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照搬中国的成功经验的话，那么印度需要:
一个敢于首先流血、甚至敢于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所有人放弃非暴力不合作那套温柔幻想的先驱，“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群能将世上所有政治制度全部尝试一遍的改革者，无论这些改革者个人怀有什么目的、代表的是哪个利益阶级，重要的是必须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适合这片土地的制度，而不是由别人安排一套制度，从光绪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人，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誓不罢休；
一次激烈的思想变革，认清新时代必将与旧时代完全割裂，除“德先生”及“赛先生”以外并无其他人可以拯救国家，将种姓制度及宗教迷信从人民心目中连根拔起，一如新文化运动努力扫除旧礼教和“败鼓皮丸”；
一支崭新的军队，身体和思想上都训练有素，武器和粮食供应靠自己的人民，土不要紧，必须独立，而不能沦为他国的军火市场，要把官僚资本和买办赶出国防部，连张之洞都知道得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自己的枪厂；
一场摧枯拉朽的内战，扫平各类武装割据势力，让表面上服从首都的各邦真正纳入行政体系，蒋介石的南京和阎老西的太原各行其道的日子只要持续一天，“国家”二字就不过是周天子一样的场面装饰；
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政令可以从首都直达基层村镇，推行的事情可以落实到全国各地，统一语言、文字、标准，把秦始皇两千年前干过的事情再干一遍，全国都必须说普通话、写简体字，而不是用英语这种外来语言做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也不是用印地语这种全国有一半国人无法流利使用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一列火车必须能在全国的铁轨上畅通无阻，而无需更换轮对和转向架，生产生活科研中使用的各种单位与世界标准看齐，为以后融入国际社会做好准备；
一次对旧阶级的清算，这包括土地改革、审判国民党战犯等一系列行动，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国共内战到解放战争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想在桌子上坐下来和和气气请旧阶级让渡利益、为新时代铺平道路，那是办不到的，就算他们表面上答应，回头也有一万种方法来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你不撵，婆罗门们是不会从自己的椅子上下来的，不把他们打翻在地，人民自己都无法根除对他们的畏惧，就像闰土见到迅哥儿仍然会喊：“老爷！”；
一轮对旧社会的改造，取缔毒品、关闭赌场、教育妓女；告诉老百姓“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可以、并理当与男子平等地享有受教育及获得工作的机会，努力让总人口的一半摆脱相夫教子、沦为男人附庸的宿命，为社会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与聪明才智；
一次次为改善人民生活而做的努力，包括让医生深入基层群众接种牛痘、消灭天花、遏制痢疾与血吸虫病，建立新生儿健康筛查与疫苗接种制度；广泛推行基础教育，把不识字的文盲变为有文化的劳动力，打破过去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垄断；大面积的基础建设，让铁路公路电力和通讯网抵达全国每一个角落，将新疆、西藏这样偏远地区的人民拽进现代社会；
一场能顶着武器代差打赢的对外战争，告诉全世界，那个在海岸线上架起几门炮就能对一个国家指手画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从今天开始，这片土地上说话算数的人已经换了，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雅尔塔会议上没有中国的位置，我们在抗美援朝时期和美国以及小半个世界硬碰硬干了一架才换来自己的坐席，如果印度想崛起，如果印度真的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恭喜印度，他们准备好挑战世界了吗？
一封能召唤众多海外精英人才回到一无所有的祖国的《致全美留学生的公开信》，这些人才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完全有能力过上、并已经过上舒适而优渥的生活，世上最强大的国家给予他们财富、名望、地位、安全庇护，于情于理，留在这里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故土能给他们的只有一句“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这句承诺既苍白又无力，它背后什么也没有，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书籍资料、没有导师和实验人员，甚至没有咖啡、砂糖、牛排、甜面包、皮鞋、舒适的床垫和医疗卫生这些保障人基本生活需求的东西。