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激烈的冲突分化阶段。对外，我们科技上的短板经过努力已经很大程度补上了，西方科技霸权已经不复存在；货币金融主权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争夺，美元霸权也正在土崩瓦解；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有利于我们乃至世界人民的方向转变，犹太军国主义和跨国金融资本已经成了世界公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深入人心，世界人民再次掀起了反帝浪潮，“一带一路”发展如火如荼，中华民族正在以伟大复兴的姿态重返世界之林。在内，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扫黑除恶，金融医疗防疫反腐，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全面展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成绩。但是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财政安全问题等。
一、我国当前的财政安全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当前的财政安全问题，其实要追溯到改开之初的倡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城市集体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厂长负责制”，以及后来的“承包制”改革。既然社会鼓励发财（广大民众对“富”的理解），而且还实行“厂长负责制”和“承包制”，那么厂长和承包人肯定要努力“先富起来”。问题是“怎么先富起来呢”？本来，官方的倡导是“要依靠诚实劳动”，可是芸芸众生未必有都有这种自觉性，特别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就可以“先富起来”时，谁还想着“诚实劳动”呢？“吃回扣”、“富了方丈穷了庙宇”就成为普遍的现象。而这个“庙宇”正是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一“城市公有制工商企业”。现在谁能想象，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两万多亿元左右，而且医疗、教育、城市住房还是公益性的事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面临的第二次困难（第一次毫无疑问是建国之初）、改开时代的第一次财政困难。
那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一次财政困难的呢？答案是，分税制改革。我们通过划分国税和地税，在保中央财政的隐含前提下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明面上的财政困难是解决了，但是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是由中央财政转向了地方各级财政。这种情况，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中央财政笑哈哈，省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随着进入二十一世纪取消农业税，乡镇财政就彻底破产了，以至于乡镇财政不再独立预算，而合并到了县级财政。
分税制虽然暂时解决了中央财政困难的问题，但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说中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问题。为了缓解这个问题，就有了臭名昭著的“土地财政”政策。而“土地财政”政策不仅导致腐败的泛滥和加剧，更是引发了极大的民怨——买不起房，而且，为了让“土地财政”能够持续、特别是中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能够成功卖地，不惜推动金融资本炒作房地产，直接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和为金融系统埋下了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隐患。
在“土地财政”和“金融资本涌入房地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迎来了2003年后近十年的GDP快速增长，而2012年后各种问题都凸显出来，风险骤升（所谓“经济新常态”是也）。同时，为了GDP增长，在“三驾马车”理论和西方之PPP公益性项目建设理论的误导下，我们开启了近似疯狂的地方政府“借债-投资-创收”模式。虽然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为保GDP增长和一时增加财政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代价是政府债务快速累积起来，甚至有的地方，还超前预收未来几年的税。
中央早已意识到分税制的问题，并于2018年实行了国税地税合并，并对经济落后地区（B类地区）实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保八”政策（即地方财政之医保、社保、工资、行政运行费用等刚性支出的80%由中央转移支付，余下20%由地方自筹）。在没有取消地方政府独立预算权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融资权能的条件下，虽然“保八”政策是一时避免了地方政府财政崩盘，但并没有遏制地方政府疯狂的借债。所以，地方财政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只是输血，不止血，怎么可能救一个人的生命呢？今年，中央终于终止了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融资权能，同时禁止了地方政府过度的、盲目的耗费性投资。这是止血！余下的才是如何救治了。
二、中国古人解决财政安全的成功之道
财政困难，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古代早已有之。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古人解决财政安全的成功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开源节流”。先看看中国古人有什么高招。
中国古代为国家理财的第一高手，莫过于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并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与管仲之“盐铁专卖论”、“均田分力论”和“轻重论”是密不可分的。盐铁专卖，为国家开启了一个重要而又稳定可靠的工商业税源，同时还未国防支出“节了流”。“均田分力”，既安了民（就业），又为国家巩固了另一个重要而又稳定可靠的税源——农业。“轻重论”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理论，还是一个重要的“开源”理论。
中国古代为国理财的第二高手，莫过于桑弘羊。没有桑弘羊为汉高祖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不可能有汉武帝乃至整个大汉的伟大成就。而桑弘羊的理财之道，除了应用管仲之盐铁专卖外，还有中央垄断货币发行权、对富商发行特别国债和天才般的发明——“均输”政策。中国货币史上最为著名的货币——五铢钱，就是桑弘羊的杰作。
中国古代为国理财的另一个高手，莫过于刘晏了。刘晏面临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工商业已然很发达了，工商业私人资本已经壮大起来了，中央王廷的权威也不大不如前了，再实行盐铁专卖阻力太大已然不现实了，而且，当时利润丰厚的行业也不仅仅限于盐铁业。被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家胡寄窗高度赞扬的刘晏，神奇地发明了“榷商”政策 。这一政策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孟子的“中庸”思想，按照当代流行的说法，就是“和谐共享”，即既要保障国家财政（这是前提），还要兼顾民生和私人资本的利益。我们现代版的“榷商”，做得最好的，莫过于烟草业了。
三、明确“开源节流”的正确原则
不管是管仲，还是桑弘羊和刘晏，都为我们如何破解财政困难留下了足够的智慧。有时候，不得不感叹，时下我国财政人的智慧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们都不学习中国古人的智慧吗？用一个更大的问题去掩盖问题、将现在的问题推延到未来的做法，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做法，该休了！
那我们新时代究竟要确定什么样的“开源节流”原则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丢，特别是那些利润丰厚的产业），当然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了。
第一，夯实实体经济，遏制资本过度扩张、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降低利率，严厉查处金融资本的违规违法行为，特别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加的各种“非标”和各种炒作）。在安民的同时，巩固税基以开源。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供给学派的降税政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呢？
第二，中央政府垄断货币的发行主权，特别要充分利用发行国债的货币发行渠道。
第三，逐步加大中央政府发行超长期国债规模，以解燃眉之急。
第四，加大和加快取消出口退税的步伐，让关税成为我国新时代财政的重要税源之一。
第五，加强对财政预算的审查，让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保民生、保供给、保运行，退出保GDP增长所蕴含的保投资、保消费、保出口。荒谬的“三驾马车”理论该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