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公子:古稀老人和他们背后的电信兴衰|2019-05-24

上海卢湾区湖滨路新天地，原本是残破凋零的太平桥棚户区，没有卫生设备的旧式里弄错综其间。在经由香港商人罗康瑞的细心打造后，现代建筑围绕沧桑斑驳的石库门，相得益彰，成为上海滩必去不可的时尚地标。

罗康瑞的父亲罗鹰石是东南亚鼎鼎有名的亿万富豪，罗康瑞出生富裕家庭，成名于开发高端地产，离婚并迎娶选美小姐，后来还制作过真人秀电视节目，无怪乎被西方媒体这样介绍他——“中国特朗普”。

不过，1994年香港，当特朗普（Donald Trump）和罗康瑞双手紧紧相握时，特朗普才是有求而来的那一个。

一直以来，特朗普就是一位在纽约特立独行的富翁。一个多世纪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和阿斯特（Astor）家族用礼仪、慈善及艺术塑造了纽约上流社会圈子，就连那些利用粗野手段赚钱的人，也继承了这种文雅的面貌与作风。而特朗普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外，甚至完完全全的反面。纽约人际圈评价他，吝啬、粗鄙，凡事都要讨价还价，钟爱垃圾食品，痴迷金碧辉煌的品味犹如路易十四。

格格不入的品味，加上他动不动起诉别人的癖好，使他疏远了地产、银行、法律界的很多人。

90年代是他最倒霉的日子，特朗普的情妇Marla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形下，提前埋伏在了科罗拉多亚斯本的滑雪场，上演了一场小三挑衅原配的好戏。特朗普不仅收获一张被老婆抓花的脸，之后的离婚诉讼，分走了他将近一半的净资产。恰逢美国房市低迷，投资亏损严重，Trump不仅掉出了福布斯400的排名，而且在30亿美元的债务重压下，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他在纽约Riverside South的那片77英亩长条型的土地，已经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更不用说开发资金。

罗康瑞连同香港另一富豪公子郑家纯，看中了这块哈德逊河畔的土地，向绝境中的Trump伸出纾困的橄榄枝。但是当特朗普得知，谈判要在香港进行，却十分不愿意，觉得去到对方主场，会弱化自己的气势，在谈判中无法争取有利的地位。不过，鉴于并没有太多人愿意伸出援手，特朗普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不情愿地登上前往香港的飞机。

郑家纯和罗康瑞用一场高尔夫赌局迎接了特朗普，一生标榜自己擅长谈判的特朗普在这次香港之行中始终处于下风。比如，在香港吃中餐，然而特朗普并不会用筷子；郑裕彤提议喝酒，特朗普也不能喝酒。再比如，席间那条按照中国传统做法的蒸鱼，不同于纽约，鱼头连着鱼身端上了桌，特朗普看着鱼眼睛和牙齿，感到阵阵恶心。

一连几天的尬笑之后，罗康瑞和郑家纯接管了特朗普2.5亿美元的债务，再支付了特朗普9000万美元，收购特朗普Riverside South地块，承诺将来分给特朗普三成的利润，这对于绝境中的后者已是很好的条件。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决定在深圳创立一家叫华为的公司；同一年，特朗普第一次以商人身份在白宫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从此时开始，他多次公开表示有意竞选美国总统，虽然只是说说而已。

无人知晓，三十多年后，特朗普竟会真的成为美国总统，而那时的他，需要举一国之力，来阻挡科技巨头华为前进的步伐。

90年代的特朗普还仅仅在为公司生存四处奔走，他在香港为续命一搏的同一时刻，任正非刚刚在香港岛完成了华为事业的重要一跃。

中年任正非，因失误丢了工作，还背负了200万的债务，老婆也和他离了婚。12岁的孟晚舟童言无忌，对父亲任正非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上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从军多年，聚少离多，任正非觉得对家庭多有亏欠，女儿的无心之言，让他下了决心，结束军旅，南下深圳。

勉强凑到2万元，在深圳的一间简易房，任正非创办华为，从代理进口香港公司的模拟交换机开始。生活拮据到和父母、侄子同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母亲常在菜市场鱼虾摊边留意，鱼虾一死就买下，因为死鱼价格便宜很多。

在1949年中国电话普及率0.05%，即便40年后的1990年，固定电话普及率也仅仅1.1%，紧接着的十年间，这个数字就将飞速提高到50%。

面对喷涌而出的中国市场，西方巨头摩拳擦掌，带着雄厚的技术、资本和团队奔赴华夏大地，信誓旦旦要有一番作为。

彼时的中国电信市场，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七国八制”：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法国的阿尔卡特，加拿大的北电，比利时的BTM、德国的西门子和瑞典的爱立信。

巨头分割着中国的市场，也造成了电信机型和标准的混乱。

面对七国八制的来势汹汹，本土电信寄希望于“巨大中华”：巨龙通信背后是中国邮电部，大唐电信的出生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兴通讯，国有民办。江湖上讲究论资排名，民营企业华为被排在末尾。

