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中有太多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历史经验。苏联就是这方面的前车之鉴，而其中的文化能力建设的失败即“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是最值得我们汲取的。苏联文化建设的重要教训是增加了知识，放弃了政治即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伯恩斯坦的“粉红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红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事实上，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的文化源头并不在德国，而在英国。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1]在大陆失败后逐渐形成了对付欧洲大陆的“费边主义”[2]，这是一种用渐进迂徊的方式与欧洲大陆进行战略博弈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最早的表现就是英国大力推出的丑化法国大革命并具有“伤痕文学”特点的小说《双城记》[3]，英国用马克思批判的“爱的呓语”[4 ]的粉色文化文化，控制了印度、南非等；1871年还让具有“戈尔巴乔夫”气质的巴黎公社领导们放弃武装并使巴黎公社倒在梯也尔的屠刀之下。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费边社”。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工业化进步，这些人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粉红色”思潮后来在德国变异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伯恩施坦主义，至此，这种思潮腐蚀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的力量，使之丧失了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机会。列宁与伯恩斯坦决裂并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放弃了列宁主义，重拾伯恩斯坦主义，结果苏联几年内在里应外合中被肢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这种危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醒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说明，中国重复苏联覆辙的可能性并没有根本消失。今后有可能导致中国“行百里半九行”不幸后果的因素，将不主要是直接颠覆共产主义真理的“黑色”文化，而是用接近本质的手法颠覆真理本质的“粉红色”文化。比如有些人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