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航天、六代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诸多领域，都已经取得了超越甚至碾压美欧国家的优势，但在金融领域特别是股市改革方面处于被美国不断割韭菜的劣势，很大原因是有关专家崇拜美国的金融模式并采取了模仿、跟随的改革策略。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谈到其成功经验时说：中国应该勇于从事超越西方的创新战略而不仅仅是跟随美国，DeepSeek研发过程中为了确保这一点，有意禁止采用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思路，结果取得了远远超越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性价比，突破了美国芯片制裁并让普通民众都能够共享人工智能成果。中国股市改革效仿美欧模式导致大小股灾频发、腐败造假猖獗、广大股民损失惨重，有必要也像DeepSeek一样探索不同于当前美欧股市模式的新改革思路，这样才能避免美国的虚假股市繁荣加剧了工业空心化、波音公司衰败、贫富悬殊、社会撕裂等诸多弊端。
2016年我撰写的著作《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从理论创新的高度批判了美国推荐的错误金融理论、政策模式、总结归纳了我党前辈们和罗斯福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关金融监管机构、广大股民重视我的研究成果有利于维护股市稳定和民众利益，有利于社会各方面发起法律诉讼对美国金融大鳄及其在中国代理人进行追责、索赔，不必对2015年、2018年、2020年、2023、2024年等历次股灾损失忍气吞声，完全可以根据严谨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索取巨额赔偿。
历次股灾、互联网金融骗局、中植公司、恒大公司等的成千上万的受害客户，不仅应该起诉、索赔他们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还应该提出金融法规、金融政策、金融理论等方面深层纠错诉求。有关方面应该鼓励金融市场广大受害者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通过大量维权案例倒逼金融法规、金融政策、金融理论进行纠错和完善，这样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党中央反复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打一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民众切身利益的人民战争，有利于维护广大民众利益并推动相关立法、政策、理论的进步。
美国金融战争攻击是中国大小股灾不断、恒大暴雷及当前众多企业困难、裁员失业的真正根源，切勿说共产主义虽然美好但没有钱实现，理应全民共享的货币发行红利就是实实在在的钱，犹太金融寡头早就发现了币权共产主义是现实可行的，因此千方百计掩盖这一货币奥秘，以偷偷窃取理应属于全民共有、共享的巨大货币发行红利，还说控制货币发行比较控制政府、法律更为重要。我们不能继续被犹太金融寡头欺骗并对这一货币奥秘一无所知，早日实现全民共享币权共产主义就能造福每一个人并让各种困难迎刃而解。中国不仅可以利用货币发行巨资作为大小可调的股市稳定基金，抵御华尔街借助美联储提供无限制货币弹药不断制造股灾的金融战争攻势，还可以用于股改试点增强各类企业股权中的职工属性、社区属性、全民属性，广泛调动内外上下的积极性关心、改善企业经营并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按照马克思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建立起各类企业股权与广大民众利益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通过帮助解决各种生活困难、提供良好发展机遇实实在在造福每一个人。
股灾频繁爆发呼唤深层反思与改革
新年伊始广大股民抱怨之声不绝于耳，2025年春节前夕中国股市出现暴跌行情，这同一直以来每逢党大会、七一等重要时刻、节日，中国股市非但不上涨反而下跌的行情惯例非常相似。反映出中国重要的金融机构如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等虽然名义上都属于国有，但实际上是为了获取赢利其操作手法一贯追随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中信证券被发现因违反国家意志做空股市导致了巨额亏损，嘉实基金高层领导也被发现像泽连斯基一样勾结拜登儿子，蓄意做空中国股市并因而受到双规调查。这些事实都说明，单纯依靠央行资金入市的措施仍不足以纠正中国股市跌跌不休的积弊。
小红书中美网民大对账拆穿了美国媒体和拜登政府美化自己而唱空、做空中国的舆论战谎言，DeepSeek戳穿了华尔街精心营造的美国人工智能股市泡沫，在这种新形势下，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如贝莱德、摩根大通等突然改变了一直以来做空中国股市策略，声称中国股市从一月底开始将迎来重大利好并出现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股市在美国改变金融战争的手法后仍然面临着巨大危险，2007年、2015年初美国勾结金融界买办势力也曾掀起做多股市高潮。事实证明，高高举起再狠狠摔下，只是为了制造大股灾，并掠夺更加惊人的巨额暴利。当年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等都曾向美国的最大对冲基金提供做空股市的融券弹药，并因而受到了证监会处罚。倘若我们不深入反思、纠正股市弊端，还可能再次重蹈覆辙。
2023年底中国股市曾经暴跌到2600多点的低谷，当时我撰写了一篇内参题为《美国金融战、股市动荡与借鉴党的历史经验》，指出“多年来中国股市反复经历多次大股灾，广大股民损失惨重、抱怨不满、呼吁改革，证监会反复说纠正弊端、严惩舞弊但却收效甚微，原因恰恰在于尚未认识、触动股市弊端的根源，没有继承、借鉴我党前辈们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没有学到美国股市稳定发展的真正成功经验，反而受到美国故意推荐的失败教训、错误理论的误导”。
我的内参报告还指出：“当前应高度重视周恩来领导反对金融寡头斗争的历史经验，还有我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这样有利于借鉴建国初期成功治理最糟糕金融烂摊子的历史经验，借鉴以罗斯福的金融改革为代表的美国真正成功经验，才能帮助全球各国包括中国抵御特大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股灾的冲击，特别是帮助亚洲各国抵御今天美国疯狂的金融攻击，通过大举轮番做多、做空的金融战攻击导致股汇债三杀收割财富。”当时我忙于多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任务，没有时间在这篇内参的保密期过后整理并公开发表，今天迫于美国金融战争的严峻挑战决定在下文中摘编部分内容发表以抛砖引玉。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大意义。当前美国为维护霸权、遏制中国崛起，正发动全方位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舆论战攻势，中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人民财富安全，迫切需要借鉴周恩来领导反对孔宋寡头金融掠夺的宝贵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南方局的地下党工作，他敏锐察觉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发生了重要新变化。当时中国虽然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开始演变出了类似于帝国主义阶段的金融垄断寡头，孔宋豪门家族控制了财政金融命脉后大肆滥发货币疯狂扶植各种金融投机，借助巨大资金杠杆力量操纵各种商品市场、金融市场、黄金外汇市场谋取投机暴利，发动了一场掠夺民族工商业和广大民众财富的残酷金融战争并威胁到抗战大业。
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党的情报工作中培育了运用侦探方法来思考问题的本领、习惯。孔宋寡头操纵货币发行权发动金融掠夺战争是秘而不宣的，还故意利用种种误导性理论、舆论等来掩盖金融掠夺战争的社会危害。周恩来善于运用侦探方法考察种种误导性舆论背后的真相，这样就能够从实际出发观察到大量新现象、新矛盾，实事求是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斗争实践，而且根据斗争需要灵活而卓有成效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认为这一新的斗争成功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了大批民族工商企业家来共同反对四大家族，对于打击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性不亚于传统情报工作和军事斗争。周恩来领导反对孔宋寡头金融战争的斗争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反对美国华尔街犹太寡头的金融战争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周恩来意识到反对孔宋大寡头掠夺社会财富的金融战争，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传统阶级斗争形式范围，必须采取一种超越当年南方局传统组织部门构架的新斗争形式，于是创造出了专门应对新斗争需要的新矩阵组织构架。就像今天华为应对美国的非传统竞争挑战，不能依靠缺乏能力应对全新竞争的传统部门，而必须创造出专门应对非传统竞争的新矩阵组织，从一切传统部门中调动充足的资源、人才力量，重新组合成新矩阵组织专门应对全新的非传统竞争挑战。当年周恩来从南方局的传统青年运动、宣传、情报部门中，调动人事关系、干部力量缔造出了一支由他亲自领导的新斗争队伍，专门开展舆论战反对孔宋大寡头疯狂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我父亲杨培新就有幸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这场党的历史性斗争。
