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华长技以制华” 今天这期内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我最近在美媒“美国事务”上刷到的长文（AMERICAN Affairs），它的题目叫做《中国已经快赢麻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题图是老百姓拥戴着八路军上前线，文章作者名叫内森·西蒙顿 (Nathan Simington)，在美国联邦政府当过通信委员会委员，现在是一家国际电信设备公司的高级法律顾问。
内森·西蒙顿的这篇文章很长，为了方便大家阅读理解，我从他的文章里头提取出了13个要点。咱们先来看看他的文章里头都说了些什么，最后我再说两句个人的读后感。 要点1：早在中国崛起为制造强国之前，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其实就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美西方人普遍都只想干坐在空调房里的白领工作，而与此同时，华尔街也不鼓励各大公司持有任何可能会拖累公司财务报表的资产，因为股东们不喜欢。直到现在，美西方仍然在本能地向世人念诵“离岸经济学”那套老皇历，尽管这种离岸外包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对美西方的国家经济利益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损伤。 要点2：秦失其鹿，而天下共逐之。和为了短期利益而甘愿饮鸩止渴的美西方相比，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则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不可能的目标”，即根据中国对国内或国际的政治目标来重塑世界。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过去和其他赤色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对中国完全没什么指导意义，中国根本不吃苏联那一套。中国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和出口的中心了。而与此同时，昔日的华约组织除了原材料之外，从未产出过任何令人满意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东西。
要点3：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应该被视作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胜利”，因为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全球主义的正确性；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讲，这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美西方国家而言，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灾难”。G7的制造业根基已经被大浪朝东的长江黄河水给侵蚀得差不多了，熟练工人和毛细血管产业也已随之流失殆尽。 “我们已经沦为了贪婪的中国的卡车农场和采矿营地，我们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工业化前景，甘愿成为向天朝上邦俯首称臣的‘纳贡国’。” 要点4：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其产业链中的无限环节都对中国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尽管美国实际上不缺能生产相关产品的技术，但就是没有美国制造商能够获得足够的融资来投入生产。现在美国只能在一道两难的选择题中二选一：要么是加深对中国的依赖，任由美国的制造业继续摆烂；要么就是以超过中国数倍的成本对美国国内制造商提供没完没了的高额补贴，而且补到最后还是没法哺育出能和中国抗衡的企业来。 要点5：在20世纪90年代，天真的西方全球主义者们一度还傻傻地相信，进入中国市场将为G7国家的制造商带来丰厚的回报。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例如，以诺基亚和苹果为代表的移动设备厂商就在中国发了大财。许多 G7国家的进口商在保留知识产权和分销权的同时，还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获得了廉价的制造优势。但总体而言，进入中国市场对G7来说还是亏的，因为现在的风水转到中国人头上了。中国和美西方的贸易极大地向前者倾斜，因为美西方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因为能从中国市场上赚到的钱越来越少，所以G7国家不得不通过举债和技术转让等手段，来维持本国民众那相对体面的生活水平。
要点6：“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已成气候的中国经济现在就成了那个凝视着西方金融体系的“黑暗深渊”。 “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了，要么是继续依赖中国，继续烂下去，要么就是痛定思痛，断臂自救，通过最痛苦的产业政策调整，来重振我们的制造业。我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因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留给我们应对危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要点7：把时间拨回到30年前，当时的G7国家普遍有一种幻觉：只要G7企业能进入中国，只要能把中国拽进WTO，那么中国要么会是按照美西方设想的那样，最终走上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道路；要么，中国就会被美西方设计好的游戏规则给玩死，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直至停止，最后自爆。 