成立之初的华为依靠代理PABX交换机赚得收益可观。小日子过得不错，其实安于现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任正非没有裹步不前，力排众议舍弃代理全力做自主研发。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工程师，凭借一款C&C08万门机，开始崭露头角。

同样，凭借销售和市场崭露头角的华为也没有裹步不前，开始持久且疯狂的科研投资。

但任正非此时面对的，可是欧美各国已经有百年发展历史的强劲对手。

“终于回来了！”

1981年的一天，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爱立信总部意气风发。时隔二十年后，这家公司再一次收到来自中国北京的订单。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瑞典电信巨人重新进入中国。

爱立信当然骄傲，他和中国的结缘可以追溯到1890年，通过向清政府出售人类最早的一批电话机，爱立信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至今官网上还挂着这张充满历史意义的照片。

彼时爱立信还是刚成立不久闯劲十足的电信新人，而百年之后的1990年代，爱立信的AXE数字电话交换机在世界范围内所向披靡，在全球安装总路线超过1亿条，服务人群千万，成了名副其实的电信巨人。

同一时间，在爱立信总部不远处的芬兰埃斯波，诺基亚(Nokia)迎来自己最好的时刻。在这家芬兰企业100多年的历史上，先后从事过木浆、纸板、皮靴、轮胎、橡胶、电缆、制药、天然气、石油和军事等多个行业，积累起丰厚的工业底蕴。当印有Nokia品牌的子弹从生产线上傲首挺胸鱼贯而行，冥冥之中，上帝选定它来为人类生产最坚硬的手机。

果然，1963年，多面手诺基亚进军电讯通讯行业，为军队和经济救援人员提供无线电通讯设备，很快在前台的电信终端（手机）和后台的电信设备（交换机）上都建树不凡。其中，自1982年开始，诺基亚开启了对于全球手机市场长达15年的绝对统治。北欧海盗成为屹立世界电信业的巨人。

当然，最可怕的对手还是来自美国。

从电线电报（Single-Wire Telegragh）的发明，到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现代电话，美国很早就在电信行业拔得头筹，并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保持绝对领导地位。

其中Bell的贡献再大书特书都不为过。由于母亲和妻子都是聋哑人，贝尔专注于听力的研究，在19世纪70年代，阴差阳错地发明了现代电话。这家由贝尔创立的人类第一家电话公司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y，也就是后来的AT&T (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公司，贝尔一只手托起了科研和商业的两座高峰。

不得不提的是，美国的崛起，既是贝尔和AT&T成功的背景，也是结果。这当中，一是电气化带来的时代变革，二是国内善待创新，鼓励竞争的正确政策，所谓国运，自古如此。

只能说，贝尔公司实在是太成功了。从设备制造到运营服务，AT&T在全产业链上优势明显，经营着全美80%的电话业务。1974年，由美国司法部发起针对AT&T的反垄断诉讼。面对很有可能输掉的诉讼，AT&T主动提出拆分，在1984年拆分成7个独立的区域公司。

鼓励竞争，是美国兴盛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1996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进一步移除进入市场的障碍，开放市场，鼓励竞争，企图以此加速先进信息技术的普及。

鼓励竞争带来的实惠很快显现，新的资金流入，消费者选项增多，价格下降，类似Sprint和MCI的新玩家，得以脱颖而出。

就在新的电信法案颁布的同一年，AT&T再一次分家，一分为三，其中电信设备、芯片、电源制造及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分离成为朗讯科技公司。

1996年，朗讯的运营总收入为 242.15 亿美元，而同年摩托罗拉为 279.73 亿美元，爱立信 187.66 亿美元、诺基亚为 85.6 亿美元。靠着AT&T的深厚积累，朗讯足以称霸一方，随后实现了连续14个季度的超预期增长。

赋予朗讯最强竞争力的并不是存量的规模，而是划到朗讯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多年垄断经营的巨大利润，支持其每年达20～3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贝尔公司多年积累的技术精华都在于此。85年间近3万项专利，这里诞生了电话、有声电影、晶体管、数字计算机、通信卫星。更重要的是，作为美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贝尔实验室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彪炳史册，11位科学家问鼎7项诺贝尔物理学奖，9项美国国家科学奖、8项美国国家科技奖。

而摩托罗拉（Motorola）则是美国电信行业另一颗明珠。1966年，完成人类第一次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向地球传回“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用的就是摩托罗拉通信设备。

在1973年，摩托罗拉发明了人类第一款无线移动电话。这部两块砖头大小的设备，价格贵到怀疑人生。但是在随后的模拟通信时代，奠定了摩托罗拉世界上唯一的手机制造商和顶级无线设备提供商的地位。

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往往具备一个特征：永不止步。芝加哥暴力犯罪激增，警察局长Orlando Wilson不想自己的巡警在马路上失去联系。摩托罗拉以此为契机，投入1亿美元开发了一款能够支持无线蜂窝网络的手持电话。

举重若轻间，摩托罗拉完成了人类由大哥大向现代手机的过渡。当Martion Cooper兴奋而挑衅地，用自己开发的手机原型拨通竞争对手AT&T旗下贝尔实验室的电话，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悄然向前迈进一大步。

