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日，甲辰年十月初二，今天终于阳历和阴历都是初二。今天是闲聊，闲聊的题目又有点大，我本不想聊这个题目的，但是北京的朋友希望我念叨几句，那么我就念叨几句，但我们尽可能地温和、不惹麻烦。今天聊天的主题是强化国家资管与构建全球市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这不是我的题目,是答题而已。好吧，一会儿我们准时开始，我试一下麦,如麦有问题，你们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号，甲辰年十月初二，今天是聊天。聊天的题目是强化国家资管与构建全球市场。我刚才说过了，这不是我想讲的题目，但北京的朋友他强烈建议我谈谈国家资管的事情，谈谈全球市场的破碎与重建的问题。我知道我对整个问题的思考还没到成熟的时候，那既然这个时间节点、这个褃节上有人想听听，我就聊给你们听听。

因为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我想可能很多朋友或者是有关人等可能也在一些问题上吃不准。吃不准就需要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进行理论上的碰撞，那么我其实陆陆续续有谈到国家资管的问题，也有谈到全球市场重构的问题，但成体系地来谈我觉得还是不成熟。我原本也打算在年底的时候，在岭南大学将整个的体系做完它，但等不及，先来。

我先说明一下，今天这个课我尽可能地平和、简单，不能惹麻烦，因为这个平台不能再惹麻烦。我们是以《中庸》的课程为主，聊天只是我原来跟大家承诺，我将我平时思考和札记里的一部分东西拿出来与平台上的朋友分享。当然聊天课里边很重要的内容是通过我们对于一些重大舆论问题的讨论，给大家建立一个宏观的概念。宏观的概念里边当然包括资本流转的问题，也包括了大家对投资问题的根原理或者是底层的一种思考，这个思考对于投资的朋友非常重要。因为前天还有人在问我，卢先生2019年之后你的判断精准，原因在哪里？

原因当然就在我们对宏观的一个比较认真或者是比较系统的一个把握，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用上周我参加一个活动的一个国内的朋友很大声音地跟我说，就是你们不代表主流，虽然有影响力但是非常明确地说，你们不代表主流，也不被主流接受，甚至不被……接受，所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倒不这样看，有没有意义呢？我觉得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更不需要你来定义，不需要，我自己、我身边的朋友和平台上的朋友们，他们觉得有意义，足够了。至于左手那把尺子和右手那把尺子定义，其实我也不是很介意。因为走了这么长的路，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其实我们早已经看明白了。另外，我们身处在一个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新时代了，其他的那些东西其实不重要，虽然对许许多多的吃这口饭的人是重要的。

好，废话少说。我先说一下理论框架，就是要讨论国家资管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理论依据？我决定讲《中庸》，其实是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思考很久的决定。因为我讲《韩昌黎文集》时我没有压力，因为讲《韩昌黎文集》是老师讲给我听，虽然过了几十年了，但我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个东西，并且有几十年的积淀，我其实没有压力。我甚至认为很少有人能走到那么深的地方去看韩昌黎和韩昌黎的文字。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我身边的朋友们，对平台上的朋友们是有意义的。

《中庸》呢，跟老师讨论过，跟恩师有涉及到《中庸》的问题也有讨论，但我确实是没听老师仔细地讲，但我自己看得比较多一些，不光是《中庸》了，“四书五经”我都过过。因为其实中国人不过经史子集，你其实很难说你能够进入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哲学和史学都需要经史子集的基本功的磨练，所以它必须得过。其中《中庸》是中国哲学的根脉，它是一个底层的东西，也是中国建立所有的理论的那个底盘，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讲《中庸》。

讲《中庸》已经过半了，其中这个“中”就非常重要。这里边我今天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们涉及到理论依据和理论框架的问题，再说一遍《中庸》。尧传位给舜说了“允执厥中”，舜传给禹，禹是个好人但没舜那么聪明，所以又加了一段话，变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我讲过了，我不再重复。我上一堂课又讲了《保训》，是文王对武王的遗训，他又一次在讲《中庸》。

这里边他讲了舜的故事，就是舜是在恐惧中悟道，悟到中庸之道，恐惧中悟道。而商朝的祖先是在悲愤中悟道，阳明先生是在凄苦中悟道，他们都理解了中庸之道，但是路径不一样。中庸这个词它就超越了好坏、对错、前后，先进、落后，左右，它全部通通超越了。因为你要“允执厥中”就必须守住个“中”字，所以这是中华文明从尧舜到文武王开始一个核心的东西。

对中庸的理解，现代人里边，登峰造极者，非邓小平莫属。他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端之间，寻找了一个中间路线。这个中间路线，恰恰体现了中国中庸之道的最高智慧。好多人觉得“黑猫白猫论”非常庸俗。其实，黑猫白猫来表达中庸之道，确实庸俗。但小平内心深处所触摸到的那个高度，非常人难以理解。前一段时间，我们剧烈的在争论莫干山那场会议，就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碰撞的那么个场合，但我感到非常遗憾。

虽然莫干山下来的一些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之中登峰造极，特别是一些学人至今仍披着光环，但，他们并没有能够顺利的解释邓小平理论，以至于此次获诺贝尔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整体上西方的经济学界，或者是西方经济学家，整体对中国的奇迹，只承认经济制度的合宜性，而对政治制度提出了深切的质疑。这个质疑，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知道他们的质疑毫无道理，但我们自己也确实从莫干山开始到现在，没能解释好邓小平理论。

其实，我自己想用一些浅显和直接的，能中西方接受的概念来概述邓小平理论。但我知道这个难度非常高，我的《广义财经论》里面涉及到重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以前是想把它概述成“良市”理论，不是吃的那个粮食，是优良的市场理论，就是良市理论。因为，单一解释良市理论里边就必须有一个良政的理论，就是你没有良政你哪来良市，就是优良的政治制度。这个良市理论就涉及到良政的理论，但是你要解释良政的理论，他就非常非常复杂。

但，不管是良市、良政，将来要建立良序，国际秩序，就是我们今天谈的重建、构建全球市场，就是实际上是个良序。就是从良政、良市到良序，国际政治新秩序，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且，用这样的语言恐怕也不能被全世界接受。在理论方面，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肯定是我遇到了我的能力，我的水平和能力无法解决和突破，但也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完成跨越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