但他们还是回来了，一个接一个地从世界各地回来了，物理学博士朱光亚离开已经有了原子弹的美国，到中国的荒野里从头进行核试验；数学博士钱伟长离开教育体系成熟的加州理工学院，到文盲遍地的中国创造一套高等教育体系；顶尖实验室JPL的创立者之一钱学森离开十几年后就能登月的NASA，到连燃油供应都有困难的中国搞飞机、火箭和导弹；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华罗庚放弃教职，到百废待兴的中国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在今天，这相当于微软、谷歌、波音、洛马等企业巨头和各大实验室里的印度人集体辞职，放弃高薪、专项支持、终身教职、多年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上司以升职加薪的方式挽留的情况下、甚至在美国海关不予放行的情况下都要想方设法远渡重洋回到新德里。朱光亚和钱学森们回到中国，分散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做了许多尝试，干了许多实事，培养了许多学生，只为后来人能像美国人那样喝上咖啡、吃上牛排、能在自己的高等学府里取得学历、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出突破、能坐在电视前看着自己国家的火箭冉冉升空、能把今天拥有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
一批不惧承担骂名、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像蒋介石那样日本都打到家里了还在乎“国际观瞻”的领导人、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一味讨好西方的领导人会断送国家的前途，上面列举的一切过程中都会有动乱、冤屈和流血，都会有好人与无辜者为之牺牲，而这些人的死最终都要算到这些政治家头上。旧中国的地主里有好人，不少，但他们无法号召所有的地主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旧中国的资本家里也有好人，也不少，但他们无法号召所有的资本家把钱投入国家建设；旧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更是有许多善良、博学的人，但他们仍然秉持着克己复礼那一套，甚至有凌驾于“愚民黔首”之上的优越感。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必须被打倒，打倒的过程中，这些人也会受伤、甚至会死，而他们的死将作为历史的污点，在日后被人拿出来用放大镜一遍遍审视、宣传，以至于盖过历史的其他部分，当时的政治家们必须做好扛下这一切的准备和觉悟；而这只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中的一部分，他们还要能看到世界形势的变化，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决定走向何方，正如中国在苏联与美国这两极之间辗转腾挪最终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果断对印用兵，改革开放后努力加入WTO，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机会，借助一切能够借助的力量；
一个敢作敢为、能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弯路走过，岔路走过，错路走过，但回首过去，它的纠偏能力非常强大，打乱社会秩序的文革终止了，封闭的经济体系走向改革开放，经商的军队被叫停经商行为，这些与刚才提到的种种改革和建设是同时发生的，历史是一股成分极其复杂的溶液，它不可能像水与油那样泾渭分明。后人看历史，和身在其中的人看历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就像拿到一年的大盘走势再去研究这一年的股市，和在年初判断这一年的股市涨跌是两码事。我们买股票尚且无法断言买完之后是涨是跌，许多更复杂的决策在做出的时候更没法立刻判断它究竟是对是错，这时候就需要纠偏能力，越南在军队经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军队GDP已经占到全国9%；苏联在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众叛亲离；一个有活力的、做实事的党会尽量避免犯错，但绝不可能不犯错，犯了错人民理应骂，它的责任是人民骂完了之后，去尽力补救、改正，而不是鞠躬道歉，下台，然后换一批人上来继续挨骂——唾沫星子灭不了房子上正在燃烧的火，日本正在用自身行动深刻教育我们这一点；
最后的最后，以上一切的基础，是一群可以被唤醒的、唤醒后不甘沦落的、愿意为自己的子孙放弃自己的利益、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人民。没有这样一群广大的人民，上面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如果这些都有了，他们可以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剩下的，交给时间。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一百八十年过去了；
自辛亥革命算起，一百零九年过去了；
自中华民国成立算起，一百零八年过去了；
自巴黎和会算起，一百零一年过去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七十一年过去了。
这是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的经验。照此看来，印度需要至少两百年和十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耐心、不言放弃。
而超越中国的经验，历史还没有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