在1992 年甚至是2012 年，你要说这话它也不算完全没有道理，但现在是2024年了，一个脑子还正常的人都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了。承认现实吧，中国人对西方那套所谓的“民主自由”叙事丝毫不感兴趣，而且还在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下把西方耍得团团转，成功实现了现代化。通过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已经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市场很大，对西方企业很重要；西方市场很小，对中国企业来说相对没那么重要。只要能在本国市场上站稳脚跟，那么中国企业就算不用看美西方的眼色，也能活得很好。 要点8：对美西方而言，当前的趋势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中国已准备好在电车和电信等领域大展宏图了；中国拥有超越G7之和的恐怖产能，还有可以不断反哺其军事能力的经济深度，而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却在日渐溃烂。如果任由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国际资本早晚都从发达国家流向中国。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莫说美西方主导下的“基于规则的安全秩序”会沦为笑话，依托美西方的意志和利益构建起来的现行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也将土崩瓦解，连带着数以亿计的美西方发达国家民众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制造业没了，发达国家的普罗大众大多只能去打一点零工，干一干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服务工作，而这种产业机构是支撑不起第一世界那奢侈的生活方式的。“我们必须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并且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从中国的手上收复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失地？并且实现对中国的反超呢？”
关于这个问题，内森·西蒙顿开出了一张极具东方特色的中药方子：复制粘贴中国的产业政策。又或者，换一个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的说法： 好嘛，在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问世三个甲子之后，海的那边也冒出来了一个洋魏源。历史本身就是一把巨大的回旋镖，太阳底下确实没什么新鲜事可言。 二、脱虚向实，实业救美；有的放矢，多学老中 要点9：在内森·西蒙顿给美西方开出的那张中药方子上，第一味药材的名字叫做“去虚向实”。他建议美西方国家摒弃掉以往那套奉华尔街为尊的“离岸外包”“轻资产”“无限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策略，转而学习中国的“立足本土”“重资产”“重视长期投资所带来的未来回报”的发展模式。 提到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内森·西蒙顿总结了两大原因：一是中国的银行愿意给实体产业提供贷款；二是中国在产业上仍然是相对封闭的，中国没有把所有的工业品类都对外完全开放。中国对于休克疗法从来不感兴趣，反倒是一直奉行稳扎稳打的总体策略，这让中国经济得以平稳运行至今。“我们美西方国家在算账的时候，最好也学一学中国领导层的思考方式，账不能只算眼前的，否则长此以往肯定要吃大亏。” 要点10：第二味药材的名字叫做“经济计划”。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经济计划。“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存在一种愚蠢的偏见，总觉得人家刻意要把自己成功的秘诀藏着掖着不让我们看，但实际上中国在这块一直都很开放，中国媒体很热衷于对外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也经常会召开各种会议来向各方通报最新情况。我们西方不应该在看待中国时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自以为是，掩耳盗铃毫无意义，因为中国的一切都是所见即所得的。” 内森·西蒙顿说：“由于中国制定出来的经济计划我们都能看得到，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计划，它们都是当今大国竞争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必认为中国的经济计划是最好的，但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计划总好过没计划，经济计划的存在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坐标，也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要点11：第三味药材的名字叫做“有的放矢”。内森·西蒙顿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为例，用很长一段篇幅，以及一种近乎报菜名般的方式，把所有他能想得到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挨个夸了个遍：吉利、小米、小鹏、合众、蔚来、零跑，还有比亚迪。 “诚然，因为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可能不会很快在美国的大马路上看到比亚迪或小鹏的电车，但如果中国的汽车产业继续沿着现在的路子发展下去，不断变得更好、更便宜，那么就算我们还能保得住美国市场这最后的一亩三分地，除美国以外的世界车市早晚也会被中国品牌染成‘全球山河一片红’。届时，无论是通用、福特、标致、大众还是丰田，我们早晚都会成为铺就中国汽车登基之路的皑皑枯骨。” “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能发展得这么好，部分原因是运气。” 内森·西蒙顿说，中国在传统的内燃机车方面并不出色，和美西方的外资车企相比并没有太强的竞争力可言，但是电动车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电池还是电机，中国现在在业内简直可以说是难求一败。但是除了些许运气之外，中国能成功的关键，还是因为有所准备。