1938年杨培新十六岁时在湖北武昌入党，先后从事过学生运动、抗战文艺宣传、新闻舆论等方面工作，一直都是由南方局有关方面的垂直部门领导。但是，当他被党组织调到重庆时，就开始接受了由周恩来亲自直接领导的新任务，由周恩来的助手鲁明同杨培新单线联系，打入了当年由军统、中统控制的重庆《商务日报》，开展舆论战揭露、反对孔宋寡头掠夺社会财富的金融战争。当年斗争的复杂、曲折、惊险的程度，不亚于热门电视剧《潜伏》。杨培新被调到重庆时才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以前没有从事过经济金融方面的工作，但通过勤奋学习，特别是周恩来具有高度战略智慧的指导，杨培新不久就成长为知名记者并晋升为采访部主任，撰写出了一系列深刻剖析重大金融腐败弊案的轰动性文章，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统治。
杨培新曾经撰写过许多第一手资料回忆当年的斗争。如1990年代他撰写发表的《周恩来领导我们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斗争》一文，曾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周恩来助手鲁明当年是新华社驻重庆的首席记者，1992年他也撰写了回忆总结当年周恩来领导斗争经验的文章，他认为当年周恩来领导反对孔宋金融寡头的政策起到了加速瓦解国民党统治、团结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重大历史作用。但是，1990年代美国尚未广泛发动全球金融战争，人们难以意识到当年党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以前写文章曾经有意识回避提及父亲杨培新，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不利于抵御美国的全球金融战争，不利于继承、发展党的宝贵历史斗争经验。因为当年周恩来领导的反对孔宋金融寡头的舆论战，属于鲜为人知的隐秘混合战争的特殊战线，回避提及杨培新就难以发掘、传承周恩来的宝贵斗争经验。例如，当年杨培新曾撰文揭露孔宋寡头腐败舞弊的黄金案，引发社会各界轰动和国民党代理财政部长俞鸿钧的关注，他惊讶杨培新作为22岁小青年，其经济剖析水平竟然超过了西方流行理论和众多留美精英，就邀请杨培新担任他在财政部的司局级业务秘书，这无疑是获悉国民党高层经济情报的良好机会。但周恩来认为舆论战的重要性超过了传统情报工作，指示杨培新婉言谢绝了俞鸿钧的邀请。俞鸿钧惊讶杨培新竟然拒绝了这样报酬优厚的职位邀请，他不知道杨培新背后隐藏着周恩来的战略智慧和高超指导。
杨培新曾撰写了剖析当年轰动全国的黄金腐败弊案的一系列文章，深入调查发掘出了孔宋寡头营私舞弊的确凿证据，发现孔宋寡头打着控制通货膨胀的幌子，挪用美国军援资金，从喜马拉雅驼峰航线进口了大量黄金，非但没有抑制反而加剧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就是投机暴利的贪欲诱发和加剧了滥发货币和市场失灵。国民党代理财政部长俞鸿钧属于国民党政学系人士，其切身利益也受到孔宋寡头操纵货币、营私舞弊的损害。他曾暗中向杨培新提供了宋子文等涉及黄金弊案的证据，还非常钦佩杨培新不同于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的独特分析。著名作家张恨水在民国时期撰写的小说《纸醉金迷》，生动描述了民族工商企业家受到孔宋寡头操纵黄金投机狂潮诱骗中大批破产的惨状。周恩来指导杨培新开展的反对孔宋寡头的舆论战斗争，团结并帮助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企业家觉醒，保护他们免于遭受孔宋寡头操纵的金融投机狂潮流诱骗、掠夺，后来又吸引、鼓励他们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曾回忆说，周恩来高度赞扬杨培新以笔代枪的舆论战工作，称赞杨培新一支笔的战斗力不亚于一个旅，授意南汉宸邀请杨培新参加创办新中国的金融事业。
周恩来指示杨培新要将舆论战火力集中打击孔宋金融寡头，孔宋豪门家族能够通过操控财政金融命脉谋取投机暴利大发国难财，其危害远远超过控制实体经济、军火工业的其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列宁曾经论述过金融寡头与工业寡头相互融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但是，美国大萧条前夕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一旦金融寡头完全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就会发现利用货币发行的巨大杠杆来操纵各种投机谋取的暴利，远远超过了与工业寡头相互勾结垄断行业市场榨取的垄断利润。这样美国经济就脱实向虚，并演变成了金融寡头操纵全面投机的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催生的各种投机泡沫的巨大膨胀程度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结果导致了大萧条和美国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巨大社会代价。
当年华尔街寡头虽然遭遇了大萧条失败和罗斯福金融改革的限制，但在谋取投机暴利的贪婪驱使下依然向旧中国扩张，教唆孔宋金融寡头利用货币发行的巨大杠杆操纵全面金融投机，导致旧中国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孔宋寡头操纵全面投机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战争掠夺巨大社会财富严重威胁到了国计民生和抗战大业。抗战时期美国记者白瑞德在《中国的雷声》一书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像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那样彻底被‘美化分子’所渗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如此彻底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今天美国高官沙利文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在美国遭到失败，但华尔街为谋取暴利依然利用阿根廷的米莱和中国的代理人，完全无视美国的失败并继续鼓吹、推行金融自由化，这充分说明了借鉴当年党的历史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杨培新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意识到孔宋金融寡头操控了货币发行权之后，通过巨大杠杆获取投机暴利的贪欲就会急剧膨胀，金融寡头获得巨大杠杆加持后就有能力操控各种市场投机，无节制贪婪就会极大撕裂供求缺口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股价等各种价格信号就会失真变成诱骗投机的欺诈诱饵，非但无法促进市场供求均衡反而会加剧市场供求趋向失衡、失控，金融投机就会骤然升级为危害极大的金融掠夺战争，各种市场都有可能蜕变为金融投机赌场、金融掠夺战场，股民、企业家都可能被诱骗失去财富并沦为失败赌徒。金融寡头操控的货币发行就具备了除传统流通手段之外的新职能，变成了操控市场的投机赌博、欺行霸市筹码，变成了发动金融战争掠夺社会财富的致命武器，进而操控一切市场投机残酷掠夺广大民众和民族工商业的财富。例如，利用战时市场紧缺爆炒各种物资谋取投机暴利导致物价飞涨，致使广大民众陷入入不敷出、生活痛苦的困境，民族工业企业也因原材料价格暴涨而经营艰难甚至濒临破产边缘，利用货币发行的巨大杠杆操纵股市、债市的暴涨暴跌疯狂掠夺股民、企业家等。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杨培新根据当年周恩来领导下斗争的经验，判断当前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统治非常类似于当年孔宋金融寡头，因此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类似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非正常急剧衰败，嘱咐我重印解放前他撰写揭露四大家族的著作警示后人避免重蹈覆辙。二十年来国际形势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杨培新的判断是正确的。缺乏历史经验而崇拜美国金融模式的经济学家，很难理解为何今天美国陷入了零元购、吸毒僵尸、流浪汉遍地的惨况。今天美国数十万抖音难民涌入小红书后相互对账曝光的真实情况，也反映出垄断金融财阀统治美国后给广大民众生活带来的艰难痛苦。
2016年我在著作《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简称《金融软战争》）中总结、归纳杨培新的经济思想，提出了新市场失灵理论、特大经济金融危机理论等理论创新，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中进行了深入论证，发现货币发行和商业信贷的巨大杠杆，能够操纵各种市场投机谋超额取暴利并促使市场机制失灵，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失去调节作用，造成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曲线发生严重扭曲，促使正常需求曲线从向上倾斜变为向下倾斜，失真的价格信号导致市场供求非但无法恢复均衡反而会趋向失控，催生巨大的市场投机泡沫、暴利诱惑和崩盘危机，金融寡头无限制贪欲会促使投机杠杆无限制膨胀，诱发出远超国民经济规模的巨大泡沫并酿成特大经济金融危机。我总结、归纳杨培新经济思想做出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意味着倘若效仿美国错误的金融模式和金融理论，中国金融改革的榜样选择和目标模式非但不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必然导致非正常急剧衰败的高度失灵市场经济。波音公司受到金融化误导后从当年空中霸主变成今天空中悲剧，就是金融化导致高度市场失灵和非正常急剧衰败的生动例证。
