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OpenAI创始人Sam Altman问了前来拜访的张一鸣一个问题：如何做出一款日活10亿的APP？
这场对话发生在ChatGPT诞生前的一年，折射了当时Sam Altman面临的困境：模型参数量越来越大，但资金消耗量也越来越大，即使OpenAI冒马斯克之大不韪转型营利实体，但融来的钱也捉襟见肘，OpenAI缺乏一款面向C端的产品来完成传播上的出圈，以及商业上的“回血”。
一年后ChatGPT发布，迅速成为历史上最快突破月活10亿的产品。尽管被杨立坤指责为“缺乏创新”和“没什么革命性”，但这款界面简洁的产品却引爆了AGI浪潮，不但让OpenAI的估值直线飙升，也直接带来了可观的订阅收入，到2024年6月已经实现34亿美金的ARR，极大地缓解了资金压力。
Sam Altman有没有从张一鸣身上取到经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找对了咨询对象。从更广泛的视角看，中国在互联网产品创新上的成绩有目共睹，过去十年日活超过1亿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中国公司贡献，很多国内应用的创新模式也在影响全世界的App开发者，甚至连马斯克都想模仿微信。
数据告诉我们，目前全球活跃度最高的20个App，除Telegram之外的其余19家都是来自中美。不但国内市场的各个赛道都被微信、抖音、手淘等本土应用牢牢占据，海外市场也出现了TikTok、Temu、SHIEN、Shopee等中国背景的应用，这打破了对中国移动互联网“只会内战”的质疑。
SHEIN在伦敦街头的广告牌，2021年
起步于桌面互联网，大成于移动互联网，中国企业在互联网浪潮中取得斐然的成绩——但这一切，并非是理所当然。
事实上，在互联网浪潮之前，全球信息革命已经历经了集成电路、大型机、PC机、企业软件和数字通信这五次浪潮，中国只抓住了数字通信这一次浪潮，在剩下的四个领域的商业化方面成绩屈指可数，部分核心环节如操作系统、商业软件、半导体工艺等方面的差距甚至越来越大。
而倒回到中国互联网产业萌芽的2000年左右，国内科技商业环境远非理想：VC/PE行业尚处襁褓，海外风投资本尚未大规模入华；大型科技公司寥若晨星，产业资本实力羸弱；有钱的人少，投钱的人更少，私人资本比独角兽还稀缺；而国家刚经历了98年的阵痛，财政能支持的也相当有限。
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欧洲在2000年前后的条件远好于中国：日本电子产业尚在巅峰，民间资本瘦死骆驼比马大；韩国靠举国之力冉冉升起，三星SK等科技财阀指哪儿打哪儿；欧洲更是抓住了集成电路、企业软件和数字通信三次浪潮，科技巨头栉次鳞比——它们似乎更应该在互联网浪潮中大杀四方。
但从结果来看，日韩欧有成绩但不亮眼：日本的答卷是Line和Rakuten等公司，全球影响力远不如电子时代的索尼松下；韩国拥有Naver、Coupang和Kakao等公司，但业务局限在本土；欧洲只有Spotify等少数公司能站上全球舞台，跟当年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横扫八荒的强势相距甚远。
中国到底是如何在起步艰难的背景下，抓住互联网这一浪潮的？今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30周年，本篇文章将尝试从产业逻辑的视角来回答这个问题。
01. 生死焦虑
绝大多数中国互联网公司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都带着一种生死焦虑。
跟中国1984年和1992年两次创业潮不一样，互联网创业公司面对的一半是性感一半是迷雾：传统行业有成熟的消费群体和商业模式——张瑞敏只要把冰箱产出来，王健林只要把楼盖起来，就会有收入和利润，但互联网公司往往即使坐拥了海量用户，却对怎么赚钱一脸茫然。
大洋彼岸，美国同行率先摸索出了三种盈利模式：在线广告、交易佣金和付费服务。其中在线广告直到今天仍然是互联网最主流的变现模式，优点在于容易交付、市场庞大、客户把预算从电视和纸媒挪到网上毫无切换成本。在早期，在线广告支撑了门户和搜索两大业态，养活了雅虎和Google等公司。
