工业设备的进步，先后殖民山东的德国和日本，探明招远县境内分布着2000余条金矿脉，黄金储量千吨以上。德国退出山东以前，就在招远大力开采黄金。
“一战”期间，德国退出山东，全力投入欧洲战争，于是日本趁机侵略青岛，并逐渐向北渗透。日本势力抵达招远以后，便成立了一些实业公司，开始以入股、承包等名义掠夺招远的黄金。
抗战爆发前夕，尽管日本一度撤出招远，放弃了开采黄金，但随着国军兵败如山倒，日军逐渐吞并了整个华北地区，于是日军成立了“北支那开发公司”，负责修复招远的玲珑金矿，随后又和三菱矿业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每天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厂，重新开始掠夺黄金。
招远县的玲珑金矿，每吨矿石的含金量是100克左右，那么估算下来，日军每天能得到1.5万克、300两的黄金。
既然日军都在招远办厂采金了，八路军还能怎么搞黄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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