索罗斯曾说过西方主流的市场均衡理论是错误的，相信这种金融理论的投资者可能陷入破产。他认为金融市场是非理性的并会趋向失衡、失控，赚钱的关键是利用事先就知道失控结果并做空市场而不告诉别人。索罗斯披露内心的表白，证明我的新市场失灵理论是符合客观现实的。但金融寡头故意不让大众知道以便谋取投机暴利，故意宣扬有局限性的市场均衡理论、有效金融市场理论以愚弄社会公众，让广大股民懵懵懂懂被金融寡头剪羊毛、割韭菜。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重大历史事实：为何胡佛一面修大坝刺激需求、一面挽救股市泡沫的政策让大萧条继续恶化，直到罗斯福的金融改革完全禁止了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流向股市等金融投机领域，这种金融投机零杠杆的严厉法规才削弱了金融寡头操控市场能力并成功遏制了大萧条? 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为维护华尔街寡头利益，拒绝恢复罗斯福金融法规，并放任华尔街利用巨大杠杆操纵市场投机，结果他们的金融监管改革、基建投资和再工业化努力像胡佛一样遭到了失败。金融投机虽然不创造财富，但虚假的高收益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金融投机加杠杆意味着资源错配和实体经济的投资萎靡。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这一严重缺陷，导致罗斯福的金融法规成功稳定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后，在华尔街游说下于1999年被美国国会废除。此后短短几年中，美国就开始爆发一系列金融危机，如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暴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还导致全球各国包括中国频繁发生了大股灾。凯恩斯理论涉及储蓄与投资缺口引发连锁反应，没有论述巨大金融杠杆酝酿巨大资产泡沫的过程。人们熟悉罗斯福新政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成功，但并不熟悉罗斯福禁止金融投机加杠杆的金融改革，实际上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离不开卓有成效的金融改革。我总结杨培新经济思想提出的理论创新，揭示了西方主流市场理论的重大缺陷，提供了证明罗斯福金融改革的合理性的理论基础。
中国股市弊端恰恰源于效仿美国的错误的金融模式、金融理论，这样学习的不是美国股市的成功经验而是失败教训，效仿的不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高度失灵的市场经济。有些学者主张中国股市改革学习美国的严刑峻法，但今天美国金融模式恰恰抛弃了罗斯福的严刑峻法。次贷危机造成巨大损失后却无任何金融家逮捕入狱，相比之下，罗斯福当年逮捕了大批华尔街投机家。当年罗斯福法规严禁金融投机加任何的信贷杠杆，这样就限制了投资者必须采用自有资金承担风险，金融寡头就无法利用巨大杠杆力量来操纵市场，无法人为酿造巨大资产泡沫并诱发特大金融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拒绝对罗斯福的成功金融改革做出理论解释，目的是故意掩盖巨大杠杆必然导致市场操纵、市场失灵的暗知识，帮助金融寡头赚大钱而让其他投资者们懵懂无知被割韭菜。索罗斯坦白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会破产的自供状也证明了这一点。
多年来中国股市反复经历多次大股灾，广大股民损失惨重、抱怨不满、呼吁改革，证监会反复说纠正弊端、严惩舞弊却收效甚微，原因恰恰在于尚未认识、触动股市弊端的根源，没有继承、借鉴我党前辈们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没有学到美国股市稳定发展的真正成功经验，反而受到美国故意推荐的失败教训、错误理论误导。
从当年周恩来反对金融寡头的斗争经验来看，一旦金融寡头利用货币发行的巨大杠杆来操纵金融投机，就意味着金融投机升级为大规模掠夺社会财富的金融战争。杨培新的经济思想揭示了巨大杠杆必然撕裂供求缺口导致市场失灵，各种价格信号就会失真并变成欺诈作弊的诱饵，变成指挥金融大鳄发动金融掠夺战争的信号弹。由此可见，倘若我们效仿美国的错误金融模式和金融理论，就等于放任华尔街寡头像当年孔宋寡头一样发动金融掠夺战争，中国股市就必然变成被华尔街寡头操纵、作弊的赌博场所，变成被频繁股灾掠夺几十万亿财富的大规模金融掠夺战场。
美国股市稳定发展的真正成功经验，是罗斯福遏制大萧条的金融投机零杠杆法规。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罗斯福的成功金融改革之后，短短几年就爆发了互联网泡沫危机、次贷危机。无论从我党还是罗斯福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当前美国金融模式非但不是市场经济榜样，反而是必须与之坚决斗争的市场失灵陷阱。不认识到这一点，就难以纠正股市弊端根源。今天美国可以借助滥发天量美元的巨大杠杆，逼迫各国推行敞开大门并随意操纵全球股市涨跌，就像当年孔宋大寡头一样发动拥有无限货币弹药的金融掠夺战争。我们必须借鉴周恩来的宝贵历史经验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必须恢复罗斯福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彻底改革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从美国打着金融自由化旗号复辟大萧条前夕的灾难金融模式，恢复到美国保持半个多世纪股市稳定发展的罗斯福成功金融模式，这样才能消除当前美国的严重市场失灵诱发特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隐患，再次创造出类似于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奇迹。这也是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针政策的必由之路。
许多中国股民、企业家抱怨股市暴跌带来巨大损失，羡慕美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股市高涨，并主张借鉴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经验，扩大金融开放，吸引更多外资进入托市，却不知道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来股市虽然高涨，脱实向虚的投机繁荣实际上损害了正常企业发展。2023年日本经济停滞而股市却挽回长期泡沫跌幅并创下数十年来的新高，实际上是华尔街利用美联储无限货币弹药再次推出的股市泡沫陷阱，果然巨大做多杠杆今天转手做空，导致日本陷入股汇债三杀险境。日本不光对美国韬光养晦，而且是言听计从，却长期陷入经济停滞并不断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十年。这说明日本效仿美国的金融模式从整体上出了问题，依靠顺从美国、吸引外资流入，非但无法带来股市的繁荣，反而必然沦为长期被不断收割的韭菜。
美国废除罗斯福的金融投机零杠杆法规之后，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巨大杠杆催生了虚假金融繁荣，股市高涨向企业家发出了错误的价格、收益信号，误导通用电气、三大汽车公司、波音等著名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资源谋取虚拟金融的高收益，结果落入了拥有无限杠杆支持的金融寡头的赌场圈套。通用电气公司发生非正常急剧衰败，并被踢出了道琼斯股指。福特等三大汽车公司在次贷危机中陷入了集体破产，明显不是源于正常汽车市场竞争而是遭遇了集体金融欺诈，美国政府挽救它们破产的资金不到给大银行的九牛一毛。
波音公司作为高科技军工企业也陷入了悲惨衰败困境，优秀工程师纷纷被沉迷于金融投机高收益的上司解雇，正常的生产秩序和质量监督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曾经称霸空中的波音成熟机型也频繁发生空难事故，经历多年的整顿后，仍然发生空中飞行时机舱门未拧紧坠落丑闻。美国股市、期市等金融市场高收益发出的错误价格信号，造成了持久性、致命性的市场资源错配的恶果，致使美国企业经营环境中严重缺乏必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需要长期培养的工程师、熟练技术工人，导致美国竭力拉拢来建厂的富士康、台积电、三星等，到美国后才发现根本不具有让企业正常经营、盈利的环境。倘若二战时期波音公司也像今天一样陷入混乱，美国就可能在二战中遭遇巨大的损失甚至失败。
杨培新在周恩来领导发动孔宋寡头的斗争，发现大寡头利用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的巨大杠杆，操纵市场撕裂供求缺口导致的严重市场失灵。我总结杨培新的经济思想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等理论创新，能够得到罗斯福金融改革的长期成功实践证实，能够揭示出中国股市种种弊端和频繁发生股灾的根源。2015年美国利用错误金融理论误导中国引入融资融券和股市做空机制，两万亿融资巨大杠杆催生撕裂出巨大股市供求缺口，暴涨股价变成了引诱公众入市的失真信号，需求曲线被扭曲从向下倾斜变成向上倾斜，意味着市场供求无法趋向稳定均衡而是趋向失控，股价高涨泡沫无法持续并迟早破灭崩盘，虚假股市高收益无法维持并必然化为泡影。事实证明，2015年大股灾造成20多万亿损失，公安部调查表明美国最大对冲基金暗中勾结金融界内鬼，借助错误的金融理论和改革政策，发动了这场金融掠夺战争，不仅导致了广大股民蒙受惨重损失，还导致经济增长率逐年放缓而众多企业纷纷裁员、社会失业逐年加重。
2015年大股灾涉案的部分腐败证监会领导虽然被逮捕，但错误的金融理论和改革政策并未得到纠正，导致近年来继续发生了一系列股市动荡和股灾。2023年末，上证股指竟然跌破了2800点的低位，股民纷纷指责证监会的错误转融通政策难辞其咎。的确，这种政策放大了原来的融券加杠杆措施的危害，允许法律上禁止流通的限售股被借贷流入股市，这样就完全破坏了限售股相关法规防止作弊暴利等政策功能，导致融券范围扩大到所有新上市公司的限售股票，而且归还融券只需要现金表明销售股的政策完全失效，似乎完全不考虑任何政策合理性而赤裸裸配合做空。当前华尔街为转嫁金融危机迫切需要栽赃嫁祸中国，转融通政策恰恰能提供了数万亿的杠杆做空弹药，配合美国贝莱德、先锋、高盛利用美联储滥发天量美元的巨大杠杆，发动舆论战、金融战唱空、做空、掏空中国股市的财富后，再反手廉价收购战略企业资产。