相比朗讯、摩托罗拉当年的风光，另一家日后的通信巨头高通，在整个90年代则都是苦苦挣扎中求生存。

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犹太人海蒂·拉玛尔（Hedy Lamarr），为了躲避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追杀，由欧洲大陆逃到美国好莱坞。这位风姿绰约倾国倾城的三级片演员，佳片频出，但是在接戏之余，还有一项神奇的爱好——研究无线电通信。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海蒂小姐借鉴钢琴的原理发明“跳频技术”——通过频率跳变既加密信息又扩大通讯容量。在申请专利后，她将其无偿捐献给美国政府，希望祝后者在二战中痛击纳粹。

在经历艰苦研究之后，意大利犹太移民、数学家安德鲁·维特比AndrewViterbi，连同艾文·雅各布（Irwin MarkJacobs）在海蒂小姐的技术基础上，开发出CDMA（码分多址）商业化技术。由于立志于提供更好的通信（Quality Communications），几位学而优则商的教授为公司取名高通（Qualcomm）。

然而，想在通信行业里寻得立锥之地谈何容易。不用说美国本土对手，行业里爱立信、诺基亚都是历经百年的江湖领袖。

那边是百年老店跨国名企，这边是民企初生举步维艰；那边是技术资本面面俱到纵横捭阖，这边是土著八路吃住研发都在办公室。

好的市场区域已经被分割完毕，怎么办？华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去巨头不愿意去的市场。 1998年，华为和爱立信在中国黑龙江短兵相接，爱立信办事处四五人，而华为在黑龙江派驻220人；爱立信的人常驻省会和大城市，华为却从城市一层层深耕进县镇。早期华为的产品经常出问题，但是技术人员常年驻守，几乎随叫随到。

90年代的中国人对于民族产品往往印象不佳。一次已经签完合同，任正非继续和电信局领导谈华为的布局和愿景，正在兴头，电信局领导却不耐烦地打断，“行了，你要是那么厉害，怎么不卖到国外去？”

性情刚硬的任正非一时语塞。那时的华为还是纯粹土鳖，所以，当香港超人李嘉诚表示可以给个机会的时候，华为当然搏上一切。

香港电讯独霸岛内电信市场老大的宝座整整70年。97回归之际，港府决定改变一家独大的格局。李嘉诚看准商机，凭和记电讯拿下一张牌照。面前的难题是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一个斥资3600万美元的综合性商业网，覆盖互联网、数据通信和接入业务，并通过香港电信局验收。首选的西门子、阿尔卡特坐地起价，且建设周期预期6个月。

和记电讯遂只能在深圳新秀华为身上放手一赌。为了这个机会，华为可谓倾巢而出。郑宝用亲自负责，李一男带队。当工程师们把华为的办公室床垫文化带到香港，港人看到一群人吃喝拉撒都在办公室，目瞪口呆。最终，项目顺利交付。

不单为华为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份合同，而且利润率颇为可观。更重要的是，维多利亚港的一声枪声，华为走向世界。

1997年，朗讯的贝尔实验室迎来一位中国访客。工作人员介绍53岁的任正非，一家总部在中国深圳的民营企业创始人。

这一年是他创业第十年。当时华为在中国市场勉强站稳脚跟，正在从香港出发为国际化跃跃一试。任正非说自己年轻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情超越爱情，那天他在约翰·巴丁 (John Bardeen)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工作台前，站了许久。回国后他把自己的感想整理成一篇《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发表在企业内部的《华为报》上，结尾写道：

在国内享受市场自由化红利的朗讯，在国际化上很不顺利。就在任正非拜访贝尔实验室前后，朗讯把翻盘的希望押注中国山东，在中国青岛设立基地，企图以山东为根据地，开辟中国战场。投产不到1个月，就和全国三十多家运营商签立上亿美元合同。

偏偏华为也刚立足山东，狼性文化初成。后来的评论者把实力较弱的华为比喻为土狼，而把资金技术实力优势明显的跨国企业比喻为狮子，狮子强大威猛，独霸一方；土狼作为挑战者，体型略小但却以百敌一，不达目的绝不撤退，一点一点蚕食狮子的领地。任正非说“华为的产品也许不是最好的，但那又怎么样呢？什么是核心竞争力？选择我而没有选择你就是核心竞争力！”

华为的销售像狼一样，成群而上，又快又狠，从深圳坂田中心奔赴全国。

当华为来到山东菏泽，举目四望，都是朗讯和西门子的地盘，自己连电信局的门都进不去。头两个月，华为打着解决老产品(如华为电源)问题的旗号，设法和客户接上头，绝口不提销售，有机会就讲华为的企业文化和过往的华为人与事。到第三个月，局方高层终于答应到深圳参观华为，此时华为仍绝口不提销售。第四个月开始，华为分批将局方从中层到基层所有相关人员50多人请到深圳参观。大半年后，菏泽新一轮整网招标，华为胜出。

