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领导集体治国理政能力的综合体现。 这篇文章，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从世界史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大国兴衰中的战略选择和利益得失，探讨在当代世界格局大变动中，特别是进入强国新时代后，中国需要何种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怎样的地缘战略。
非常值得一读。
（一）战略研究是国家“养生”的学问
我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用了三卷本的长篇幅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地区，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特征和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大国力量能达到的极限和底线。
每一个国家都有扩张的欲望，但也都有可为与不可为、可得可失——以其固有版图为起点——的极限和底线。
汉语中的“福”字，其实很有些战略意味。左边的“礻”字旁有崇拜的意思，拜的就是右边的“一口田”。它的意思是，人只要有了一口田就饿不死，对其必须死守。反过来，如果超出一口田，假设达到了十口田，那也可能要撑死。
对于一个穷国来说，战略目标防止的是饿死，即确保主权、寸土不让。当国家富强起来了，防止的就是撑死。饿死是死，撑死也是死。穷的时候总说，等富起来就好了，到时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但当我们富起来时才发现，富有富的问题。所谓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什么时候都有安全问题。过去是贫血，现在是高血脂、糖尿病。战略能力首先就是认识自己的利益底线和极限，底线是唯物论，极限是辩证法。对进入强国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学习辩证法就显得格外重要。
国家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国家衰亡，饿死的不多，所谓的饿死就是被侵略，整个被颠覆了。但撑死的多，二战时期的日本、德国和苏联都是撑死的。人饿了其实更容易团结，容易一块儿去奋斗。
战略研究不是“国家拼命的学问”。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他们研究的战略都是“国家拼命的学问”，是“地理和地理”的关系。
比如，控制了A就控制了B，而要保证控制战果，半径就要不断扩大，也会不断有接下来的目标，最终会把国家国力拉伸到难以收缩的地步。一个国家的利益扩张线不在于有多长，关键是要能收回来，收不回来就会要命，辩证法研究的就是能不能收回来。
利益扩张，如果战线拉得太长，矛盾就会转化，回来花费的力气就要比前进花费的力气还要大，而惯性又导致扩张者不愿意后撤，最终会把国家的资源链绷断。比如，有人说控制了中亚就能控制世界，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中亚总是弱国打败强国，许多大国止步于此，古罗马、大英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都栽在并衰落于此。
战略家要擅长拉皮筋。毛泽东同志深知，远战当速、近战可久。比如，抗美援朝能打三年，因为朝鲜离我们近，部队和辎重随时可以补给和撤回。但对印自卫反击战则不同，路远势险，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后勤跟不上。
“穷家富路”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扩张的幅度其实非常小，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版图和边缘地区控制住，这是因为他明白扩张越过极限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
莫迪上台前，调门曾经很高，什么西向红海，东向太平洋，进军南海等，还搞了一个所谓的“新印度洋战略”。我们对此无需在意，更不能当真，因为体重加引力场决定一个人跳跃的高度，看看印度那瘦弱的“身板”，就知道高调门是没用的。
形成战略能力的出发点是“生死存亡”。司马光在北宋接近后期写了一部《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意在告诉人们：周朝是由此分裂并进入战国时代的。
世界是斗争的，斗争是要见血的，没有这样的认知，就会有无限的战争，死的人更多。
毛泽东同志当年过长江需要很大的勇气，他认识到这个时候如果为了和平而放弃过江，可能暂时伤亡少些，但将来统一的时候会牺牲更多人的生命，这就是国家战略能力。有时候国家是因为受到入侵或向敌人屈服而亡的，也有的时候国家是因为多贪多占而亡的。所以，极左和极右都是要不得的。
从“生死存亡”考虑问题，就能学会辩证法。我们的大脑要建立战略坐标，横坐标是生，纵坐标是死，横坐标是发展，纵坐标是生存。
这个坐标是跨时代的，从古至今都适用。我常鼓励学生看央视的《动物世界》，两只动物见面，一看打不过，双方蹬一蹬腿就走了，能打过保准把对方吃掉。动物之间也有边界线，抬腿撒泡尿就是划边界的，它们很清楚自己的体力能走多远、能控制多大地盘。
研究战略要学地理，更要学历史。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谈判，是非常典型的两个智者的谈判。当时希特勒马上就要被打败了，于是俩人坐下来分天下。他们提的条件都不超出本国的能力，所求的都是对方力量极限之外，因为他们俩人都懂历史。
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历史理解力就缺少辩证法。斯大林曾认为德国不可能出兵俄国，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欧洲侵略俄国成功的案例。希特勒出兵后，斯大林说希特勒作为战略家已经名存实亡了。
大家看这张纸条，是丘吉尔手写的。英国所求看似随意，实则讲究，完全是依据各自实力的合理要价。比如罗马尼亚，俄国（苏联）索取90%，因为这块平地在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俄完全有能力掌控，英国离此地太远，10%就满足。而希腊则不同，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那么大规模，俄国通过黑海海峡向南扩张的企图仍然受到重挫。这说明希腊是俄国力所不及的，因而是必然要失败的地方。