融资融券、转融通、股指期货、雪球等金融衍生品，被某些学者宣称是有利于避免风险的做空机制。我总结杨培新经济思想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揭示出实现避险功能的前提是对冲避险的规模限于自有资金，这样避险投机市场的供求缺口不大并容易趋于均衡稳定。一旦对冲风险投机加杠杆就会撕裂供求缺口导致市场失灵，就会像金融赌徒一样在谋取暴利贪欲的驱使下，无限借钱加杠杆下注并操纵市场出老千作弊，又像金融寡头加杠杆购买了远远超过别人房屋价值的超额保险，为谋取暴利就有可能故意放火烧毁别人的房屋骗取巨额的保险金。事实证明，美国次贷危机前，华尔街寡头曾借助巨大杠杆购买了超过房屋次贷总额千百倍的衍生品保险；然后故意逼迫雷曼公司倒闭，引发房地产次贷大规模暴雷，进而引爆全球金融危机；再以大到不能倒为由，逼迫政府和纳税人出钱救市买单。罗斯福的成功金融法规曾禁止各种金融衍生品，还严格限制农产品期货投机规模不超过农产品避险需求，并禁止借贷加杠杆，这样防止期货市场加杠杆后导致供求缺口过大和市场失灵，促使美国股市、期货市场成功保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稳定。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罗斯福的成功金融法规，华尔街贪婪无限制加杠杆导致了各种金融市场的全面失灵，短短几年后就酿成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并持续动荡直到今天。
多年来中国股市反复经历多次大股灾，广大股民损失惨重、抱怨不满、呼吁改革，证监会反复说纠正弊端、严惩舞弊却收效甚微，重要原因就在于各大银行、证券公司等重要国有金融机构，一直为追求最大利润，公然敢于违反上面精神，而配合华尔街大资金的投机策略，甚至不惜违规给国际投机资本提供融资融券弹药。中信证券雇佣大和族人士担任总经理，很可能是为了在出事后逃避严厉处罚。掌管上万亿资产的嘉实基金某总裁，甚至像泽连斯基一样直接听命于拜登儿子指挥。这说明必须像罗斯福金融法规一样，严禁任何借贷杠杆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这样才能剥夺大资本借助杠杆操纵市场谋取投机暴利的利益驱动和操控能力。必须像罗斯福法规一样，实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之间的严格分离，仅允许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从事中介业务，但禁止其直接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投机活动。否则难以阻止其为谋取暴利利用自身有利地位帮助造假上市并操纵市场，必然导致杨培新在周恩来领导的反对孔宋寡头斗争中发现的严重市场失灵现象，这样就无法继承、借鉴我党前辈们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无法借鉴美国股市稳定发展的真正成功经验，反而会受到美国故意推荐失败教训、错误理论的误导。
2016年我撰写的著作《金融软战争》，从理论创新的高度批判了美国推荐的错误金融理论、政策模式、总结归纳了我党前辈们和罗斯福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关金融监管机构、广大股民重视我的研究成果有利于维护股市稳定和民众利益，有利于社会各方面发起法律诉讼对美国金融大鳄及其在中国代理人进行追责、索赔，不必对2015年、2018年、2020年、2023年等历次股灾损失忍气吞声，完全可以根据严谨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索取巨额赔偿。
历次股灾、互联网金融骗局、中植公司、恒大公司等的成千上万的受害客户，不仅应该起诉、索赔他们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还应该提出金融法规、金融政策、金融理论等方面深层纠错诉求。美国金融寡头通过输出误导性的金融改革来发动金融掠夺战争，清理错误的金融理论、金融政策、金融法规才能建立起抵御美国金融战争的牢固防线。有关方面应该鼓励金融市场广大受害者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通过大量维权案例倒逼金融法规、金融政策、金融理论进行纠错和完善。这样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党中央反复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打一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民众切身利益的人民战争，不仅有利于维护广大民众利益还能推动相关立法、政策、理论的进步，督促相关监管机构纠正依据西方错误的金融理论制定的金融政策、法规，还有利于借鉴实践证明成功的罗斯福的金融改革、金融法规，吸取美国长期维护股市稳定的真正成功经验并摒弃失败教训，坚决防止少数金融寡头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维护股市稳定与抵御美国金融战争
2024年7月我撰写的一篇文章《美国金融战争、币权争夺与周恩来的斗争经验》，通过多个渠道上报并在昆仑策研究院的公众号上发表，指出了当前金融法规不允许政府、央行直接利用充足货币发行资金，抵御美联储无限制提供金融弹药发动的金融战攻势，但是，华尔街却能够勾结中国金融界的代理人，通过大量融资间接利用人民币的发行资金，配合华尔街做空中国的金融攻势并谋取暴利。如2024年初，中信证券曾利用大量融资来做空股市。这样中国在金融战争博弈战场必然处于劣势，无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如何优越于美国，华尔街也能够凭借着美联储提供的无限制的货币弹药，操纵全球资本市场包括中国股市并收买各国金融代理人，各国资本市场必然会沦为华尔街割韭菜掠夺财富的场所，这就是中国多年来反复爆发大小股灾和90%股民赔钱的深层次原因。美联储直接通过滥发美元的无限制量化宽松，为华尔街提供了无止境的金融弹药操纵全球金融市场，但却逼迫着各国中央银行不准干预金融市场，这样才能确保美国金融寡头成功操纵投机获取暴利。
我的文章还建议应该纠正中国政府、央行无法利用充足的货币发行资金，抵御华尔街借助滥发美元发动金融战的局面。当前为确保祖国统一战争胜利，必须扭转这种金融被动挨打的态势，防范美国利用台海危机、生物战争、金融战争等的联动共振效应，做空市场、谋取暴利、动摇人心并诱发金融危机破坏未来祖国统一战争，必须恪守、发扬建国初期创立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金融体系的初心，借鉴当年通过全民共享币权治理国民党遗留的最糟糕金融烂摊子的成功经验，果断利用充足的货币发行资金打击各种操纵市场谋取暴利的投机行为，这样才能抵御美联储提供无限制的货币弹药发动的金融战争攻势，促使各种投机猖獗的失灵市场恢复正常运行进而推动国民经济顺利增长。
202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变政策并提供无限制资金维护股市稳定，还明确表示五千亿不够就再提供五千亿，终于刹住了美国勾结内鬼竭力做空导致中国股市跌跌不休的危险趋势，但大颓势虽然扭转却仍然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态势。深层原因是尚未彻底摆脱美国恶意推荐大萧条前夕灾难金融模式的误导，也没有借鉴美国股市的真正成功经验即罗斯福克服大萧条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包括禁止金融投机加杠杆并鼓励实体经济加杠杆，剥夺金融投机家利用货币发行、银行信贷的巨大杠杆操纵市场的能力，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实行严格业务分离，仅允许其从事证券中介业务而禁止直接参与自营投资、投机活动，禁止融资融券、杠杆炒股、做空机制、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投机工具的创新。1929年美国大股灾的崩盘之后，胡佛总统虽然采取了修建大坝等扩大基础建设投资措施，但却没有禁止金融投机加杠杆反而鼓励杠杆资金流入股市，结果国民经济、股市等都震荡下滑跌入了大萧条的深渊，原因是杠杆投机的虚假高收益严重遏制了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直到罗斯福禁止了金融加杠杆并鼓励实体经济加杠杆之后，扩大基础建设投资规模才开始见效并真正扭转了大萧条的危局。
美国经济、股市稳定发展的真正成功经验，是罗斯福成功克服大萧条的金融投机零杠杆法规，该法规禁止货币发行资金和银行信贷流入股市等金融投机领域。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罗斯福的成功金融改革和金融法规之后，短短几年就爆发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危机，后来短短几年又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这说明废除了罗斯福的金融投机零杠杆法规，就仿佛像移动了定海神针一样引发了翻江倒海的巨震。