在山东战场，华为打出了自己不计成本、不择手段，敢于挑起价格战的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战斗发生在中国银行。2000年中国银行总行建呼叫中心。朗讯交好IBM（该业务承办方）自信胜券在握。华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绕过IBM，直接找中行总行，虎口夺食。接下来，华为马不停蹄，发动价格战，低价屠夫的大刀向美国公司砍去。针对朗讯维持20多年300美元/线的产品，华为硬是把利润压倒几乎为零，报出80甚至50美元/线的价格。加上有意仿制朗讯机器，且把售后服务由市场通行的1年拉长到6年，华为逐渐形成全面压制。妄图依靠中国市场再塑辉煌的朗讯，一度用力过猛。频繁请中国官员去美国旅行的方式，被美国监管认定为行贿，受到严厉处罚。

最终，在历尽市场失利和方向迷失后，朗讯硬生生倒在了华为的齐鲁封锁线上。

华为初尝胜果后，中国的电信行业正在由“1G空白”向“2G跟随”过渡，至于那个让任正非魂牵梦绕的国际电信市场只有一个主题：美欧争霸。

欧洲主推的GSM标准和美国高通主推的CDMA标准的互不相让，前者的拥趸以诺基亚、爱立信等欧洲企业为主，后者的支持者有美国高通和朗讯。双方从标准制定、行业话语权、专利申请各个角度，你来我往，前者是欧洲贵族百年底蕴，后者是美国崛起的新王风范，好是热闹。

爱立信和诺基亚主推的GSM通信标准已经在1G（第一代通信）中证明了自己。当人类通信技术渐渐步入2G（第二代通信）时代，正是其自我迭代，大显身手的好舞台。

作为挑战者的高通频频游说CDMA解决方案的高效和前景，成功拿下美国和韩国市场。欧洲大亨皱皱眉头，行，那就玩玩呗。

毕竟，GSM早已确立为通信行业标准，从设备制造到网络搭建，从终端对接到市场教育，木已成林，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撼动。更为关键的是，1G的使用场景是大哥大+撩妹炫富；2G的使用场景是手机打电话+发短信+贪吃蛇，体验上对于通信速度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CDMA是高效一些，但是要那么快的网速干嘛？相比较而言，GSM标准已有十多年历史，基础设施投入充足，不仅足够满足需求，而且技术成熟靠谱。

世上只有祖国好，美国和加日韩等国的部分拥趸力量选择了高通的CDMA。但是以欧洲为大本营的GSM既是行业标准，也是市场主流，对前者处处限制。

伴随2G向3G的过渡，通信传输速度渐渐提升，CDMA解决方案在技术上优势进一步突显。

爱立信、诺基亚渐渐有了新的念头，那天大军中央的主帐篷里，各路人马的首领正在商议着什么。突然，快马探子来报，就在GSM大受追捧之际，高通趁着大伙不注意，暗中布了局，为CDMA解决方案申请了专利。

CDMA（码分多址）是一种信息处理方法，无法申请专利。但是“把CDMA这种方法运用在手机等终端上，成为某种通信手段”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申请专利。好比“把年糕切成片”这种方法不能申请专利，但是可以申请“把年糕切成片的机器”为专利。

高通狡猾之处在于，他不仅将自己开发的方案申请了专利，而且将“所有能想到的“CDMA应用方案全部申请了专利。如此一来，凡是想运用CDMA这款技术的后来人，都要向高通缴纳专利费。高通的成功和诟病皆源于此。

欧洲贵族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当即成立3GPP组织，小心翼翼、最大程度地绕过高通的CDMA专利，推出以WCDMA为核心技术的UMTS标准。但是，由于高通提前的精密布局，爱立信们再心思缜密也无法完全绕过高通。专利费交定了，只是多和少的问题。

在3G伊始，高通以“此道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形象，占得先机。

寒窗多年、屡经轻视的书生，此时岂肯见好就收。高通拉起旌旗，号召完全听命于自己的3GPP2组织，主推CDMA2000标准。和老牌贵族的WCDMA陈兵汉河，争锋相对。

欧洲列强底子厚，出手快。由于市场预期高，3G牌照频频拍出高价。但是紧接着遭遇2000年IT泡沫破裂，先行的WCDMA运营商顿时被压得踹不过气。沃达丰、T-MOBILE资金链频频红灯，法国电信还有不少人因为业绩压力自杀。

而高通主推的CDMA2000阵营，实力弱出手慢，反而幸运地躲过了IT泡沫的破裂，又收获了一个好开头。

不过无论WCDMA，还是CDMA2000，越是如火如荼，越是深陷一个问题：网络建好了，但是没有需求。当年，手机屏幕小，电话、短信、贪吃蛇之外，依旧没有什么有趣的玩意。显然，成熟的以GSM为标准的2G网络就已绰绰有余。

已经成长到可以和欧洲列强对峙阵前的高通，正欲冲出重围，却发现无路可奔。一身豪情无处发泄之时，对手的大军阵中，联发科拈弓搭箭，百步穿杨。

联发科为自己推出的这套GSM解决方案命名Turnkey-Solution。“turnkey”顾名思义，像“交了钥匙”就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屋一样，有了这套以芯片为核心的系统，任何厂商只要装上屏幕和电池，就可以生产手机。同时代的CDMA技术复杂又有高通贪婪的专利费，相比之下，联发科的Turnkey-Solution即高效又实惠。

