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输掉了一场贸易战，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发现？
我们金融系统的活力和灵活性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正在经历中国贸易战胜利的后果。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使发达国家面临贸易竞争，还导致了发达经济体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
然而，这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个敌对外国势力的某些恶意行为：中国是从我们自身的无谓错误和经济扭曲中获利的。
我们能力的丧失以及外国出口市场的流失表明，简单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观点不足以应对中国对国际体系构成的挑战。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之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处于危机之中。
我们都希望有白领工作，华尔街不鼓励企业持有可能会带来麻烦的资产。
因为这些资产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监管责任，或者持有成本过高，最终降低投资者的回报。
一方面是数代人经历的严苛工业工作条件，一方面是对轻资产公司结构的全新关注，都为离岸生产创造了强大的激励。
我们现在会条件反射地选择离岸生产，不断重复着关于劳动力成本和监管灵活性的说辞——
哪怕离岸外包会损害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实现了不可能的成就：
它按照自己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目标重塑了世界。
G7国家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没有指导意义，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和出口的中心。
同时，老的华沙条约国除了原材料之外就从没生产出任何好的东西。
在二十年前撰写文章的分析人士都没有预料到中国能够独立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也没有预料到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数亿生活在贫困状况中的国民快速地城市化。
某种意义上，中国通过迟来的发展，让自己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是一场人道主义的胜利，证明了昔日全球主义者的正确。
但另一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冲击。
G7国家的制造业能力被削弱，技术工人和支柱产业被削弱。
G20国家变成了农场和矿区，伤害了它们自己的产业化前景，巩固了它们经济殖民地的地位。
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甚至美国，都看到了对中国供应链的无比依赖。
通常而言，我们是具备生产相关产品的能力的，但没有任何潜在的本土制造商能够真的获得融资并开展生产；
相反，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很难受的选择，要么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能力，要么以高出中国供应商数倍的价格，浪费性地补贴本土制造者。
G7国家的分析师们经常用劳动力成本解释这一点。
劳动力成本当然是一个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工资通常在每小时2-4美元之间。
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工资处在相同的范围，而这些国家又明显缺乏中国在供应链和产品类别上享有的优势。
在国际体系中，他们是“接受者”而非“制造者”。
这些国家拿不出持续30年的高增长率（无论国家的基数有多差），同样也无法享受中国在原材料加工、供应链、港口和物流以及先进制造技术方面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中等经济体有如此不平衡的贸易结构，也没有如此明确的产业计划，实质上能够导致竞争对手的去工业化。
简言之，用廉价劳动力去解释中国制造业的突出地位以及中国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一种严重误导。
它也假设国际贸易中存在一种能够通过金融调节的稳定状态，而这种稳定状态本质上是虚幻的。
上世纪90年代，全球主义者们认为，开放中国消费市场将为G7制造商带来丰厚的回报。
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例如，无线移动公司连续几年获得丰厚的利润，许多G7国家进口商在保留知识产权和分销权的同时，获得了廉价且专业的制造服务。
但总的来说，尽管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太大，大得让G7国家的企业无法忽视。
但总体来说，贸易平衡是偏向于有利中国的，G7国家则通过债务和技术转让来为制造业的消费储蓄买单。
这种局面的最终出现，是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是西方金融体系的一个黑暗的镜像。
因此，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是继续维持这一腐蚀性的体系，要么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以实现我们自身的社会目标。
而我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因为危机在加速发展，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制造
过去，“中国制造”指的是廉价、多余的次品。
如今，从2美元的背包，到高端汽车、超现代的微芯片、世界上半数的船只，都在中国制造。
中国自诩为“世界工厂”。
中国外交人员最近对英国记者Andrew Marr说，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制造国，英国并不是一个足以构成威胁的重要对手。
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贸易规模，以及中国给所有发达经济体造成的巨大贸易逆差，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制造的产品对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供应链至关重要。
在某些重要产品类别里，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关键材料的唯一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