2016年美国大选中桑德斯曾经提出恢复罗斯福金融法规并获得了民众广泛支持，但这意味着剥夺犹太金融寡头利用巨大杠杆操纵各种市场投机并发动金融战争掠夺全球财富的能力，因此犹太金融寡头动用了巨大的财力来修改规则操纵大选并导致了桑德斯失败。这样美国失去了恢复罗斯福成功金融法规的自我纠错机遇，导致了工业空心化、波音空难混乱、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不断加剧等险象环生。这就是2008年爆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及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的金融监管改革流于形式，导致美国、欧洲各国陷入了经济长期萎靡不振、民众生活困苦艰难、社会撕裂不断加深困境的深层根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延续了要效仿美欧金融模式的思路，央行金融监管改革文件直接提出要以英国金融监管改革为榜样。事实证明，英国的所谓金融改革带来了灾难性的实践效果。2024年英国首相直接公开宣布政府财政陷入破产，经济停滞、贫富悬殊、严重失业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由于有关方面的金融改革思路忽视了党的历史经验，未能与时俱进认清美欧金融衰败现实，反而被昔日美欧繁荣误导，因而很难按照党中央要求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美国遏制中国的全方位混合战争特别是金融战争攻势，这就是中国频繁爆发了大大小小股灾、恒大暴雷、数千家互联网金融骗局灾难，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乘数扩大的经济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逐年下滑、企业经营艰难、裁员失业加剧的重要原因。
改革初期，许多学者、干部访问、留学美国时曾经非常羡慕其当时的经济繁荣景象。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后来美国为了防止别国沿着自己成功的梯子赶上来，故意拆掉梯子，把美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成功经验抛弃了，打着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名义，复古复辟到了大萧条前夕的灾难金融模式，就是为了再次让少数犹太金融寡头掠夺全球民众的财富发大财，而让羡慕美国繁荣的许多人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落入灾难陷阱。这就是为何昔日美国的繁荣景象变成了今天的零元购、无家可归流浪汉和吸毒僵尸遍地的悲惨景象，昔日美国的空中霸主波音公司也变成了今天事故频发、濒临破产的空中悲剧。
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学会甄别、借鉴美国的真正成功经验，谨防为了盲目羡慕美国富裕而落入美国故意推荐失败教训的陷阱。有些金融界精英人士仍然拒绝承认美国经济的衰落，他们声称美国领先中国的科技优势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实际上表明他们还想以美国模式为榜样来搞金融改革开放。这种拒绝承认客观事实的顽固态度，有可能源于其私利受到美国华尔街寡头的牵制、渗透。特朗普都承认美国衰落并想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支持，表明美国大多数民众也认同他的看法。西方媒体也报道，多项西方研究显示在数十项关键的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从20年前的大多数落后美国变成了大多数领先美国，不仅包括航天航空、军事科技领域，甚至华尔街吹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也正在被中国中小企业的deepseek人工智能模型超越。某些金融精英不改变对美国的错误认知，就难以纠正方向性、颠覆性错误。
我2016年撰写的著作《金融软战争》，从理论创新的高度批判了美国推荐的错误金融理论、政策模式，总结、归纳了我党前辈们和罗斯福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指出中国金融改革绝不能效仿当前的美国灾难模式，而必须借鉴罗斯福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需制定类似罗斯福禁止金融投机加任何杠杆的法规，不再允许融资融券、股指衍生品、做空机制、转融通等任何加杠杆炒股的做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内外勾结、合谋利用国内外资金和民众股票来共同做空中国股市。
当前允许央行货币发行资金进入股市的目的，应该是用作规模大小可调的股市平准基金，按照我总结我党的前辈们和罗斯福成功金融改革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纠正、缩小内外勾结恶意杠杆做多、做空撕裂的市场缺口，打击投机操纵造成的市场失灵，并且修复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功能，防止恶意做空导致股市变成为遏制经济增长的倒车引擎。但绝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刺激泡沫膨胀，制造虚假股市繁荣（事实证明美国股市虚假繁荣加剧了工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衰败），这样才能抵御美联储滥发美元提供无限制的货币弹药，发动猛烈的金融战争攻击做空股市打压中国经济，或者像2015年那样像先故意拉升虚假大牛市再制造大股灾。
更为关键的是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认清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是返古复辟到大萧条前夕的灾难性金融模式，各国应该团结起来，要求恢复禁止金融投机加杠杆的罗斯福金融改革，也就是禁止投机家利用滥发美元和银行融资的巨大杠杆操纵市场，那才是挽救大萧条并保持半个多世纪金融稳定的美国真正成功经验。西方经济学无法为罗斯福的金融法规提供理论支持，我总结杨培新经济思想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证明了金融投机加杠杆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失控，这样股价、汇率、利率就变成了寡头借助巨大杠杆操纵的金融战信号弹，1999年美国废除罗斯福干预金融市场的法规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就变成了高度失灵的金融市场，导致美国经济像当年国民党时期经济一样出现急剧衰败。
各国不要再渴望美联储滥发的美元流入推高股市，应该认清滥发的美元其实是操纵市场的赌博筹码或金融战武器弹药，即使推高股市后也会裹挟投机暴利逃离并留下崩盘衰败危机。2015年中国引入融资融券后，大牛市变成了大股灾；2024年中国引入转融通，再次协助了美资做空股市；日本、越南、印度股市高涨后，美资突然转向疯狂做空。这些清楚表明，不改革美国逼迫推行的国际金融秩序，各国广大民众、实体工商业、企业家必将反复遭遇残酷的财富洗劫。
美国还可能趁火打劫加大做空人民币的力度，通过操纵汇率、利率加剧中国的资金外逃、人民币贬值和输入型通货膨胀。正常市场汇率应该反映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平价，利率应该围绕着各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波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美国，正常汇率、利率应该反映中美经济大趋势，不能允许汇率、利率在人为操纵下违背大趋势，否则汇率、利率被人为严重扭曲必然导致市场失灵。美国拥有滥发美元支撑的无限制金融战争弹药，能够操纵汇率、利率变成发动金融战攻势的信号枪，驱使国际投机热钱逆大趋势而动做空、掏空中国，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贸易并掠夺各国民众财富。
中国利率应该围绕5%的经济增长率小幅度波动，这样能够鼓励民众储蓄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利率过多偏离5%，就会刺激过度金融投机并妨碍经济增长，利率过低会导致储蓄流失、盲目投机泛滥，利率过高会逼迫企业铤而走险从事高风险投机，利率接近增长率才有利于筛除低效率项目并合理使用资金。新中国鼓励实体企业投资并不依靠降低利率，而是利用货币发行调动资源投入关键的紧缺市场领域，同时保持较高利率鼓励、吸纳民众储蓄并抑制通货膨胀。当前中国应该精准实行有差别的利率政策，对社会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领域实行优惠贴息政策，对涉及金融投机的领域实行限制性高利率政策。
西方实行低利率政策是为挽救濒临破灭的投机泡沫，多年来实践证明并没有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反而却加剧了各种资产泡沫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萎缩。中国有些人主张不断降低利率甚至效仿西方的负利率，这样必然加剧资本外逃并刺激低效率的金融投机泛滥，有配合美国的金融战做空中国股市、人民币的嫌疑。台海冲突特殊时期还有可能加剧输入型通货膨胀危险，配合美国可能实行封锁禁运并导致国际大宗商品涨价，为美国煽动颜色革命并搞政治颠覆制造可趁之机。
二战后全球实行关贸总协定的时期，实行罗斯福的金融投机零杠杆法规不允许国际热钱流动，索罗斯承认倘若当年他搞国际金融投机就会坐大牢，这样阻止了国际投机资本扰乱正常国际贸易，才有了二战后全球经济成功复兴和四小龙崛起。当前中国应该联合全球各国要求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恢复成功促进了二战后全球复兴的关贸总协定禁止国际热钱流动的法规，这样才能防止汇率、利率的过大波动影响正常国际贸易，避免各国民众财富反复遭到美国金融战争的洗劫。全球各国饱受美国操纵汇率、利率洗劫财富之苦，很可能会积极响应改革不合理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吁。
