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首战，日本男足灌了中国男足7:0，球迷失语之余恍然大悟：原来央视没买转播权是未卜先知。
众所周知，国足每次惨败都会贡献新段子，这次也不例外。如“日本23个留洋，国足23号刘洋”；如范志毅外滩直播时记分牌最大6分，但场上输了7个，被气到想跳黄浦江；如日本黑人门将铃木彩艳差点感冒，网友暖心嘱咐：“彩艳啊，长点心吧，以后跟中国队踢多穿外套！”
而在段子之外，日本足球早已脱亚入欧，首发总身价1.95亿欧元，30倍于国足首发的615万。进球的远藤航、南野拓实等人，则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球队。
反观国足这边，上海海港前锋武磊中超进了28个球，但本场连球都碰不到。防线有3人来自本赛季丢球最少的上海申花，但在日本旅欧球员蝴蝶穿花的配合面前，战术素养却近乎石化。
日本足球与中国足球今日的差距，既是融入世界的胜利，也是原地踏步的失败。作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职业化最发达、体系最复杂的运动，足球规律始终有其客观性，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也无法通过金元短期填补。
同样为“土法炼钢”付出代价的，还有愈发男足化的中国男篮，不仅连续两届无缘奥运会，还频频在东南亚球队面前充当送分童子。用篮协主席姚明的话说：我们正在经历和世界“脱轨”的阵痛，这不是换个教练就能解决的。
范志毅吐槽名场面
群众和大佬都不满意，纷纷带来五花八门的建议：比如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就认为，让新能源车企各组一个车队，5到10年就有望赢下日本。而在这一言论之外，类似方案也屡见不鲜，如派特种兵上、派死刑犯上、派女足上、派璃月队上、派国奥国青上、派贵州村超上、派清华校队上……
比上述论调更流行的，则是网民们针对大球的颓势，量身定制的“走老路”方案：足球在体工队时期还能赢日本，篮球在九十年代就是世界前八，正是完全推向市场腐蚀了体育健儿的拼搏和斗志——仿佛只有重回举国体制、推行“三从一大”，才能扭转“足篮打水一场空”的不利局面。
但重走老路，真的就会好吗？
01. 走不通的老路
总想回到过去，是因为不了解历史。
好比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人觉得公社食堂好、大锅饭香、供销社物美价廉、凭票供应童叟无欺。受这股风气的驱使，社会各个层面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谓层出不穷——大球成绩差，就说回到体育工作队；娱乐圈乱，就说回归国营制片厂；资本剥削严重，就说还是考编上岸稳当。
然而和上述一套的时代特征，包括但不限于粮票、布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出差住宿得由单位开证明、介绍信；结婚、离婚得先组织同意、上级盖章；住房只能单位分配，要么会送礼要么会哭闹。包括高考选拔未恢复、不同户籍不流动在内，和走老路都是配套的，历史的齿轮一经转动，从不给予个体双标的权利。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的凭票供应上述认知之所以在有客观标准的体育领域造成影响，是因为逻辑如果没学好，很容易错把事实等同于真相。
一个经常被拿来误导人的事实是：男篮在打进世界前八的1996、2004和2008年，仰仗的姚明、王治郅、刘玉栋、巩晓彬等人，并不是市场化培养的，而是来自体制选拔。男篮史上最强后卫胡卫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专业队得分手，不仅在外战中吊打阿根廷和巴西，而且曾在科比头上拿下30分。
同样的思路套进足球，便是从民国球王李惠堂算起，中国足球曾在八十年的时间里领先日本，只是输在了近三十年。这种“长期”视角的确可以激励士气，却更容易加深某种思想钢印：既然专业队选材拿来即用，职业化只会输送虾兵蟹将，那当然要坚定不移地走回头路。
因为在部分网友的概念中，足球、篮球就是一群人关起门来苦练投篮、射门、盘带等各项基本功。为什么输球？因为练得不苦，没有老一辈运动员为国争光的精神。为什么练得不苦？因为挣钱太多，惯成了养尊处优、不劳而获的网红。
为今之计，只有提供一穷二白的待遇，才能激励公子哥们提高水平[1]。
这套流量逻辑的潜台词即是：竞技体育并不需要大众参与、市场繁荣，只需要极少数有天赋的专业运动员刻苦训练，把技术、体能和对抗练到极致。而商业化不仅无助于培养球场上的猛士，还会滋生腐化堕落与利益输送，从足球职业改革的失败就可见一斑。