联发科的Turnkey箭上带火，点燃的是远在东方的中国市场。世纪之初，中国人对于手机的需求刚刚苏醒，从深圳华强北延伸全国，各类民间小厂纷纷抢购联发科Turnkey上线手机生产线：装8个扩音喇叭，一台NCKia手机hold住一晚广场舞；配一个像劣质玩具一样发光的手机外壳，又是一只最新款的Samxing。这群被称为“山寨机”的民间力量，在中国井喷的手机市场中，利润喜人，却在无意间扼杀了太平洋彼岸高通的第一次野望。

高端机诺基亚，低端机山寨机，GSM标准攻下全球容量最大、增长最快的中国市场。

正当爱立信、诺基亚、高通等争得不可开交时， C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行业诸侯们却引得IT行业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眼红。

英特尔Intel作为IT界的执牛耳者， 以wifi技术为核心硬生生搞出一个Wimax方案。从而将原来的双强纷争变成了三国演义：欧洲GSM（2G）、WCDMA/ UMTS（3G）；高通CDMA（2G）、CDMA2000（3G）；英特尔Wimax（3.5G）。

各大标准既然可以分庭抗礼，难分伯仲，必然各自有各自的利弊。设备商等其他通信行业玩家，在几大标准中的选择近似赌博。选对了，数钱发抖；选错了，输光所有。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移动设备究竟能要3G干什么？别急，开启新时代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007年，加州阳光明媚，叙利亚移民后裔乔布斯（Steve Jobs）手中一款名为iPhone的手机熠熠生辉。

时代再次划出一道分界线，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而伴随iPhone，以及那个叫做AppStore的入口，通信世界的世纪之问终于找到了答案。

3G的通讯速度，在智能手机时代里，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更大的屏幕，更丰富的内容，那些原本叫嚣着电话和短信就已经足够的人，立刻明白自己错了。尽管黑莓的创始人兼CEO贝尔斯利（Jim Balsillie）很自信的坚称，“iPhone的产生对我们影响微乎其微”。

无论是商务手机巨头黑莓，还是统治世界手机市场十六年的诺基亚，之后的摩托罗拉，从被拉下神坛，再到扑腾挣扎几下，最后寿终正寝，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旧时代粉碎了。新时代上足发条地往前冲，面前是以APP为代表的一大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一个被后人称作“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等待着江湖去收割。

iPhone把通信世界的各大标准检阅了一遍：Wimax方案的局限性最是明显。WiFi覆盖有限、连接繁琐，并且做不到无缝切换；GSM太慢了，打开Yahoo的网页都要3分钟，时代必须抛弃你；在欧洲的WCDMA和高通的CDMA2000中做选择显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CDMA终于赢了。高通把自己对于CDMA的多年坚持和积累浓缩成一颗骁龙Snapdragon芯片，装进一批又一批的iPhone里源源不断地销往全球。同一年，维特比，这位全世界第二富有的数学家，志得意满地从布什总统手中接过国家科学奖章。

昔日的寒窗书生，如今名利双收，巅峰处，俯瞰江湖，又是心生一计。

早期押注CDMA的高通，对外争标准，低头做设备，白天卖手机，晚上搞芯片。当高通凭借CDMA方案在3G尤其是4G时代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把基站等设备业务出售给了爱立信，把手机业务打包给了日本京瓷。手里的核心业务，只要芯片和专利授权，已经足够。

高通的专利费收得不走寻常路。别人家都是对某项专利单独定价，但是高通人狠势强，坚持按照手机售价的2%至5%收取专利费。苹果不干了，这些年iPhone越卖越贵，苹果认为功劳在于自己对屏幕、解锁、软件、摄像头等各个领域的创新。凭什么这这些增值也要分杯羮给你高通？

这才有了高通苹果专利战火拼、延误了苹果进入5G时代的一幕。

作为电信行业的后起之秀，成熟市场的电信业务早已被列强分割完毕，华为为了抓住不多的寥寥机会，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一批批青年军，被派遣到跨国巨头不愿意渗入的市场，那里往往治安混乱，政局动荡，或者恐怖主义横行。华为青年，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打下华为前进的第一站。

在阿尔及利亚，华为员工购买办公用品回来，距离一枚汽车炸弹的爆炸点仅仅相差100米。再比如，在刚果，华为员工正在开会，突然子弹射到屋内墙上，众人抱头蹿卧。除此之外，医疗卫生状况也是华为人要翻越的大砍，非洲的疟疾，越南的登革热，都曾令华为人饱受折磨。还没完，还有单身青年的压抑，夫妻分居的困恼，孤独环境下的抑郁症。