中国电池是从非常非常基础和草根的业务开始做起的，比如为外国的摄像机生产售后电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了产业升级的迫切性，于是便开始有计划、有重点地在电池领域持续投入资源。中国先是在一些大城市力推电动公交车，然后在海外不断收购锂矿的开采权，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完整的锂电池加工产业链。 经过长达30年的艰苦奋斗和持续投入，中国终于在最近几年收获了丰厚的回报。中国电车闭关修炼三十年无人问，中间几度经历波折，险些中道崩殂，但是熬到了最后花开之日，那便是“我花开后百花杀”。中国电车现在仅凭本国市场，就能培育出若干令美西方的传统燃油车巨头震颤不已的“怪物”来，美西方在电动车领域已经不可能再复制诸如半导体那样的对华制裁路径了，因为电动车的几乎一整条产业链都被中国牢牢抓在手里。
内森·西蒙认为，美西方要想重整本国的制造业，美国要想实现工业回流，那就应该多看一看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成功经验。再工业化不是要把以前被淘汰掉的落后产能重新捡回来，而是依托产业基础去抢夺高新制造业的新高地。别看同样是造车，但是通用的燃油车和比亚迪的电动车完全不是一回事，未来只会是属于后者的。如果美国再不能在制定再工业化政策的过程中做到像中国一样有的放矢，而是胡子眉毛一把抓，随便什么制造商都给高额补贴，那么美国的产业回流流到最后只能是流产。 三、师华长技，科教兴美；长期奋斗，愚公移山 要点12：第四味药材的名字叫做“科教兴国”。内森·西蒙顿提到，尽管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但截至2023年，中国新增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却是美国的7倍。中国并没有因为所谓的“人口红利”的说法而躺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睡大觉，恰恰相反，中国对于“未富先老”的前景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但是中国在发展替代劳动力这块却比很多美西方国家都要积极。 很多西方学者总说，中国制造业能发展得好，是因为中国的人力成本低。但事实是，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很大一块是靠机器人支撑起来的，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投入远远超过了依靠人力所能节省下来的那点成本。这按美国的投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在美国，虽然美国的劳动力规模比中国要小得多，老龄化问题比中国还严峻，但是美国对于自动化和机器人的投入却并不像中国那么积极。
内森·西蒙顿说，诸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和“让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强国”之类的说法在中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长到几乎已经成了中国人默认的一种政治正确。为了把这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刻入中国的基因里，中国政府还在官方出版的教科书里明确引入了相关说法，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每当听到‘中国要力争在科技领域赶超美国’这样的说法，很多美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觉得中国人这是夜郎自大，相关言论既偏执又狂妄。因为自1812 年以来，美国人在国内一直享有高度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并为享受了自二战以来长达70年的‘美国治世’而沾沾自喜。”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奢侈。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常常要面临的甚至都不是发展快慢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苦难的时代造就伟大的国家，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得不为了子孙后代的未来而艰苦奋斗。中国并不是一个在所有方面都很严肃的国家，但是每当谈及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中国人一定是正襟危坐的，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即使在那些不那么争强好胜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也普遍将中国的长期发展规划，特别是科技发展视作是衡量中美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如此，内森·西蒙顿还注意到，站在他这个美国人的角度看，几乎所有受中国政策支持的科学技术都是物理技术，而非软件技术。就算中国领导人谈论的是人工智能、材料学、遗传学、神经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工程等先进技术时，他们也指的是物理技术。中国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美西方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服务业的延伸，而中国追求的则是将其投入到工业应用中。 