当前国民经济、各类企业和许多个人的困难，如企业纷纷裁员、青年人失业率高的困难，多年来虽然不断出台各种措施但仍然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美国一轮轮的金融战争攻击是其深层根源。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逐年减缓而失业困难逐年加剧的趋势，源于美国借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动的金融战争，这一轮金融战争攻势开启了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长期以来持续的两位数高增长率急剧下降为一位数的9%，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率5%左右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当年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虽然减缓了冲击帮助我们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并未认识到当代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与本质，并未认识到全球金融危机乃是美国金融战争的掠夺手段，美国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在无止境的贪婪掠夺本性的驱使下，还必然通过错误的金融理论、监管改革、政策误导、人事渗透等各种手段，来不断发动不同形式、规模的一轮轮金融战争新攻势。次贷危机后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恰恰就是模仿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事实证明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是失败的错误模式，导致了今天英国官方也公开承认国家陷入了破产，经济停滞、严重失业导致社会不断动荡。
据高层金融人士披露2015年大股灾前后的短短数年中，货币发行量竟然超过了建国以来60多年总额的许多倍，大多数资金都流入了同金融圈关系密切的各种虚拟金融交易领域，如股票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杠杆做空、商品期货、衍生品、P2P基金、各种互联网金融创新泡沫等，直接导致了2015年大股灾的20多万亿损失，国民经济首次跌破了曾连保持续多年的7%以上的增长率。中国经济长期运行的经验表明，应该努力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否则就难以跟上人口新增就业需求，就会导致人口失业、社会矛盾逐渐积累甚至引发危机。这表明美国的持续不断金融误导、金融战争，是导致中国的失业困难逐步积累、恶化的深层原因。2015年前后美国还曾诱迫中国放开资本账户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幸亏遭到余永定等著名学者的坚决反对没有放开，否则美联储就能够滥发美元提供无限制的金融弹药攻击中国，2015年大股灾损失就可能严重几十倍并酿成严重金融危机。
由于金融改革缺乏习总书记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没有反思、防范美国金融战争攻击，反而继续同美国的错误金融模式接轨，为美国发动金融战争持续攻击中国创造了条件，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率非但无法恢复7%以上，反而因接连不断的各种金融泡沫破灭、暴雷，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逐年进一步减缓的趋势。各级政府虽然不断出台了各种措施努力刺激经济，努力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能比较充分吸纳就业的7%以上，但随着政府债务积累日益缺乏宏观政策弹药，难以应对美国持续不断进行的各种金融误导、攻击，及其引发各种持续不断的金融泡沫破灭、暴雷，导致政府负债来刺激经济的效果变得越来越差，地方债的积累甚至已经发展为新的宏观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美国后来又发动了生物战争来配合金融战争，提前下注做空金融市场并利用疫情趁火打劫来谋取巨额做空暴利，2020年、2022年经济增长率甚至下滑到了2%左右，导致企业困难、社会失业逐渐积累到了不容忽视的严重程度。
有些人觉得自己并没有炒股、购买基金、参与P2P等互联网金融骗局，也没有直接跟恒大公司、中植公司等发生过关系，那些公司暴雷及其上下游客户受到了损失，好像就跟自己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那些公司及其上下游客户出了问题，就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乘数扩大的经济连锁反应，本来正常货币发行投放出去，应该进入实体经济的正常循环之中，一年许多次周转能够带动许多的生产、销售、投资、就业活动，一旦被这些大大小小的股灾、P2P、互联网金融骗局、恒大公司、中植公司等坑了，成千上万的相关投资者、上下游客户、购房者等等，他们蒙受了财富损失后就会资金拮据，就难以继续保持正常的生产、销售、投资、研发、招聘等活动，就无法正常发工资、招人甚至还会裁掉有经验的员工，成千上万的相关员工及其家庭就会被迫缩衣节食、减少消费；而互联网金融骗子、恒大许家印等增加的财富，就会变成M2呆滞存款或逃到海外躲避惩罚，变成美国金融寡头能够轻而易举掠夺、罚没的财富，那些被掠夺的财富、资金，显然就无法继续带动生产、消费等正常经济循环活动。例如，互联网金融骗局有几千家暴雷了，最后全部关闭了，显然不是个别公司经营不善的问题，而是金融改革的整体思路、设计出了问题，相关金融监管、法规、理论基础也出了问题。当时立刻就会导致巨大的直接损失，随后还会带来持续不断的间接损失，最终必然波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牵连到我们每一个人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2024年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精准刺激经济解决就业困难与避免美国量化宽松误导》，通过多个渠道上报并在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上发表，论述了如何借鉴党的历史成功经验来应对当前严峻挑战，包括如何在地方债包袱沉重、宏观政策弹药匮乏条件下筹集资金刺激经济，精准启动大量的过剩产能、失业人员投入战略性领域，应对美国全球霸权严峻挑战和台海紧张局势。该文指出，当前刺激经济的正确办法，必须彻底清除美国的失败量化宽松模式误导。美国长期以来财政刺激已导致了高达36万亿国债包袱并且濒临财政破产边缘，美国长期以来量化宽松、货币放水未能挽救工业衰败反而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美国股市大牛市的虚假泡沫繁荣伴随着工业空心化、严重失业和零元购遍地、社会动荡不断。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刺激经济方案未能摆脱美国错误模式的误导。例如，恒大某前首席经济学家提出的每年货币放水2万亿的刺激方案，虽然打着刺激人口增长和缓解企业困难的旗号，网上有许多人质疑其背后隐藏着的都是暗中刺激相关金融投机业务的生意。另外一位证券公司的某首席经济学家提出了十年发行50万亿特别长期国债的刺激方案，声称这样能够带来股市的长期繁荣，但这样很可能重蹈美国国债包袱爆棚、财政濒临破产的危险覆辙。传统刺激经济方式受到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误导，忽视了西方货币大放水本质上是打着挽救经济金融危机的名义，推行让金融寡头独享货币发行红利的币权“共产”主义。
有两种新增货币发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一种是以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商品、服务为支撑的一般货币发行，一种是以启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为支撑的特殊货币发行。建国初期充分利用货币发行资金恢复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广泛启动各种闲置资源，包括分散的农业、轻工业、手工业资源，帮助大量失业人员、无业游民、妓女经过培训重新就业，既解决了旧中国高达30%的严重失业危机，又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市场供给成功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西方经济学认为不可能的兼治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的经济奇迹。
经济增长创造财富并不是依靠钱或货币，而是依靠货币有效调动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创造财富的领域，倘若国民经济中出现了大量的闲置人力物力资源，就意味着对应其价值的大量货币陷入了呆滞，拥有闲置资源的企业缺乏流动资金M1，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让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并实现价值。此时过大的供求缺口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市场失灵。
传统的经济刺激方式受到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误导，货币大放水、财政大举债的成本很高，但启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的效率很低，很容易被不创造真实财富的虚拟金融投机泡沫吸引、浪费。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专门精准启动闲置资源的特殊货币发行，让闲置资源重新运转起来创造真实的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特殊货币发行不是凭空创造而是有闲置资源作为物质支撑，只要利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创造出更多新的物质精神财富，无成本的特殊货币发行就会仿佛一本万利带来近乎无限大的经济收益率， 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精神财富增长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防止过剩产能、闲置人力物力资源过多引起乘数扩大的连锁反应并造成经济衰退、失业危机，这样非但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危险，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物价稳定。全民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共享币权作为有计划调动资源、改善分配结构的手段，具有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更高效组合方案的巨大潜力，还有更好满足全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的美好前景。
