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没有转移支付这一说。那时候全国上下一本账，年初计委召集各方大佬开个闭门会，把中央和地方当年收支算清楚，填好表格，盖章下发，各级政府负责执行就好，钱不够用就往上打报告，中央统一解决。
但是这种模式本质是吃大锅饭，地方对于干工作是没什么积极性的，干好了给国家，干不好中央给兜底，那还努力啥？
所以1978年改开以后，中央开始放权，让地方自己搞。当时的政策是财政包干制，年初给你定个指标，超额完成部分按比例上交，剩下的，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处置。
有了激励，地方的劲头一下就上来了，特别是沿海几个省份，依靠地理优势，加上海外老乡积极回国投资，很快就干的风生水起。
内陆省份日子过得也不错，当时的国企和银行都是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银行给国企打钱足够多，企业有了钱就扩大生产，地方GDP也就这么上去了。
唯一不爽的是中央政府，蛋糕就那么大，地方拿的多，中央手里就捉襟见肘了。
而改开刚开始百废待兴，铁路、公路、车站，水电气这些基础设施排队等上马，还有水利、救灾、国防，哪哪儿都得花钱，中央没钱只能去找地方政府打秋风，人家还躲着不愿意给，老子追着儿子借钱，也算是很魔幻了。所以当时领导人很不爽，经常感慨，手里没把米，小鸡都不来。
于是1994年，朱总理主导了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看起来是税务改革，实际是中央政府集权的改革，核心就是中央拿税收大头，财权集中管理，把事权下放给地方，说白了就是钱我拿，事你干，详细内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百度。
当时甩给地方政府的事权主要是公共事务，类似教育、行政、养老保险、桥梁公路、水电气等市政工程。这都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一样都不能马虎。可是这些东西光听名字就知道是吞金兽，留给地方政府那些税收肯定不够，缺的窟窿从哪儿补呢？
一种办法是老百姓那儿收，那些年地方政府充分发挥想象力，发明了很多税费和摊派，特别是对农村。农村是集体经济，农民不像城镇职工，理论上国家是没有兜底义务的，但是农民的教育、医疗又不能不管，这笔开支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农民身上收取。那些年各种税费，像三提五统什么的，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
这个明显不是国家的初衷，所以后来中央发文件明令禁止。
然后就是土地财政。土地是重要生产要素，而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地方政府有支配权。对于常年缺钱的地方政府来说，这颗摇钱树肯定不能放过。所以土地出让金就成了地方政府收入的大头。
但是土地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城市可用土地本来就不多，卖一块少一块（理论上土地出让有年限，到期可以回收利用，不过也是几十年后的事了）。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财源，只能是打农村土地的主意，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损害农村利益不说，还侵占了一部分耕地。而且出让土地这事，属于典型的寅吃卯粮，没有可持续性，就跟中东挖石油，山西挖煤炭一样，总量固定，肉眼就能看到天花板，你挖了子孙们就没得挖。
偏偏这地方政府卖地上瘾，土地收入比重一路飙升，到后来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重常年在5%左右徘徊，要知道，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才15%。地方政府如果形成路径依赖，将来继任者无地可卖，地方经济可要断崖式下跌了。所以土地财政也不是长久之计。
还有个办法就是借债。早先地方政府和银行关系好，贷款就是左手倒右手的事，所以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从银行借贷搞建设属于常规操作。但是也正因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银行没啥风险意识，有领导条子，顺手就把贷款批了。这就导致政府项目搞砸后，经常会把银行也拖下水，储户取不出去钱就会上街溜达，最后还得中央出面兜底。
背了几次锅的中央实在受不了，为了防止地方政府管不住自己的小手，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出台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借债，从源头解决问题。
