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时期对华策略总体上就是“三板斧”：
1、组织具有价值观基础的西方联盟，以集体的力量来对付中国，把地缘政治议题与经贸议题绑定，比如用乌克兰危机来破坏中欧经贸关系；
2、坚定遏制中国科技发展，采取制裁/出口管制+大规模产业补贴双向并举的策略，阻止中国经济向高阶产业链迈进；
3、死守第一岛链的同时不断巩固第二岛链阵地，组建美-日-韩三边同盟、美-日-菲三边同盟和美-英-澳AUKUS联盟。
第一条和第三条之前谈了很多，本篇重点聊聊第二条。
拜登以总统之尊与韩国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举行视频通话。会谈中，SK集团承诺对美追加投资220亿美元，拜登前后共说了九次“Thank you Tony（崔泰源英文名）”，还在官方推特账号上发了向崔泰源挥手的照片。
拜登任内一个极其重大的产业举措，是发起了对中国的“芯片战争”。
他通过施压美国盟友的方式阻止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和装备，并以大量财政补贴的形式吸引台积电、三星等公司赴美国建厂。
半导体行业是全球化产业链分工的典型代表，以备受关注的光刻机为例，其制造技术非常复杂，需要精密的光学系统、高精度的机械系统、精确的控制系统以及高端材料技术的支撑。
虽然光刻机产品贴着ASML（阿斯麦）的品牌标签，但组成光刻机的10万余个零部件中很多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企业。
有专业机构统计过，全球超过5000家供应商在为光刻机产业链提供了支持。
现阶段，美国极力统战的对象主要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荷兰，美方不断对他们威逼利诱，一方面开出补贴的条件，另一方面威胁严厉制裁。
说来有趣，美国人在地缘政治领域熟谙“均势理论”，放到产业领域也同样如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企业席卷全球的时候，华盛顿曾疯狂打压日本，扶持荷兰、韩国和台湾地区。
如今日本不行了，只剩10%的全球市场份额，美国又出来与日本搞联合，以打压其他几家。
佩洛西访台期间，与蔡英文、赖清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等人共进午餐（佩洛西在台19个小时里的唯一一顿正餐），合影时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站在赖清德旁边。
《外交政策》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篇题为“The Limits of the China Chip Ban”（对华芯片禁令的局限性）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美国政策的利弊。
作者认为，2022年，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实施了出口管制，以防止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和各类生产设备，从而“剥夺中国可用于实现武器现代化的尖端人工智能能力，并保护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商务部长雷蒙多原话）。
有强烈的迹象表明，这些控制措施正在加速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本土发展，并导致美国和盟友的芯片设备公司收入下降，进而剥夺了它们推动研发的资金。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保持领先技术优势都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其一是不惜牺牲掉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也要通过限制、制裁、出口管制等方式阻碍对手进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其二是聚焦于自我创新，通过兜售成熟产品给竞争对手，募集大量研发资金，用来开发领先的下一代产品。
前者显然是一种被动、保守、不自信的思路，而后者则更像是良性循环。
按照原文作者的观点，过去十年里中国半导体行业在芯片设计、模具和先进制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综合下来大概仅比美国落后约五年时间。
另外，原文作者也指出，出口管制对阻止中国军事现代化无济于事，因为目前的大多数武器系统并不依赖于受限制的先进芯片——军事系统优先考虑可靠、经过良好测试的芯片，而非拥有最先进性能的芯片。
即使具体到个别尖端领域，中国也可以通过各种私下渠道获得一定数量的先进芯片。
作者称，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尽管西方协调制裁的规模空前，但俄罗斯仍能进口大量战略产品，包括美国公司设计的半导体设备，这说明全球化时代想要实施100%的技术封锁是不现实的。
从长远看，出口管制将加速全球经济的分裂，加深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分歧，更有可能使两国陷入冲突——彼此间的依赖少了，掀桌子的成本自然就低了。
光刻机。阿斯麦是欧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4万名员工，其中2.4万人在荷兰工作。光刻机主要包括深紫外光刻机（DUV）和极紫外光刻机（EUV）两种类型，ASML占据高端DUV光刻机市场的90%，也是唯一掌握EUV光刻机技术的企业。
制裁和出口限制是一种典型的扭曲市场行为，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日本半导体企业在华“复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东京电子、尼康、索尼、佳能等公司曾在与荷兰阿斯麦、韩国三星、美国英特尔以及台积电的竞争中落败。
尼康和佳能在1990年代之前一度主导光刻机市场，但在最尖端的极紫外光刻机（EUV）开发竞争中败给了阿斯麦，于是在2010年之后，阿斯麦成为该领域的霸主，掌握全球市场份额的60%，日本企业则陷入困境。
然而最近几年，在美国发起的“芯片联盟”出口管制行动中，因老一代设备不在管制范围之内，于是阿斯麦的手下败将尼康和佳能开始进入中国厂家视线。
尽管它们的设备略显落后，但好歹可以起个过渡作用，有总比没有强。
不仅如此，中国公司还从日本厂家那里收购了不少二手光刻机等急需的高端设备，以至于东京电子、尼康、佳能等公司逆势开拓中国市场，颇有卷土重来的架势。
有了动力的日本光刻机大厂佳能近期开启了新一轮芯片制造设备研发，试图绕过阿斯麦的技术路线，寻求纳米压印等新路径，被认为“也将为中国半导体业提供一个发展先进制程的新思路”。
某种意义上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芯片战争中，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属于“追赶者”，颇有共同语言。
根据日经的一份调查报告，在近100位日本半导体厂商的高管中，40%的人表示将全力经营美国市场，其他60%的高管则指出，如果世界真的分裂成两大阵营，他们将在美中两个市场同时经营。
实际上，尽管日本错失了EUV光刻机，但它在光刻胶、掩膜、光掩膜制造等关键材料和设备方面仍具备强大实力，是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中不容小觑的玩家。
2024年4月16日，中德总理会晤期间中方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保护主义的“温室”培育不出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
企业是高度逐利的，一旦让它发现可以通过政策渠道（而非市场手段）打压竞争对手，就会不遗余力，但这本质上是反市场行为，只能谋一些短期利益，同时形成对政策的强依赖属性，长期看并不是件好事。
以思科为例，它为了鼓动美国政府打压华为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这么多年下来，其市场份额还是一步步减少。
再以美光为例，它曾大力游说白宫和国会制裁长江存储，一度迫使长江存储裁员10%，可经过一两年的缓冲，华为最新旗舰手机继续采用长江存储的芯片，后者仍持续推进自身技术进步，以至于美方认为“出口管制似乎打了一场败仗”。
还有拜登时期大名鼎鼎的《芯片法案》，得知政府要掏钱补贴后，美国企业迅速成立半导体联盟（SIAC），敦促国会尽可能快、尽可能多的通过补贴法案——要钱，要快钱，要源源不断的钱。
根据历史经验，补贴得来的产业不会比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萌发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如果说前者是温室里的花朵，那后者就是风雨中的野草，生命力不可同日而语。
市场需求是最伟大的创新土壤，尽管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有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源源不断的需求，就一定会有解决方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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