新中国人民政府通过特殊货币发行启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提供高质量充分就业，优越于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挽救金融泡沫并提供无限制的货币弹药发动金融战争掠夺全球财富，前者是全民共有、共享币权的共产主义，后者是金融寡头独有、独享币权的“共产”主义。犹太金融寡头发现独占统一发行的货币就意味着独占全社会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就是实行寡头独占全社会财富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消亡是指国家的阶级压迫的功能消亡，而不是指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消亡。同样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货币消亡是指其阶级独占掠夺作用消亡，而不是指统一发行的无成本货币天然具有本应全民共有、共享的共产主义属性的作用消亡。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制的条件或许并不成熟，但在货币发行领域中必须立即就用全民共享币权共产主义替代金融寡头独享币权“共产”主义，这样生产过剩危机、金融泡沫膨胀与破灭、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同时还通过早日实现全民共享币权的共产主义，逐步稳妥地试点探索如何实现全民共有、共享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当旧的生产关系仍然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时就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工业资本主义企业仍然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却只有发动金融战争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意味着在工业领域仍然有必要保留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必须摒除金融寡头垄断投机资本主义，货币发行领域必须实行全民共有、共享币权的共产主义，彻底杜绝金融寡头独有、独享币权的“共产”主义。通过特殊货币发行启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消除产能过剩并提供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利于保护、发展工业私有企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提供充分的扶植资金、试点成本、纠错补偿成本，推动各种有益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股权结构、分配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不断平稳地试点、改革、完善股票市场等各种市场机制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全民共享货币发行红利首先应该确保闲置人力物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企业开工充足、效益良好而过剩产能消失，人民群众的抱怨不满变成生活心情舒畅，然后全民应该继续探索如何更好地共享币权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如何创造出人力物力资源的更高效重新组合方案，如大力提高全社会研发创新的比重提供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培养更多关心社会利益的创新型人才来推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各项社会经济制度的升级，创造出能够不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的美好社会。
当前美欧不断爆发金融动荡逼迫各国反复出台刺激经济政策，结果各国国债、地方债、企业债务长期积累变成沉重包袱，致使面对新全球金融动荡各国普遍缺乏宏观调控弹药、难以为继，必须利用危机时期各种闲置资源支撑的特殊新增货币发行，这样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宏观调控弹药，准确启动各种闲置资源应对不断爆发的新全球金融动荡，即能解决产能过剩、失业危机又能避免通货膨胀、债务积累。
新中国利用特殊新增货币发行精准启动闲置资源，既避免了西方货币放水带来的刺激通货膨胀风险，又防止了大量发行国债带来的沉重债务包袱和财政破产危险，仿佛农业滴灌一样根本无需货币放水的浪费方式，精准投放有限货币就能充分启动大量闲置资源，还形成不断造血机制创造物质财富支持更多的货币投放，疏通国民经济堵塞穴位恢复了健康发展，促使各类企业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并不断雇佣更多员工，进而消除了高达30%的严重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
新中国的成功经验远远优越于西方货币大放水和财政大举债，是当前美西方金融泡沫不断破灭导致刺激经济政策副作用越来越大的新形势下，能够提供源源不断宏观政策弹药及时精准启动闲置资源，确保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唯一刺激经济方式。当前利用特殊新增货币发行来精准启动各种闲置人力、物力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行业，通过全社会充分广泛共享现有的、闲置的各种智力资源，投入关键的战略性领域大幅度提高全社会研发创新的力度，实现跨越性科技进步形成碾压美国的多方面战略优势，粉碎美国的军事恐吓战、贸易战、金融战、信息认知战等，以战止战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环境。
美国向全球各国推荐了误导性的经济金融模式和政策法规，故意抛弃了罗斯福和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导致全球经济从二战后经济复兴的黄金时期蜕变为今天实体经济萎靡不振、金融动荡不断的危险局面，这种严峻困难有利于美国煽动颜色革命、扶植极端恐怖势力破坏各国稳定并维护全球霸权。各国有必要借鉴新中国建国初期治理最糟糕的金融和市场经济烂摊子，战胜美国战争威胁、封锁禁运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迅速遏制猖獗金融投机、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挫败美国利用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煽动颜色革命、颠覆政权并扶植代理人篡权的阴谋企图。各国有必要借鉴周恩来领导反对孔宋寡头的金融掠夺战争的成功斗争经验，组建跨部门的新型多维矩阵组织，由最高层直接领导并采用非传统安全为主的业绩考核标准，专门应对美国全方位混合战争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挑战，包括全方位的腐败收买渗透、全球监听掌握腐败把柄并敲诈勒索、策反传统条条部门的领导人、专家，配合美国的全方位金融战、生物战、舆论战、信息认知战、政治颠覆战，等等。中国应该将建国初期战胜美国侵朝战争、封锁禁运和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荐给受到美国威胁的亚洲、中东、非洲、拉美、欧洲国家，这样才能更好确保中国周边地区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利用货币发行红利刺激经济启动闲置资源，应该重点解决年轻人和被裁员的中年人的就业难题。当前青年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面临着20%左右的高失业难题，即使排除刚毕业和送外卖等灵活就业的人数，青年人失业率仍然高达15%左右，这一难题不解决不利于青年人的成长、择业、结婚生子，不利于培育充满旺盛精力和创造热情的年轻一代事业接班人。
大学、社会保障机构、数字综合服务平台掌握比较可靠的青年人社会失业数据，可以根据各个学科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灵活组织专门从事各个领域大规模研发创新的新机构，政府应该利用货币发行红利提供充足的配套扶植资金，政府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也应该积极伸出援手。因为研发创新不会带来产能过剩加剧各类企业困难，还能够帮助积极探索出解决各种社会经济技术难题的新思路、新方案，是有效解决青年人高失业难题的最直接路径，远远优越于刺激经济资金流向其他领域特别是金融投机等领域的效果。
有关政企学研机构和综合服务数字平台，应该帮助新型公益性研发创新机构，通过社会共享方式利用各种企业、科研机构的空闲科研场地、设备，帮助消化产能过剩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不仅能够通过扩大市场有效需求来刺激经济，还能通过科学试验、人工智能、计算机数字模拟等手段，寻找到充分启动各种闲置人力物力资源的最佳方案，促进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这种专门解决社会失业难题的公益性研发创新机构，还应该重点帮助解决中年人就业难题，特别重点吸收因各行各业大企业裁员而失业的中年人特别是业务骨干，因为中年人失业后立刻就会影响家庭稳定和孩子成长，影响正常归还房贷并带来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的连锁反应，各种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提供充足的数字货币资金，优先资助有关数字综合服务平台通过组建新型公益性研发创新机构帮助迅速解决被裁员中年人的失业难题，这样投入一元钱能够产生许多倍的社会效益，帮助避免、解开许多倍的房地产、银行坏账的连锁债务链，有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整个社会稳定。