但是经济要发展，城市建设不能停，于是城投公司出场了。
城投公司理论上是独立法人，实际是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因为有政府背景，可以拿地方公共设施做抵押，所以借款非常容易。
这事实际就是地方政府曲线救国，用城投公司这个马甲变相借债。早先这个操作也没啥问题，城投公司比较规矩，贷款主要是救急。比如咱们常说的土地出让，这事没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地方政府收地以后没法直接用，还得拆迁、平整，通水通电，这些都需要启动大笔资金，需要通过城投公司融资后，把生地加工成熟地，具备条件后再卖给开发商，或者开发成旅游景点，后续持续产生收益后再还款，这种贷款一般没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很多城投公司放飞自我，负债经营后，把钱投进了一些不挣钱的项目，收益根本覆盖不了成本。沿海城市还好，经济发达，基础设施的投入很快就能回本。中西部城市就不行了，项目前期缺乏论证，只知道跟风，很多面子工程根本没法产生收益，投资打了水漂，城投公司的贷款也就成了坏账。
比如今年年初，贵州遵义路桥就被曝出有156亿的贷款还不上，大家都吃了一惊。更惊的是，后来发现全国加起来这部分隐形债务有60多万亿。财政部坐不住了，表态说城投公司的债中央不会管，谁的孩子谁抱走，国家不会给公司兜底，地方政府要自己擦屁股。
中央政府明确表示不负责，以后这城投公司想借钱就难了。
但是城市基建缺启动资金也是事实，中央也知道像公路桥梁这些基建工程，前期需要大笔启动资金，而地方政府手里的收入维持当地正常运转都费劲，更没有余粮搞发展了。
与其让地方政府弄些皮包公司胡搞瞎搞，还不如统一管控起来，所以2014年以后，中央又下文件，把地方政府借贷的口子打开了，不过也不是完全放开，只有基建这种后续能产生收益的项目才能贷款，而且得中央审批。言外之意，借钱搞建设可以，给公务员发工资不行。这种债务我们叫专项债，在美国有个专有名词叫市政债，也就是你得有项目才能贷款，不能空手套白狼。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专项债和城投债作用差不多，未来城投公司的债可能会慢慢和专项债合并，中央统一审核，地方操盘，慢慢消化。
基建可以举债，那跟民生相关的项目咋办呢？比如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短期都不会产生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举债将来肯定是烂账还不上，这部分就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了。
分税制以后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土地收入、社保基金、国企利润这几部分，而改革以后，中央收入能站到全部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而中央支出只占全部支出的15%左右，多出来的35%基本上都要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地方政府，主要应用于民生项目。
这个返还并不是雨露均沾，一般富裕省份给的少，或者干脆就不给，经济不发达，人口多的省份，那就多补贴一点。本质上是国家从富裕省份多收点钱补贴给穷省。
所以我们看今年的转移支付大头还是四川、河南、湖南这几个人口大省，而主要的费用也投在教育，养老、医疗这些基本保障上。
而且今年转移支付金额超过10万亿，创下历史新高。这个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部分省份经济下滑厉害，需要财政支持。另外一方面，投入社保也是为了让大家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毕竟疫情闹了这么一出，大家吓的不敢花钱，钱存在银行趴着不动，经济也就运行不起来了。
储蓄率太高这事原因有很多，不过主要是大家缺乏安全感，如果社保能跟上，大家不用担心养老和医疗问题，可能就把钱其出来消费了，对经济也是个刺激作用。给大家稳定预期这事，对提振消费来说是指标，比一个劲降低存款利率要有效的多，所以一部分转移支付的钱要补贴给社保。
除了中央拨款，还有一些非常规操作可以转移支付，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可以把西部地区农业用地指标变相卖给东部，价钱甚至可以达到房地产用地或者工业用地的价格水平，我在上一篇文章《从狂飙看土地制度变迁》里说过这事，这个其实也是东部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像这种用市场的方式实现财富转移，也是未来共同富裕的一个大趋势。
有小伙伴可能要问了，富人补贴穷人，这个算不算劫富济贫？是不是不太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