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举国体制如果在大球领域真有效，男足当初就不会被推向市场。
中国足球专业化的联赛成立于1989年，1993年红山口会议之后决定推行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的职业联赛。在1994年甲A元年之前，中国足球的人才选拔机制，沿袭的是体校-体工队-国家队的模式，和那些奥运夺金的项目并无区别。而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前身）撤编男足体工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国足在1985年的世预赛中输给中国香港队其一，外战发挥不稳，经常阴沟翻船。
1985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刚刚获得亚洲杯亚军的国足在首都工人体育场1：2爆冷输给中国香港队，引发了群情激愤的“5·19事件”；
1989年，意大利世界杯预选赛，国足在对阵阿联酋和卡塔尔的比赛中两次在最后时刻被反超，“黑色三分钟”由此得名；
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庆节当天，国足亚运队在1/4决赛0：1负于泰国队，主帅高丰文引咎辞职；
1993年，美国世界杯预选赛，国足在约旦伊尔比德以0：1的比分输给连主场都没有的西亚弱旅也门队，洋帅施拉普纳黯然失色。
类似国足大年初一输越南的“事故”，职业化之前其实更多，正因为屡在鱼腩身上丢分，管理者迫不得已才试点职业联赛。
而在开启职业化的七年之后，经历了更系统比赛、更激烈对抗乃至留洋球员加持的中国队也终于以6胜1平1负的战绩如愿叩开了韩日世界杯的大门。只盯着范志毅、孙继海们是体工队挖掘的，而不看他们后来经历了什么，自然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其二，集体项目投入产出比低，很不划算。
很多人对“举国体制”搞体育有滤镜，以为是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拿名次夺金牌，实际上真正的专业队很看重KPI。国家每年给体委拨款，要求最大化这笔资金的利用率。体委（总局）是懂田忌赛马的，因此不可能把钱平均分配给下辖的99个运动，而是要把资源集中到最有可能出成绩的优势项目[2]。
由于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光玩得好还不行，还得尽可能地省，这就是为什么举重、乒乓球、跳水等单人项目可以长盛不衰，因为投资回报率高。反之，对那些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就必须做到及时止损。足球职业化之前，体委每年两个多亿的经费分给足协的，其实也就一两百万[3]。
不是上面不爱足球，而是集体项目并不适合“举国体制”，足球更是不适中的不适：场上需要的运动员多，场下需要的陪练更多，省体工大队至少要养20多人，下面还有市队、青年队，开销最大，成绩最差。单人项目是一个人就有望拿一块奖牌，足球是一群人最多只能拿一块奖牌——事实上根本拿不到。
压断男足体工队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队金牌榜的失利，在舆论压力下，以“小巧难女少”为基本战略的《奥运争光计划》在90年代中期正式出炉，男子大球项目自此沦为鸡肋，屡战屡败的男子足球更是直接被甩给市场。
换句话说，不是足球放弃了举国体制，而是举国体制放弃了足球。
02. 醒不来的迷梦
体工队下大球很能打，其实是一个“祖上阔过”的幻觉。迷恋80年代横向对比的优势，是非常典型的刻舟求剑。
在集体项目上，中国体育能做到的是专业打业余，在人口相对优势下，也能做到专业打专业，但从长期来看，做不到专业打职业。
就像何小鹏提到的那样，国足在上世纪末对阵日本还有优势：一是1987年奥运会预选赛，国奥2：0击败日本，昂首挺进汉城奥运会；二是1998年戴拿斯杯（东亚杯前身），中国队凭借高中锋黎兵的头顶脚踢，同样以2：0的比分拿下对手。
魏群防守日本球员
足球当时能赢日本，是因为对手尚未职业化，选材面狭窄，水平有限。老球迷记忆里一定有诸如此类的镜头，当国足快马边路拿球，日本球员速度上会被完爆。包括对阵身材较矮的东南亚球队时，“中国头球队”往往可以凭借简单的边路传中碾压对手。
但当邻国将一项运动彻底推向市场，从普及推广入手，扎根于社区学校，建立起产业文化之后，我们的落伍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J联赛起步于1965年，最初和甲A、中超一样属于半职业联赛，球队由企业赞助，而后在1993年改为职业联赛，取消了企业冠名。1994年甲A联赛元年时，中国人均GDP是473美元，而日本是39268美元，相差83倍[2]。
