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十、蒋介石被迫与中共联系
这一节的主题是：蒋介石被迫与中共联系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人民自发的抗日救国行动此起彼伏，到1936年红军东征抗日被蒋介石军队阻回，全社会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风暴越来越剧烈。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日本人占领我疆土、杀戮我人民，已经占领了东北控制了华北，甚至要吞并灭亡中国，为什么统治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却不顾国家和民族危亡，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打内战，坚持对日不抵抗？对人民的抗日言论封口，对群众自发的抗日组织打压？对中国军队自发的抗战行动想尽办法破坏？甚至签约与日本人共同反共、消灭坚决抗日的红军？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妥协投降、丧权辱国甚至采取与侵略者一致的立场和国策？
原因很复杂，应当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讲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与完全殖民地的区别，在于只是形式上有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外国的控制和奴役，英、法、日、意、美等多个国家，甚至可以在中国多地包括京城驻军。
近代以来的晚清政府，就是一个由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操纵的政府，他们的作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中国各阶层各界的鄙视和愤怒，很快就被推翻和迅速灭亡是必然的。
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但革命果实很快就被列强选中的代理人袁世凯篡夺。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还是半殖民地政权，以冯国璋和曹锟为代表的直系，背后主要支持国是英国和美国；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和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背后主要支持国是日本。国共合作北伐，高举的是孙中山反帝反封建旗帜，但在北洋军阀即将土崩瓦解之时，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却日益不安。
日本军部认为：此时国共如不分家，则全国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将遭覆灭，而日尤甚。英美等国也有同感。于是，他们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寻找新的代理人，最后把目标落在了掌握着枪杆子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身上。
日本外相通过曾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黄郛向蒋介石表示，日本对蒋“颇存厚望”，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国民运动”，所谓纯正的国民运动，就是要排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美英则通过上海大买办虞洽卿向蒋介石提出，给6000万元，但以“反共灭共为条件”。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还有华北财团和华南财团，也放弃了快要完蛋的北洋政府，先是筹集40万元当见面礼，又筹集8000万元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从此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成了嘴上主义背后生意、为了利益背叛主义的典型人物，本来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者，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由于蒋介石为私利驱使，背叛革命初衷，背叛革命人民，政变上台，得位不正，这就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内乱不断，外患不已，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重要原因。“四·一二”政变4个月后，蒋介石就在内斗中败北下野。下台后干什么去了？他到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相见，此人5月份派兵占领山东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还制定了把满蒙与中国本土分开、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方针，也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田中奏折提出者。
而蒋介石却与他搞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核心是：“日本承认由反共反苏的国民党统一中国，中国（蒋介石）则承认日本东北的特殊地位。” [1] 从日本回国后，蒋介石马上又离弃妻妾，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被戏称为“中美联姻”，之前的3个老婆就此别过，不算数了。1个月后复职，重新上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很重要，是蒋介石这类政治人物的靠山和主导。但是，那些帮他上台的帝国主义强盗，从来就不是无偿的，不是在助人为乐，他们要的是超额利益，代价就是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巨大付出与割让。
知道这样的政治背景，就能理解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时的态度了。
有一本冯玉祥回忆录，书名是《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是他住在美国时的口述，由他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新中国成立前就出版过。里面载有大量亲历的事情，再现了当年那个真实的蒋介石。
冯玉祥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人的攻击，张学良的参谋长问张学良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因为他请示过蒋介石，蒋对他说的就是这样的话，而且蒋还对他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现在有些人为蒋介石翻案，说没看到相关文件，但不管看没看到文件，蒋介石不抵抗也不准抵抗已经被那段历史证明，事实胜于雄辩。
他们有一套看似有理的投降逻辑，在南京开会讨论抗日问题，蒋介石讲的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何应钦说得更厉害：“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当时，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还有与他们亲近的那些人，都认可抗日“三日亡国论”。[2]
冯玉祥说，日本人知道蒋介石的“三日亡国论”后，开始在华北上海各地积极侵略。驻上海的十九路军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本人开枪他们就还手打起来了，而且还把日本人打退了，中国同胞送粮、抬伤、慰劳、赠礼，冒着枪林弹雨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陈友仁、于右任和冯玉祥等提出派兵援助十九路军，但蒋介石始终一言不发，何应钦还命令中国海军，买青菜和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一面破坏十九路军抗日，一面准备逃难，要迁都洛阳。后来蒋介石派了两个嫡系师参战，他们是有分寸的动作和打仗，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和日本人另订条约，好多人都觉得辱国丧权，很痛心。[3]
冯玉祥还讲，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之后，不但日本人不相信中国军队还敢抵抗，就是中国有些人也觉得哪还有人敢和日本人作战呢？
1932年，日本人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攻万里长城，一支兵攻热河，一支兵攻察哈尔。能和日本人打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不同日本人打的军队，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蒋介石也不问他们的过失。日本人骂中国军队说，你们的腿跑得那样快，报告胜利都没有法子报告，希望蒋介石这些军队退的时候稍微慢一点。蒋介石是辽宁丢了不问，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4县，还是不抵抗主义，让何应钦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全国舆论没有不骂的。[4]
【日本关东军庆贺《何梅协定》签订】
当时，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退下来的军队，加上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共有20多万。1933年5月，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展至十几万人，也有几百共产党员参与其中，很快收复多伦4县，震动全国。
蒋介石不但不高兴，还造谣说：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汪精卫、何应钦说：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情。蒋介石调重兵与日本人配合进攻同盟军，还暗中许下庞炳勋为察哈尔省主席，要他打冯玉祥。[5]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和方振武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那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6]
实际上，无论谁说抗日都要上黑名单，甚至当共产党抓起来，举兵抗日的军队都被破坏。
这样换来了什么？是日本人得寸进尺。要的已经不仅是东北，也不仅是华北，而是全中国，连英美的势力范围也在内。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完全失去依据，妥协退让已无路可退，整个社会犹如火山爆发。