登录欧洲首战南斯拉夫，华为准备好了最低的报价，自认势在必得。结果对方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明确答复认为华为的低价是商业陷阱，选择报价更高的阿尔卡特。中国人在欧洲被看轻是常态；进入英国市场需要通过英国电信采购认证团12个方面的认证，华为战队高度戒备，严阵以待。英国专家一句“从端到端全流程的角度来看，影响华为高质量将产品和服务交付给客户的五个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场华为最有经验的专家和高层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原来，新的层次的对决没有地方可以讨巧，就是硬碰硬。去掉招式，双掌相接，比内力，比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2005年12月华为终于和英国电信签订正式合同，标志华为正式被英国接受。同时宣告的还有马可尼丧失了和英国电信长达数十年的战略合作，黯然出局，曾经风光无限的英国电信巨头几个月后几乎被华为收购，最终因为政治原因没有成行，落入爱立信之手。

华为对于国际化的开垦多得是酸甜苦辣，甚至超越了奉献的程度。2011年日本福岛“ 3• 11”核事件，爱立信的售后服务人员出于安全担忧离开了日本，华为员工却仍然在灾区坚守工作。日本当然被这种职业精神感动，还特别给予了华为奖励。2013年，华为在日本的销售收入暴增到20亿美元，是 2011年的 4倍。

低姿态，没包袱，是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在3G和2G难解难分之际，判断到由于缺乏应用，设备商会向2G回潮。尽管已经在3G上投入颇多，华为也当机立断，余承东把“UMTS和GSM行销部“改命“GSM和UMTS行销部”，调转枪头玩命干GSM，赚得盆满钵满，完成华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壮大。

产业政策的利弊、企业战略的取舍，如何在鼓励竞争和引导行业之间兼顾，又如何在企业战略重点和妥协市场上平衡，是留给后人无限钻研的课题。

归纳华为的成长之路，销售靠狼性文化，研发靠工程师红利，全球化靠低姿态。

从决定不安于做个代理商开始，任正非就已经把研发保持在华为的重心。多年来，华为工程师的薪资始终和欧美同样的工种保持在一样的量级。只是两者的单位不一样，华为的是人民币。所以说，在中国被认为高薪的待遇水平，其人力成本也只是欧美是1/8甚至1/10。电信行业归根结底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科研支出的80%在于工程师的人力薪资。

任正非很早就看透，首先依靠中国庞大的市场红利，再次依靠中国廉价的工程师红利，华为的崛起，对西方对手的反超是大势所在。

华为成长的大背景，也离不开中国电信市场的突飞猛进。

“1G空白、2G跟随、3G参与、4G追赶”，是对中国本土电信布局的准确概括。

在经历1G的空白之后，中国开始跟进2G布局，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本土电信设备商开始成长。

2009年1月，金融危机高潮已过，四万亿刺激弦鸣箭发，中国信产部颁发3G牌照。以此为标志，中国参与3G时代。其中，按照规划，中国电信负责CDMA2000，中国联通负责WCDMA，而行业老大中国移动被指派承担中国自行研制的TD-SCDMA建设。

由于CDMA最大的推手高通已经把CDMA技术应用能想到的路径都注册了专利，后来人除了交钱，只能绕路，中国自行研制的TD-SCDMA就是一个非常绕路的方法。运用中普及困难，使用中问题多多。

中国运营商寡头模式在此体现了自己的两面性。曾经凭借GSM业务躺着赚钱的中国移动，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孤身一人，撑着中国自主创新的成果往前走。同一时间见，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CDMA技术都是进口的成熟技术，一上来就能带来不错的体验。

TD-SCDMA难言成功。但是中国人下血本的投资、绝不撤退的意志，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通信事业上的决心。欧美明白，如果主流通信标准的制定不允许13亿人口的中国参与，那么这个历经足够磨难的国家就拉杆起义，自己搞一个标准。

从此以后，国际组织3GPP再制定国际通信标准的时候，中国的意见开始逐步成为重要的考量。

这才最终有了，在美国里诺举行的 3GPP RAN1 #87 会议上，华为等中国企业主推的极化码（Polar Code）打败美国主推的 LDPC 码和法国主推的 Turbo 码，成为 5G eMBB 场景短码控制信道编码方案。

二十年前，当高通的CDMA和欧洲的GSM争得不可开交，中国只能负责旁观和买单；十年前，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只是一款边缘的存在；如今，在5G最新标准的议定上，高通主推的LDPC码作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华为主推的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中国企业在新一代通信标准的制定中参与度越来越高。

2013年，华为营收超越爱立信，在收入层面，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

尤其可贵的是，华为的成绩是在美国长久的严防死守中取得。

任正非创办华为的4年前，列昂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桑德拉•勒纳（Sandy Lerner）夫妇在斯坦福大学创办思科Cisco。Cisco的名字取自旧金山Francisco，世界闻名的金门大桥就是Cisco自我宣传的最佳道具——构筑网络间畅通无阻的金门大桥。在约翰•莫里奇（John Morgridge）和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两代强人的带领下，思科一路兼并扩张，披荆斩棘，在制霸道路上先后干翻三代对手：第一代的3COM；第二代的康柏、惠普、DEC；第三代的电信巨人朗讯、西门子、北电、阿尔卡特等。

世纪之交，思科制造的路由器、转换器和其它设备承载了全球80％的互联网通信。成立十六年，市值增加100倍，登顶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