内森·西蒙顿认为，中国此举就相当于明示美西方：我要超越你们，而且我并不满足于小打小闹，我是要在超常规物理科学和制造技术方面彻底压倒你们，因此，我必须牢牢把握住工业领域最硬的硬资产，即超越美西方国家的基础物理学优势。 要点13：在内森·西蒙顿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他给美西方国家开出的药方子上写着的最后一味药材，名叫“愚公移山”。内森·西蒙顿认为，无论是振兴制造业也好，还是工业回流也罢，这些宏大叙事绝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西方政府如果真的希望实现凤凰涅槃，那么就得像中国人一样，做好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都需要艰苦长征的准备。 内森·西蒙顿说：“我们必须充分正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因为那恰恰正是诱使我们的国家走上衰亡和毁灭之路的因素。不要再沉湎于美西方对苏联不战而胜的旧梦中不可自拔了，醒醒吧，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比一整个华约加起来还要强大。你们能想象我们要从华约国家那里采购智能手机上的关键设备吗？我想象不出来。苏联从来就没有具备过可以匹敌西方的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能力，西方对于傻大黑粗的苏联货也不感兴趣。但是中国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强大到了甚至就连我们幻想对他们仍然占有优势的美梦，都是中国人替我们编织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该从这种梦游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
“无论是高谈阔论，还是窃窃私语，对于所有这些来自中国的声音，任何忧国忧民的美国观察家都需要痛苦地、清晰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稳定了我们美国的贸易，并恢复我们美国的国力，我们才能维持与中国的长久和平。” “现在是时候了，美国人民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此时还不向世界展示美国主导下的基于规则的新世界秩序的优越性，将我们在贸易和工业领域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待何时？难不成要等到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都一个个投身中国的怀抱，就因为我们没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比中国道路更光明的选择吗？不，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代价，无论是在美国之外，还是之内。这样的失败会把我们社会的运转成本堆高到无法想象的程度，会毁掉我们美国的下一代，甚至是下几代人。” “该到我们美国直面挑战的时候了。可问题是，我们真的有勇气去迎接这样的挑战吗？” 四、“治不了，等死吧，告辞了” 就……emmm，怎么说呢？内森·西蒙顿这篇东西写得还是有一定水平的，虽然有不少错误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而且遣词造句很是诚恳，虽说是篇功能性很强的议论文，但我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叙事文般的真情流露。 这老哥应该不是装的，他是真的忧国忧民忧虑到焦虑感都快溢出屏幕的程度了。 但也恰恰因此，所以我在读完他这篇文章之后，反而更替他，还有他声嘶力竭也想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那个美西方世界感到无限唏嘘。 我没有见过内森·西蒙顿这个人，但他的文章给我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总觉得他像是另一个位面的扁鹊。 扁鹊初见蔡桓公，劝曰：“公肌肤纹理之间有些小病，不及时医治，恐将加重。” 蔡桓公不爽，怼他：“寡人无疾。”把扁鹊怼跑之后就和身边人嚼舌根，“这些江湖郎中就这德性，就喜欢给没病的人开方子，把治好无病之病当成他自己的功劳。” 扁鹊又见蔡桓公，再劝曰：“公的病已经渗透到了皮肉之下，再不治恐成大疾。”蔡桓公不爽，不理他。 扁鹊三见蔡桓公，三劝曰：“公的病已经深入到肠胃里头了，再不治就来不及了。”蔡桓公又不爽，又不理他。 十天之后，扁鹊四见蔡桓公，这回老扁也不啰唆了，扭头就走。蔡桓公差人把他喊回来解释，扁鹊张口就是一个素质三连： 又是五天过去，蔡桓公恶疾发作，终于想起了扁鹊来，派人去“请”他，结果扁鹊已经润去了秦国，完了蔡桓公就一命呜呼了。 我相信内森·西蒙顿不是唯一一个给美西方国家开过此类药方子的西方大儒。西方现在的病理甚至就连我这个市井大妈都能梳理一番，美欧那么多食君之禄的能人呢，人家的眼力劲还能比我这草莽的差？ 但是你能看出来病理没用啊，你能抓方子也没用，如果病人死活就是不愿意吃药，甚至连自己有病都不肯承认，那你就是扁鹊再世，这种人你也救不回来。 扁鹊虽神，只能医身，蔡桓公的真正病根长在心里，他救不了的。
美西方现在也一样，美欧不缺内森·西蒙顿这类大儒，但是美西方的病他们也治不了。 当初病在肌肤的时候，美西方都不当回事，现在病入骨髓了，还是只有内森·西蒙顿着急。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内森·西蒙顿给美西方开的这张药方子，里头的药材不是从我们中国这儿抓的，没准美西方还有一丝可能，能把这药抓回来，九碗水熬成一碗，咕噜咕噜喝下去。 但现在的问题是，唯一能救美西方的药，还恰恰就在我们这里。 这便是内森·西蒙顿这篇文章最幽默的地方，可能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开的这张方子到头来只会加速美西方的火急攻心。 他以为他自己是在救美西方，实际上他只是美西方的送葬人罢了。 我要是内森·西蒙顿，我这会儿就应该学学扁鹊，脚底板抹油润到秦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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