蒋介石被迫调整政策，开始秘密派人与共产党联系。为什么不敢公开联系？首先是日本人不让，再就是他的手下还在“剿共”，只能悄悄的。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蒋介石先是对苏联大使提出国共合作；又派陈立夫、张冲转道欧洲去苏联，希望建立中苏抗日同盟，但他们刚到意大利就被日本间谍发现，吓得蒋介石急忙召回；蒋令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联系，王明要他找国内的；蒋介石又找宋子文，要他帮助打通联系渠道，宋子文找宋庆龄，宋庆龄给他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是中共秘密党员、特科成员，还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孔祥熙给董健吾亲笔签署了一个“财政部调查员”委任状，蒋介石接见他讲谈判条件。动身时，宋庆龄交给他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止血药。
这年初，宋庆龄等帮助买了一部大功率电台，通过地下党秘密运到陕北，有大电台就可以同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系了[7]。还带着一位到过陕北的随员张晓华，连董健吾都不知道他也是秘密党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的。他们过西安时被张学良审出秘密，得到南京方面证实后，派飞机把他们送到肤施（就是延安），又派一个骑兵连送到瓦窑堡。[8]
【红色牧师董健吾】
他们到瓦窑堡时，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带领红军东征，在山西石楼，只有博古留守。毛主席让董健吾到石楼面谈，但董急于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3月4日，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发给他一份电报，提出5条谈判意见：一是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是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是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是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是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9]
董健吾走时，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谢意和敬意，让他给宋庆龄带回两样礼品：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10]
张子华从陕北回去得晚一些。他带着任务回南京后，5月份秘密会晤了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对我们3月份提出的5条意见答复4条：一是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是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是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是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11] 从这4条来看，蒋介石还是有诚意的，既表示要一起对日作战，又愿意给红军平等地位，对我们党的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前中共中央专门致书说，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反响。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了句硬话：“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也采取了强硬态度，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未曾有过的。
但对我党的回复却变了调子，提出与原先不同的4条：一是尊奉三民主义；二是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是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12] 由比较诚恳的合作条件，变成了对中共及其红军的政治要求和约束。
对这个变化应当怎么认识？毛主席指出：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口号是停战议和请蒋抗日。如果国民党军攻击我们怎么办？
毛主席说，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对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13] 当时我们还在党内发秘密文件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一个重大转变。
日本人希望蒋介石联日防共，苏联希望蒋介石联共抗日，之前蒋介石是联日防共，此时在联日防共和联共抗日之间徘徊不定，中国共产党希望从逼蒋抗日顺利发展到联蒋抗日。
为了形成更大的政治力量，促进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还致信南京政府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还分别写信给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14] 这个阶段，是毛主席一生写信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了。
但事态发展并不如愿，蒋介石不到山穷水尽时真的改不了，逼蒋抗日最后还是要兵戎相见，用硬手段。
1936年5月初，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王明给他的任务是国共谈判联系人。他在香港与陈果夫联系，中统二号人物张冲到香港见潘汉年，又陪他到南京与曾养甫密谈。曾养甫转告潘汉年：我们的谈判对手是毛泽东，你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当局，建议他去趟陕北，带来毛泽东的意见。[15]
潘汉年8月回到陕北汇报了情况。10月中旬，依据毛主席亲自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到上海与陈立夫会谈，得到的竟是与此前完全不同的4条：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16] 这已经不是谈判，而是要收编，核心是解除共产党的武装，我们不可能接受。
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该怎么办？毛主席认为，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与我们联合。[17]
毛主席的认识如此坚定，在于他不只是看蒋介石一时怎么想，而是从大势所趋看问题，看本质和规律的决定性。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和日本同时伤及其他列强利益时，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怎么办，要看必然。
当时，蒋介石不仅口头上变化，还派出胡宗南部等十几个师，要歼灭我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和宁夏边境地区，他还亲自赶到西安督战。1936年10月27日，他在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说：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党，这是东北军必须要打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远近不分，内外不分，是非不分，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18]
他讲完之后，引起许多东北军军官大骂，反应非常激烈。从他的话看又倒回去了，不再承认之前的共同抗日，而是把坚决抗日的红军当成主要敌人，主要矛盾完全颠倒了。当时他与我们往来，只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19]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只能暂且画上休止符。这也留下了一个历史谜题，蒋介石为什么会变卦？上世纪50年代，与高岗、饶漱石案同时的“潘汉年案”，第一大“罪状”就与此事有关。主要是说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在党内从事内奸活动，论罪该杀。1982年复查时，认定这是冤案，彻底纠正并恢复名誉。
【解放后，潘汉年曾任职上海市副市长】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蒋介石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
有个客观原因，两广事变逼迫蒋不得不分兵南顾，但到9月底事变平息后，背上的刀子暂时被拔掉，位居半独立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蒋介石自认为这是史上鲜有的大功业，内部抗日要求造成的压力减弱，他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所以过去的诚意和承诺也就不算数了。
只要有可能的话，用武力消灭共产党还是蒋的第一选择。其实毛主席对蒋也没存更多幻想，8月底就指出：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将出兵到西北，还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之企图[20]。从蒋介石一生的历史来看，这样翻云覆雨、无底线的政治投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集团受控于帝国主义主子，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利益关系，很难直起腰来，不可能如现在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做到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最深厚的爱国力量在人民当中，统治集团反而要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样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站起来的新中国才得到解决。
蒋介石一定要打怎么办？惧怕退让是没有用的，那就奉陪到底吧。主要矛盾明确，方针是逼蒋抗日，要打就打，要谈就谈，争取达到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