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OpenAI创始人Sam Altman问了前来拜访的张一鸣一个问题：如何做出一款日活10亿的APP？
这场对话发生在ChatGPT诞生前的一年，折射了当时Sam Altman面临的困境：模型参数量越来越大，但资金消耗量也越来越大，即使OpenAI冒马斯克之大不韪转型营利实体，但融来的钱也捉襟见肘，OpenAI缺乏一款面向C端的产品来完成传播上的出圈，以及商业上的“回血”。
一年后ChatGPT发布，迅速成为历史上最快突破月活10亿的产品。尽管被杨立坤指责为“缺乏创新”和“没什么革命性”，但这款界面简洁的产品却引爆了AGI浪潮，不但让OpenAI的估值直线飙升，也直接带来了可观的订阅收入，到2024年6月已经实现34亿美金的ARR，极大地缓解了资金压力。
Sam Altman有没有从张一鸣身上取到经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找对了咨询对象。从更广泛的视角看，中国在互联网产品创新上的成绩有目共睹，过去十年日活超过1亿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中国公司贡献，很多国内应用的创新模式也在影响全世界的App开发者，甚至连马斯克都想模仿微信。
数据告诉我们，目前全球活跃度最高的20个App，除Telegram之外的其余19家都是来自中美。不但国内市场的各个赛道都被微信、抖音、手淘等本土应用牢牢占据，海外市场也出现了TikTok、Temu、SHIEN、Shopee等中国背景的应用，这打破了对中国移动互联网“只会内战”的质疑。
SHEIN在伦敦街头的广告牌，2021年
起步于桌面互联网，大成于移动互联网，中国企业在互联网浪潮中取得斐然的成绩——但这一切，并非是理所当然。
事实上，在互联网浪潮之前，全球信息革命已经历经了集成电路、大型机、PC机、企业软件和数字通信这五次浪潮，中国只抓住了数字通信这一次浪潮，在剩下的四个领域的商业化方面成绩屈指可数，部分核心环节如操作系统、商业软件、半导体工艺等方面的差距甚至越来越大。
而倒回到中国互联网产业萌芽的2000年左右，国内科技商业环境远非理想：VC/PE行业尚处襁褓，海外风投资本尚未大规模入华；大型科技公司寥若晨星，产业资本实力羸弱；有钱的人少，投钱的人更少，私人资本比独角兽还稀缺；而国家刚经历了98年的阵痛，财政能支持的也相当有限。
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欧洲在2000年前后的条件远好于中国：日本电子产业尚在巅峰，民间资本瘦死骆驼比马大；韩国靠举国之力冉冉升起，三星SK等科技财阀指哪儿打哪儿；欧洲更是抓住了集成电路、企业软件和数字通信三次浪潮，科技巨头栉次鳞比——它们似乎更应该在互联网浪潮中大杀四方。
但从结果来看，日韩欧有成绩但不亮眼：日本的答卷是Line和Rakuten等公司，全球影响力远不如电子时代的索尼松下；韩国拥有Naver、Coupang和Kakao等公司，但业务局限在本土；欧洲只有Spotify等少数公司能站上全球舞台，跟当年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横扫八荒的强势相距甚远。
中国到底是如何在起步艰难的背景下，抓住互联网这一浪潮的？今年是中国接入互联网30周年，本篇文章将尝试从产业逻辑的视角来回答这个问题。
生死焦虑
绝大多数中国互联网公司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都带着一种生死焦虑。
跟中国1984年和1992年两次创业潮不一样，互联网创业公司面对的一半是性感一半是迷雾：传统行业有成熟的消费群体和商业模式——张瑞敏只要把冰箱产出来，王健林只要把楼盖起来，就会有收入和利润，但互联网公司往往即使坐拥了海量用户，却对怎么赚钱一脸茫然。
大洋彼岸，美国同行率先摸索出了三种盈利模式：在线广告、交易佣金和付费服务。其中在线广告直到今天仍然是互联网最主流的变现模式，优点在于容易交付、市场庞大、客户把预算从电视和纸媒挪到网上毫无切换成本。在早期，在线广告支撑了门户和搜索两大业态，养活了雅虎和Google等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