我们看地图要看立体图，看平面地图说的是“神”话，看立体地图就会说“人”话。俄国强在陆军，但除了海洋，山地就是陆军大兵团合成作战优势的“坟墓”，是游击战的“天堂”，这也是为什么陆军和海军都强大的国家在阿富汗都打不赢，因为山峰会像刀子一样把大部队分割成碎片，使之无法形成合力。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的结局也说明了同样道理，虽然俄罗斯出不了黑海，但其他国家却也进不去，进去了打仗也是失败。
（二）重点国家的极限和底线
我简单地把俄罗斯、美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战略利益线标了一下。
美国的利益边界线过长。美国因为是海洋帝国，安全边界线特别长。海洋帝国要防止别国入侵，就必须控制整个海洋，也就意味着必须时刻提防一流大国，因为能越过海洋挑衅的都是一流大国。
国家有两条边界线：安全边界、边界安全。安全边界指的是利益边界线，边界安全就是主权安全，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如果利益线和边界线差太远，就很难控制。美国的利益边界线太远了，看上去比较威武，但是耀武扬威需要资源，当资源不够的时候，敌人就多了。
东北亚地处美国战略极限之外。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极限，美国的极限实际上达不到朝鲜半岛，因为这里离它的核心利益线太远了。因此，它在这一区域只能佯攻，不能实战，实战必败。
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都明白，所以朝鲜战争是艾森豪威尔叫停的。他明白国家不能在非重要利益上太过用力，即使在朝鲜半岛打赢了，美国也无法长期控制。二战中，美国也是将东北亚连同日本交给斯大林解决。《雅尔塔协定》是战后合作的基础，之所以能成为基础，就是各方力量都找到了各自的边界，找不到边界是无法合作的，更不必说长期稳定。
日本南向战略极限在台湾，而日本的战略极限却是中国的战略底线，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了台湾，而台湾是西太平洋的枢纽。
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谁占了台湾，谁就得了黄海，得了黄海就控制了西太平洋战略形势转换的枢纽地区。
为了保住台湾“战果”，近代日本的防御半径一直划到整个中太平洋，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随着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其防卫半径及其成本就不断飙升，最终将日本压垮。拉皮筋与战略设计遵循同一道理，原则是皮筋既不能拉得太过，也不能收不回来。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是版图超大，因此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个扩张国家。其实20世纪以来俄罗斯已是一个扩张力释放殆尽，因而是底线和极限近乎重合的国家。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通过黑海海峡向南扩张的企图受到重挫。俄罗斯能控制黑海北部海域，但始终进不了地中海。能进入东北太平洋，但控制不了北太平洋，望洋兴叹成了俄罗斯的宿命。
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
苏联和美国都是在“五大三粗”的时候，也就是强盛的时候，没有经过战争就衰落的。
这说明，技术、装备固然重要，但真正导致国家衰落的往往是这个国家战略能力的衰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搞战略的一不知唯物论，二不知辩证法，而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比原子弹还强大的武器。展示财富，不是强，展示军队，也不是强，强大的思想才是最强的。
地缘政治不是研究地理和地理的关系，而是资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的关系。国家要的是实现战略目标，而非占地盘，目标定了，资源能不能跟上？我们知道空间距离远，所耗资源就多，距离近但地形复杂，用的资源也多。
战略家应该研究资源和目标在一个特定地理空间中的转化关系，不能实现目标，一切都是白搭。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运用上述方法的典范。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距离并不远，但中间有着海拔4000—7000米高的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天然屏障，而且近乎垂直，这样的地形，后勤供给就要重新考虑。有些人只看平面地图，想不明白为何中国军队打到藏南就撤退了，但只要去看看立体地图就能理解，地形决定了中国必须速战速决。
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谈到中印后勤比较时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基辛格评价这场战争时就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在地形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目标就不能设太高。
（一）领导层战略思维能力的弱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竞争。在两个国家都觉得吃不消时，苏联犯下了不可回逆的致命错误，即把自己的盟国——中国逼到美国一边，从此，苏联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倡议的全球化，认为世界不需要战争了，战争将导致零和结果，所以他首先放弃战争而选择走和平道路。
但他没有学好唯物论，没有认识到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最终导致苏联瞬间解体。当然，这不能归责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当时苏联整个领导层、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唯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唯心论是国家战略能力提升的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