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不断回答实践遇到的崭新课题，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1］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讲的“两个结合”，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主席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毛主席带领人民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切都来源于毛主席在带领人民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创立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以，我们只有追根溯源、搞清楚什么是毛主席开创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道路，才能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
为什么要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道路？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性的，但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
毛主席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毛主席讲：“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之后，毛主席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主要表述，集中于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1938年，毛主席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事实上解决了党从成立后一直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引领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后来，毛选编写时，毛主席又特意把六届六中全会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样的表述是更为精准的。这样精准的表述，也可以反对一些否定中国创造的很多理论在世界上的普遍意义、关起门来不搞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等等的狭隘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也就是在具体实践中有发展，这些发展很多可以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错，但是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更为精准。
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
注意，主席这里说承继，就是要综合、要统一，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的总结之前历史文化。经过分析、挑拣、改造，把它综合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来，统一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不是让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和平共处”，用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传统文化”解读、改造马克思主义，更不是用“传统文化”消解、歪曲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注意，主席这里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是把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化的运用，让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中国的特点，根据中国的特点，具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以强调中国特殊性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搞修正主义，或者用封建传统文化替代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7］
注意，主席这里说，要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独特的作风、独特的气派，把马克思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种形式包括用一些可以利用、改造的传统文化形式（例如“实事求是”）表达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的各种俗语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不是仅仅用“传统文化”形式。
毛主席说：“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8］
注意，主席这里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要和当时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当时正处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需要解决大量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需要新答案，所以不能仅仅的教条的抱着马恩列说过的字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毛主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包括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批判的分析和总结过去中国的历史文化，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的运用中根据中国的实际特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包括让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通过可以利用改造的“传统文化”形式、民间俗语等等形式生动的、通俗的展现出来，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有中国自己的特征。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不包括把本质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内容放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也不包括为了适应继承“传统文化”需要而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传统文化”必须也只能是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总结的对象。所以，在毛主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用来批判的分析和总结旧阶级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武器，而旧阶级社会的“传统文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被无产阶级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总结的对象。同时，经过无产阶级利用、改造之后的“传统文化”，也是表达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形式之一。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总结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优秀部分，才是传统文化中值得继承的部分。从文化上看，中国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只有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文化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颜色革命的威胁，习近平同志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倡导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深思熟虑和深谋远虑。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道路的开拓者，毛主席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青年时期，毛主席就尊崇“实事求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倡导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苦苦探寻“改造中国与世界”，他注重社会调查，曾同萧子升、蔡和森等“游学”，进行社会调研，了解社会状况，“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自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坚定再也没有动摇，追求真理的脚步也从未停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取“阶级斗争”四个字为我所用，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每当遇到不解的问题就向《共产党宣言》请教，结合具体实际，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可以说，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具体落实的一生，用抓阶级斗争具体化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生。所以，毛主席开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道路，是坚持阶级斗争的道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否定了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
毛主席说：“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9］毛主席立足中国实际情况，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战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实践，成功地做到了“有的放矢”。