然而，不可一世的钱伯斯却说，思科的第四代对手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华为。

1998年曾经一直专注电信级设备的华为，突然入局数据通信产品市场。在原本思科一家独霸的中国市场，只一年时间便占据了接入服务器新增市场的70%。随后，华为沿着接入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一路前进，逐步进入了主流网络产品领域，很快稳居中国市场高端路由器第二的位置。而国际市场上，思科核心路由器的市场份额从2002年第三季度的80％降至第四季度的73％。

2002年12月思科副总裁造访华为，提出华为抄袭思科技术的指控；2003年1月22日，华为接到通知，思科在德州东部Marshall小镇的联邦法院起诉华为。一切都表明思科有备而来。

内外交困，华为度过了最艰难的2002-2003年，2002年华为出现历史上第一次负增长。经历了亲信出走、亲人去世的任正非癌症复发，手术，严重失眠，抑郁症，半年时间里都是噩梦，醒了就大哭。

而思科的指控仅仅是拉开了美国对华为层层设防序幕。

2007年华为拟收购美国3Com公司，受阻；2010年收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业务，受阻（这才最终落于诺西之手）；同年获得了美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Sprint Nextel价值50亿美元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投标资格，可就在投标的关键时刻，美国商务部长突然致电Sprint Nextel首席执行官“表示关切”，华为目送订单落入三星口袋；2011年收购美国3Leaf Systems，还是受到美国政府阻挠。美国始终对于华为严防死守、密切关注。

评论界本有定论，美国占据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电信设备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和网络设备市场，六分之一的智能手机市场。拿不下这一块市场，华为不可能成功。

多年以来，华为在美国的收入，都没有超过公司营收的1%。美国媒体在2018年写道：

对于美国通信行业而言，新电信法案长期的后果令人始料未及。2001年开始，《电信法》改革红利消耗殆尽，美国的电信行业进入下降趋势。

美国市场电信设备标准林立，高通主推的CDMA技术和欧洲的GSM技术，各有利弊，杀得难解难分。除此之外，美国市场还有TDMA、UMTS等标准，各者之间多不兼容。美国的消费者常陷入这样的窘境——当你从运营商Verizon、Sprint的号码换成T-Mobile的号码，必须要同时更换你的手机。因为前者使用CDMA技术，后者是GSM技术，互不兼容。

鼓励竞争，放任自由，并不能一劳永逸。忽视行业的健康引导带来两个恶果：重复建设和缺乏规模经济。

朗讯上市曾成功募集30亿美元，刷新了美国IPO的历史。美国电信市场标准繁杂，反倒成了朗讯的优势所在——各种标准对应的设备，它都能生产。但是其代价就是无法规模经济，长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朗讯也关注到了这点，在这么多标准中，把高通的CDMA技术作为重中之重，为此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CDMA几乎只在美国普及，因此其国际化成绩惨淡。

2000年，正值美国市场互联网泡沫破裂，享受朗讯巨大资助的WinStar Wireless破产，朗讯对其提供的20亿美元援助，立刻衍生出7亿美元坏账。朗讯股价跌至荒唐的55美分，和高峰时的84美元相比，可谓惨不忍睹。

那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多少赫赫有名笑傲江湖的剑客被无情划去名字。英国马可尼失势，加拿大北电破产，诺基亚吞并西门子，阿尔卡特和朗讯合并。还留着的玩家，战袍沾满鲜血，战事继续。

朗讯和法国阿尔卡特重组后，2008年贝尔实验室宣布放弃其曾经引以为傲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而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在网络、高速电子、无线电、纳米技术、软件等可更快为其母公司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带来回报的领域。

从此人类的基础科学少了一位伟大的守护人，商业社会多了一位精明的探索者，这次功利的转型令舆论感慨万千。但是更令人唏嘘的是，不久后，为了资金周转，阿尔卡特-朗讯出售了位于新泽西霍姆德的贝尔实验室大楼。

悠悠岁月，涤尽铅华，曾经至高无上的科研殿堂最终沦为按面积估价的商业楼盘。

朗讯的陨落从政策上可以归结于行业标准的混乱，规模经济的缺失。从行业上，欧洲的竞争对手，凭借早早统一GSM标准，力从孔出，争锋相对。在局部上，中国山东的突围被华为挫伤，失利国际市场。以上是为外因。

左右朗讯命运走向的关键领导人卡莉·费奥利那Carly Fiorina，享受了无数的掌声和荣誉，在所有丑闻、秘密被揭露的前夜离职，变现期权，全身而退。在她任内的激进销售、虚假繁荣、财务作假，都成为了下一任的问题。商人出生，没有任何公职经验的她还参加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争取共和党的提名，并且一度高歌猛进。