交易佣金是电商的核心变现模式，但依赖支付、物流以及企业数字化等基础设施，赚钱要比广告难，一个证据是：无论亚马逊还是阿里，盈利时间都要晚于本国的门户和搜索公司。而付费服务虽然日后支撑了游戏/流媒体/云和SaaS等一系列业态，但在免费为王的古早互联网时代，它还算不上主流。
上述模式不管哪种，要想在中国跑通，尤其是2000年前后的中国，难度要加一个数量级。
核心原因在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只有20多个年头，商业公司和民间个人积累下来的财富家底极为有限，无论是商业公司的广告投放、还是电子商务的消费水平、抑或是个人用户的付费意识，中国市场规模都远小于富饶的美国。可以这么说，国内互联网公司上来就是Hard模式开局。
早在软件行业，商业环境对科技公司的影响就体现地淋漓尽致。国内软件行业起步很早，凭借WPS和中文汉卡等明星产品获得了第一桶金，但很快就在外资和盗版的夹击之下变得奄奄一息——当大型企业都在用5块钱一张的光盘装系统的时候，中国的微软或Adobe就注定胎死腹中。
相比之下，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境遇要好得多。一是美国商业公司家底雄厚，拥有更多的IT和广告预算，以及更强的知识产权意识；二是90年代美国的风投行业早已繁荣，初创公司可以大幅推迟盈利时间点；三是资本市场发达，未盈利的互联网公司也能上市融资或并购重组，财富效应显著。
中国互联网公司虽然享受不到大洋彼岸的蜜糖，但它们也吃到了海外互联网热潮的红利：搜狐成立于1996年，网易成立于1997年，腾讯和新浪成立于1998年，阿里成立于1999年，百度于2000年成立……无论创始人是“土”还是“洋”，这些在泡沫破灭前成立的公司或多或少都拿到了海外投资。
但随着初始融资的消耗殆尽，叠加2001年的互联网寒冬，如何商业闭环成了中国互联网老板们的生死焦虑。
一个案例是：QQ用户量飙涨后，腾讯在2000年底尝试了几乎所有变现方式，但都失败了：商业广告——互联网寒冬下市场大幅萎缩，而且挤在这口锅里分食的公司太多；付费会员——推出“QQ俱乐部”会员服务，但半年只发展了3000个；企业服务——最高拥有7万名企业QQ试用版用户，不乏万科这种大型企业，但愿意付费的少之又少。
马化腾回忆那段岁月，这样评价[2]：在创业的那些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未来，都在为明天能活下去而苦恼不已。
整个2001年，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在失血、混乱和焦虑中度过：三大门户均巨额亏损，其中网易陷入退市危机，搜狐遭遇恶意收购，新浪的王志东则被赶出了公司；而用户正如火箭般增长的腾讯，养活QQ的压力与日俱增，一度以300万的价格寻找卖家；即使融资能力超群的阿里，账上现金在最少的时候也只够撑六个月。
我们在系列文章中讲过：在互联网之前，中国只抓住了数字通信这一波浪潮，电信行业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而在这个行业里，除了声名日益显赫的华为中兴等设备商，还有一个财力雄厚、但常被忽视的角色：电信运营商——恰恰是它们，给处在生死关口的互联网公司送来了救命稻草。
运营商的模式很简单：左手收取用户的缴费，右手采购设备和服务。随着固话、无线和数据等电信服务逐渐成为老百姓的“刚需”，运营商左手收到的钱与日剧增，右手花掉的钱也自然水涨船高，不仅支撑了华为中兴等设备商站的收入，也给苦无赚不到钱的互联网公司带来了新的商机——短信。
2000年底，中国移动推出了“移动梦网”业务，招募互联网公司作为增值服务提供商（SP），吸引手机用户消费短信、图片和彩铃，运营商将赚来资费的85%分给互联网公司。中国用户对手机资费的接受度远高于其他付费模式，变现效率极高，这种新的新模式几乎瞬间挽救了整个行业。
好消息是中国互联网渡劫结束，但坏消息是海外互联网巨头也渡劫结束，腾出力气来加快了进入中国的节奏，Google、亚马逊、eBay、雅虎、AOL、微软MSN甚至李嘉诚的TOM等都在筹建本地化的团队。中国互联网公司刚从鬼门关前团建归来，就又要准备迎接跟巨头们的短兵相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