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面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不断进行新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毛主席在中央苏区进行一系列社会调查，写下《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研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回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下《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自觉地有系统地开创了党的思想传统”，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就有好多。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创立的军事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军事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军事科学领域全面的具体化和系统化道路，把无产阶级革命军事领域的理论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刻也没有停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道路。毛主席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顺利完成“一化三改”，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对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问题，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强调：“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提出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在新时期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道路的重要成果！后来，毛主席分析“大跃进”运动等造成损失的原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真话，实事求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总结经验教训，面对全新的实际情况，向全党深刻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10］毛主席所号召我们探索的这条道路，无疑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走的一条道路。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伟大道路中，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毛主席提出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解决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的问题，指出“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 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于是，毛主席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伟大道路。这条伟大道路的正确性，已经被正反两方面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例如，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主动变野兽被“围猎”、前腐后继，贪污数额从百万千万到百亿千亿甚至近万亿事实，就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反走资派理论的正确性。毛主席是对的，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共识，是中国不可战胜的基石。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预防党的腐化变质，之所以提出要坚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实质上就是在重提毛主席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的光辉思想。
总之，毛主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还有好多，这里由于篇幅原因，就不一一列举了。毛主席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困难的条件下，全面、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亲手缔造了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的道路，解决了一系列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所遇到的困难前所未有，但是他也克服重重困难，创造了无人可比的丰功伟绩。
在给林彪的信中，毛主席说：“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1］来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现实和可能之间的关系。在《反对本本主义》，毛主席提到要学孔丘的“每事问”，用来表述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引用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水浒传》的林冲大战洪教头、《左传》的齐鲁长勺之战和大量中国古代经典战役来论述他的全新的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服务的军事思想。在《实践论》中，毛主席引用《三国演义》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论述经过他创造性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矛盾论》中，毛主席不仅引用了《孙子兵法》，而且引用了魏征的“兼听则明”、《水浒传》的宋江三打祝家庄典故，来丰富论证他创造性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矛盾观。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主席创造性的引用了《封神演义》中的“三大法宝”（姜子牙的四不像，打神鞭，戊己杏黄旗）的形式，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席引用《汉书》中的“实事求是”一词，创造性的解释了经过他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毛主席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2］在《愚公移山》中，毛主席引用了《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典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
请注意，毛主席引用传统文化、传统典故，是利用和改造了传统的形式、赋予了他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把传统文化中的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容为我所用。
例如，毛主席引用“每事问”的时候，并没有说孔丘就是“潜伏在春秋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引用“实事求是”的时候，并没有说《汉书》里面就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主席引用“愚公移山”的时候，并没有提出“《列子》里面就有群众史观”。毛主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的总结古代历史文化。
但是，令人感觉可悲的是，当下竟然出现了用传统文化架空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问题。政法大学的知名人物郭某，不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不谈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抽象的、空洞的说出“马克思是潜伏在西方的纯正的中国人，他和地藏王菩萨想到了一起，一个坚持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一个坚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俩商量好了！”这样毫无唯物史观常识、毫无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言论。真的让人哭笑不得。难怪他受到B站绝大多数青年的唾弃！
用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是指鹿为马。这是毛主席坚决反对的。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愚公移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用传统文化形式展现马克思主义内容，是用“实事求是”、“愚公移山”等等的精美中国独特风格的瓶子装上了他亲自酿出来的更符合中国人民口味的马克思主义的酒；而某些知识分子非要把“传统文化”的糟粕说成“马克思主义”，说这种内容“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只能是把旧的腐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酒装在新的瓶子里。
毛主席不仅善于利用和改造传统文化的形式展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而且极其擅长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怎么理解和实行群众路线？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怎么和敌人斗争？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捏”，“政治就是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主席的这些通俗易懂、内涵深刻的话，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第一人。“毛泽东最讲实事求是，最懂实事求是，最能实事求是，是实事求是第一人。”毛主席的很多至理名言，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又充分具体化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法和工作方法！毛主席无疑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大规模转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分析和解决问题具体方法的第一人。毛主席说：“《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13］
综上所述，毛主席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和总结传统历史文化的道路、是用中国自身独特形式展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内容的道路，而不是没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新创造的道路、不是把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工具——“传统文化”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糅合起来的道路。绝不能把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腐朽上层建筑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形式糅合在一起、甚至说成同一个东西！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坚持毛主席开辟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道路，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结“传统文化”，认清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是服务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统治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工具这一本质，从根本上斗私批修，和封资修的腐朽思想文化彻底决战、划清界限，并在这个前提下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总之，关于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我们要坚持毛主席说的“三老”精神，老老实实按毛主席所揭示的客观真理说话、做人、做事——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从而有力抵制歪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真正内涵的错误思潮。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5］［6］［7］［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3］［4］［12］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9］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10］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3］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