中文网络常把J联赛与甲A称为足球领域的“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这一类比的确传神，不过日本足球的市场化是在足球人口积累和市场培育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厚积薄发的结果，而中国足球在1994年则是被迫下海自谋生路；日本足球在90年代初就完成了职业转型，而中国足球则始终保有“特色”。
认真将足球推向市场的三十多年后，日韩球员如今已在欧洲联赛遍地开花。苏超球队凯尔特人可以在欧冠排出3名日本首发，脱胎于日本校园足球的三笘薫，用其出色的盘带技术“检阅”着整条英超右边路。韩国足球留洋总数虽少于日本，却涌现了“亚洲一哥”孙兴慜这样的现象级巨星。
国足与日韩在近三十年的交手中败多胜少，并非球场上的偶然因素导致，其基本逻辑在于：集训的优势一旦被全民参与追上，结果就是不可逆的。对手在更大的基础上选材和淘汰，青训标准早与国际接轨。职业体育提供的是最严苛、最健全、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不是行政指令与动员大会可以比拟的。
女足2022亚洲杯夺冠时刻
此节最典型的例子并非男子大球，而是经常被呼吁替男足出征的女足。在当前各大网络平台，抬女足贬男足很有流量市场，但它也反映了很多人对于“铿锵玫瑰”的印象，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足球世界中的男女足，从发展阶段上看是两种不同的运动，世界上大多数的足球强国，长期以来对于女足的发展并不重视。而专业化加持的中国女足由于起步较早，过去属于“亚洲第一、世界一流”的传统强队，1999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国女足黄金一代点球憾负于美国队，离夺冠只差一步。
但在过去五到十年间，随着欧洲各国投入资源扶持职业女足，原先在国际赛场缺乏竞争力的欧洲队开始后来居上。欧足联在五年计划中预计，2024年全欧女足注册人口将达到250万人。在女足英超联赛，上赛季平均每场有6000多名球迷观战，而在女足欧冠中，巴萨的诺坎普球场涌入9万多人，达到了男足比赛上座率[4]。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足在小组赛创下0：5输巴西、2：8负荷兰的败绩，对阵欧美已经毫无优势。女足现阶段冲出亚洲就惨案，一方面是我们停在原地，另一方面是对手进步神速。按照女足名宿孙雯的观察，欧洲女足如今每个位置都具备了90分钟高对抗能力，身体条件、战术素养、比赛节奏都愈发男足化。
女足在世界杯小组赛惨败于英格兰最具代表性的标尺是英格兰女足，职业化前这支鱼腩队一直是中国女足的手下败将。2005年阿尔加夫杯，女足以点球险胜英格兰，还被国内媒体批评“我们快连英格兰都打不过了”。2011年，女足英超成立，英格兰女足开始挂钩男子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在去年的女足世界杯上，英格兰女足已经可以6：1轻取中国女足[5]。
欧洲女足的迅速崛起，是依附于自家有着百年成熟经验的男足职业体系和社区足球文化。反观国内，由于男足近三十年在大赛成绩和伪职业化的怪圈内反复横跳，毫无家底可言，导致女足根本没有现成模式可以挂靠。
女足的今天，是男足的昨天，也是男篮的明天。
03. 完不成的改革
“恢复体工队”的论调之所以甚嚣尘上，是因为近三十年大球（足球）的核心叙事变了。
以前大家普遍认为，只要国家和资本双管齐下，就能把足球扶起来。但过去一些年，对足球，国家很重视，资本很狂热，除了造就金元中超为期十年的通货膨胀，国家队成绩反倒愈发萎靡不振。一条路没出成绩，就以为选错了路，以结果为导向，锅似乎理应交由职业化来背。
实际上，对抗性的团体竞技，必须坚定不移地交给市场，即把职业联赛办好，国字号成绩只应是、只会是、只能是相关产业健全发展下水到渠成的结果。追求大赛成绩而忽视运动规律，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世界杯上的男篮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决定一国足球发展水平的“大河”，既非国家也非资本，而是社会[6]。如果社会力量很弱小，大球就发展不起来。无论足球还是篮球，搞好职业化的前提，都是市场经济和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