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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教员是如何搞城乡共富的?|202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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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的贫富差异,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以前有读者给我留言,让我写篇文章,说说教员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正好我也比较感兴趣,那就写篇文章和大家聊聊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篇文章的内容,我只罗列和教员相关的史料、讲话、文章,不涉及任何个人分析,所以篇幅不会很长,点到为止,希望大家能理解。
近现代的城乡关系,总体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前,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社会生态是城市富农村穷、城市为主农村为辅、东部城乡碾压西部城乡。在这种社会生态下,上海的十里洋场和陕甘宁的偏僻农村,几乎是天上地下的两个世界。
于是,教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
因为在农业经济时期,农村虽然穷,但农村有土地、粮食、人口、兵员以及各类物资,属于社会生态上游的生产单位。城市虽然富,但一切生活物资都需要从农村采购,所以城市是社会生态下游的消费单位。
革命的重心下沉到农村,相当于釜底抽薪。
一旦教员把农村整合起来,城市便失去粮食、物资、劳动力的供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大海中的孤岛似的,随时会被四万万人民形成的磅礴伟力冲垮。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说起来千头万绪,核心逻辑,其实就这么几句话。
革命重心从农村到城市,有一个转移的过程。
早在1944年8月,教员给博古的信中就说: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9年3月,教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这两件事,标志着教员和中央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思路逐渐成熟。
1949年后,即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的社会生态便向农村支持城市、城市反哺农村、最终形成城乡共同富裕的方向转变,努力构建新时代的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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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支持城市,通俗来说,就是大家熟知的剪刀差。
1950年6月6日,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
中国是落后国家,不能和欧美国家一样,靠剥削殖民地来获取原始积累,也不能和德日一样,靠侵略周边国家壮大实力。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从农业国升级为工业国,只能和苏联一样,向农村索要资金和原材料。
这个道理,教员是明白的。
于是在半个月后,教员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重申: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教员又提出“大仁政”和“小仁政”的理论——
 
重点发展工业,将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是大仁政,单纯照顾农民利益是小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是帮了美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制定了较高的农业税,用来抽取农村的资金,1958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更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是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
这个税率,介于六税一和七税一之间,远远高于古代封建社会的十税一,可以说是相当重了。
除了农业税以外,统购统销、低价收粮高价售工业品等方式,也成为城乡剪刀差的组成方式。据有关专家统计,剪刀差造成的农业积累,1950—1957年是475亿元,1959—1978年是4075亿元。
这部分资金,便是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农村支持城市的重要途经。
虽然中国工业化是以城市为主、以重工业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农村、放弃农业和轻工业。
1956年4月,教员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第一段就提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的提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的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的发展重工业。”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论十大关系》的第四段——“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教员把苏联拉出来批判一番,并进一步阐明了农村和农民的问题——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同年的一次会议上,教员又一次指出:
“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剪刀差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的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
总的来说,教员要从农村抽取资金支持城市工业,但非常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不愿意涸泽而渔。
因为在教员执政的时代,中国大部分时间被美、苏两大阵营封锁,出口无法做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只有城乡内循环才能盘活中国经济。而要打通工业经济的内循环,城市的定位就是社会生态上游的生产单位,农村的定位是社会生态下游的消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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