直到，遇到一位和她一样商业出身，没有任何公职经验的纽约商人——特朗普。

相比当年华为在中国山东狙击朗讯，特朗普挫败费奥利那的过程显得无比轻松。他只需要一个劲地告诉大家，你在朗讯的表现真是糟透了！

十九年前，费奥利那亲自奠定了美国电信设备生产者的衰落。十九年后，特朗普一把推开费奥利那，亲自挥舞着大棒，以商业竞争之外的方式，发起一场针对中国通信企业的围剿。

2005年，正值美国地产市场的繁荣时刻，罗康瑞和郑家以10.76亿美元出手了Riverside South项目，以刷新纽约城住宅地产交易记录的方式大获全胜。香港人按照约定准备将30%的利润分享给特朗普，料想后者会心生感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特朗普却把他们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出售前没有咨询自己，否则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索赔金额达到令人咋舌的10亿美元。

经过四年的漫长纠缠，法庭判决，特朗普败诉。

多年之后，这段经历被竞选中的特朗普包装为自己和中国打交道很有经验，并且总能成功逼迫对方妥协，取得巨大胜利。但美国媒体不依不饶，翻出旧事，指出他和曾经帮助自己的人反目，还输掉了官司。

特朗普延续自己前言不搭后语的风格，称赞罗瑞康和郑家是fantastic people，请记者转告，自己很尊敬他们。

罗康瑞唯有苦笑，打官司的那四年，特朗普用尽手段刁难罗康瑞和郑家在纽约和旧金山的其他地产投资。四年里，罗康瑞去美国都要静悄悄的，因为害怕特朗普玩手段，给他发法院传票，让他滞留美国，从而施压妥协。“这就是特朗普，这些对他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

接下来的岁月里，剧场型人格的特朗普愈发沉迷镜头下的满足感，从肆无忌惮的建筑商转变为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中一身贵气的明星；再后来，特朗普辗转于共和党、民主党和独立党派之间，七次改换门庭，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成功。

而任正非却选择有意远离聚光灯，带领他的华为低调前行。紧紧抓牢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向其向往的贝尔实验室靠拢，伴随中国电信历史，走过了“1G空白、2G跟随、3G参与、4G追赶、5G领先”的漫漫长路，如今无论从收入规模，还是专利数量，华为是世界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当之无愧的第一。

华为的成长历程，也是中国经济腾飞和市场繁荣的历程。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长年增长，庞大的消费人群基础，教育人才的发展，在3G和4G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迸发出巨大的创新活力。

全民创业、科技创新、互联网应用创新，成就了一大批诸如腾讯、阿里巴巴、小米、OV、滴滴、美团等科技公司和智能设备公司，这也为华为等公司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试想，这样的势头怎能不引起美国和特朗普的担忧和打压？

2019年，73岁的特朗普和75岁的任正非，两位年过古稀的老者站在了对弈舞台中央。从特朗普指使加拿大扣留孟晚舟并不遗余力地鼓动盟友封杀华为，到华为忍无可忍起诉美国政府，再到几天前，特朗普将美国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紧急状态，把华为列为实体清单（Entity List）和国家安全出口黑名单(National Security Export Blacklist)。

尽管这位推特总统，发文说自己希望美国赢在竞争，而不是赢在狙击。但是并没有人知道这位反复无常、令人捉摸不透的纽约商人到底在想什么。倒是，美国商务科学交通委员会主席、参议员Roger Wicker说的很直接，美国一定要赢下5G，否则美国将彻底失去引领科技的优势。

赢下5G已经成为一种焦虑弥漫在美国政坛。即使，特朗普封杀华为的理由千千万万，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美国电信硬件制造商的真空。当21世纪即将进入第3个十年，美国已经没有一家电信设备商可以在5G建设的核心和华为、诺基亚、爱立信比拼。

尽管美国在电信硬件层面力有不逮，但是在软件层面依然处于绝对领先。其中高通（Qualcomm）就是其中佼佼者，其多年力推的CDMA标准，已经成为通信主流技术。从3G时代的专利布局，到如今芯片的核心技术，都保证了美国在新一代电信技术中的领导力。

在特朗普推出最新的禁令后，谷歌公司暂停了与华为的部分合作业务，包括硬件、安卓系统和技术服务的转让，通过开源许可获得的服务则未包含其中。包括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博通在内的四家全球领先芯片公司和供应商同样陆续宣布将中止与华为的合作与交易。

在昨日最新采访中，任正非依然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需要依靠全球的力量。而美国科技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任正非还说，“大家要骂就骂美国政客，这件事不关美国企业什么事情。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华为的5G是绝对不会受影响，在5G技术方面，别人两三年肯定追不上华为。”

除了5G，早在十多年前，任正非已经预设到了今天极端局面发生的可能，在芯片、操作系统领域，华为通过大量研发投入保证了自己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续航的能力。

对于国内民众空前支持华为的声音，任正非保持着异常的冷静，不愿意看到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热血沸腾、口号满天飞，最后打仗时不行也没用，最终要能打赢才是真的。”

华为的崛起不等于中国的全面领先。中国要追赶美国，还需要有中国的高通、中国的Intel、中国的波音、中国的霍尼韦尔、中国的陶氏、中国的孟山都、中国的江森自控等等等等。但是，通过两位七旬老人历经的行业兴衰和角力，伴随中国通信产业发展的漫漫长路，后来人应该明白，没有弯道超车的投机取巧，有的只是直道上的持之以恒和孤独坚持。

（马关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