有关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各种政府组建的新型公益性研发创新机构，还应该重点探索吸收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失业人员。如人工智能驾驶出租车可能造成的司机大规模失业，武汉的出租车司机们集体抗议百度公司萝卜快跑业务的社会群体事件，说明必须未雨绸缪及早探索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社会失业难题。否则不仅会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还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危机。
新型公益性研发创新机构还应该探索开展大规模转业教育培训活动，聘请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帮助传授如何培育创造性技能，如爱迪生虽然未能完成小学教育但却创造出了许多领域的重大技术发明，中国某学历不高的民营企业家搞出了甚至国家科研院所未能实现的重大碳纤维技术突破，这说明培育创造性技能、本领同传统的正规学科教育有所区别，积极进行这方面探索有可能节省大量宝贵传统社会教育资源，同时帮助大量闲置人力智力资源转业并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更加合理配置资源大大加快跨越式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就仿佛经济刺激资金通过滴灌方式流入国民经济堵塞穴位，能够精准启动各行各业被闲置的高素质人力智力资源，帮助推动解决各行各业难题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跨越式进步培育各行各业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关系和新经济增长点。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强调说中国应该建立高密度的创新人才组织，敢于解放思想推进超越美国的研发创新战略。
这种精准充足滴灌的刺激经济方式，远远优越于西方的货币大放水、财政大举债，能以最少的刺激经济资金带来最大的启动闲置人力资源效果，能较快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战略目标，迅速地化解美国持续不断金融战攻击造成的各种闲置资源恶果，有效消除长期的就业困难和群众抱怨不满，仿佛抓到了刺激经济启动各种闲置资源的牛鼻子。
股市改革应勇于超越美欧模式和理论
中国许多投资者都青睐的美欧流行的资本市场理论、操作技巧，如波段炒股理论、短线操作技巧等都假设存在着有效金融市场，忽略了大量资金涌入拉大供求缺口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此时运用各种复杂、精致的炒作技巧可以暂时获利，但就像在撒开的大鱼网中为多吃一些诱饵而沾沾自喜，当广大股民沉溺于这些具有局限性的炒作理论和技巧，为虚浮的盈利高兴时却忘记了一旦收网自己就会变成捕鱼者的食物。
试想1999年废除罗斯福法规后巴菲特也屡屡投资失利，他重仓持股的富国银行、美联航等都因丑闻而损失惨重，就能知道宏观市场环境不佳甚至让股神巴菲特也难以幸免。中国股民就更是难以依靠掌握种种炒股技巧而独善其身，擅长投机炒作的温州民间资本仿佛也仅仅是捕虾的小鱼，在金融大鳄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并遭遇过被群体围捕的厄运。
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规表面上人为干预了自由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却能促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因而成效卓著，其原理就在于限制、缩小各种金融资产的市场供求缺口，禁止中央银行货币发行资金直接、间接被金融大鳄利用催生投机泡沫，也禁止华尔街利用巨额民众存款参与投机操纵市场，特别是利用巨额民众存款提供炒作股票泡沫的融资，从而有效限制了金融资产市场的供求缺口和市场失灵。
当年罗斯福是首先推出监管法规整肃华尔街的金融投机，然后再推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刺激社会有效需求，否则在金融投机猖獗的情况下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就难以奏效，很可能无法刺激社会有效需求反而刺激了资产泡沫膨胀，变成了金融投机资本趁机获取超额暴利的投机炒作题材、道具，华尔街趁炒作特朗普行情之机疯狂套现股票就是明证。当前中国也应尽快制定本土版的罗斯福法规遏制金融投机，否则各地刺激经济、扩大基建投资的利好就会被国内外投机资本炒作泡沫暴涨暴跌而攫取，近年来炒作新科技的诸多概念股时而暴涨时而暴跌说明中国也存在类似华尔街炒作互联网泡沫、人工智能泡沫、特朗普行情的危险。
罗斯福的金融改革确保资本市场的繁荣、稳定长达半个多世纪，倘若中国运用我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出的新市场失灵理论来指导金融改革，就能够充分借鉴罗斯福的成功经验并发挥社会主义潜在优势，创造出超越当前美欧金融模式和罗斯福时代的更辉煌成就。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继承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追求“真善美”精神，不能继续容忍大股灾暴露的腐败丑恶、造假操纵和严重理论缺陷，应该勇于推动理论创新并创造出真正惠及广大民众的股市模式。
罗斯福遏制了金融寡头贪婪而没有实行银行领域的国有化，私人金融财团强烈不满受约束并时刻渴望废除罗斯福法规。当年罗斯福法规禁止了华尔街通过加杠杆炒作资产泡沫，并没有完全消除金融财团利用自有资本进行的金融投机，倘若依据新市场失灵理论完全消除金融投机炒作各种资产泡沫，就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更加繁荣、稳定的新型股票市场；罗斯福时代虽然催生了几乎没有泡沫的大牛市奇迹，但股票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很难让广大民众受益，倘若中国发挥公有制优势让全体民众共有、共享全民股权并分享股票分红、增值的收益，就能创造出人人皆能成为股神巴菲特的股市奇迹。
我在著作《金融软战争》中，主张中国应该同时进行多组股市模式的改革试点探索，一组试点采用罗斯福监管法规下的股市制度模式，重点切断来自国内外央行、商业银行的信贷杠杆刺激股市泡沫、操纵暴涨暴跌，但是允许央行提供无限制货币发行资金作为规模大小可调的股市平准基金，通过高抛低吸来缩小供求缺口纠正市场失灵并稳定股市，阻止华尔街借助着美联储提供无限制的货币弹药，人为撕裂过大供求缺口制造股市失灵，进而操纵股市暴涨暴跌并谋取超额暴利；一组试点运用新市场失灵理论来限制股市供求缺口和股价波动区间，尝试有效排除国内外的各种资金来源从事投机操纵，进一步排除企业、基金等资金操纵股价的过大波动，一组继续试点当前美欧放纵杠杆投机的股市模式以比较效果，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推广的范围。
当年罗斯福制定了严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监管法规，在二战中果断驱赶了华尔街在美联储的代理人，彻底切断了央行、银行信贷和国外资本的投机融资来源，以及战后冷战压力下坚持罗斯福改革的社会改良时期，美国股市曾经在没有任何人为信贷刺激下增长了10倍左右，完全是基于公司业绩增长和民众收入增长而没有任何泡沫。倘若没有少数人持有大多数股票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财富分配，就会接近价值投资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人皆为股神巴菲特的天堂。
美国的绝大多数股票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少数富豪手中，即使罗斯福创造了没有泡沫的大牛市也难以让千百万民众真正富裕起来。中国应该将国企、私企扩大全民属性、职工属性的产权改革，与股市改革借鉴罗斯福监管法规并消除投机泡沫结合起来，既能充分发挥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优势，又能激励企业像华为公司一样调动职工积极性专心创造价值，这样中国就能创造出超越罗斯福时代的人人皆为股神巴菲特的奇迹。
我的著作《金融软战争》总结了周恩来反对孔宋寡头金融掠夺战争的斗争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分析股市泡沫的新市场失灵理论，指出确保股市正常发挥作用的关键是避免过大的供求缺口，不让股价背离价值波动太大引发严重的市场失灵，避免投机暴利吸引国内外资本纷纷涌入加剧市场失灵，杜绝欺诈、作弊等不良诱惑并让上市企业专注于价值创造，杜绝短期投机诱惑并让广大投资者专注于长期价值投资，促使所有上市公司都转变为擅长价值创造的华为公司，促使所有股民都成长为擅长价值投资的股神巴菲特。
2016年“双11”期间，中国商品期货市场闪电般崩盘背后也是金融大鳄作祟，众多专业炒作高手所预设各种市场止损保护没有发挥作用，市场上无论是作空、作多的投资者都损失惨重，这说明作空机制也无法帮助投资者、企业规避风险，无论怎样的止损操作都能够被破解并无法避免惨遭劫掠的厄运，因为金融大鳄可以操纵过大的价格上下波动来破坏掉投资者设置的价格上下限止损保护。
关键问题不是微观资本市场操作技巧而是宏观制度设计，关键出路是必须恢复罗斯福的严刑峻法驱逐金融大鳄和野蛮人，在金融大鳄游弋的凶险水域中即使是大鱼也难逃厄运，广大普通投资者涉险这样的市场中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
我在著作《金融软战争》中提出了可用于重新进行各种资产市场设计的新市场失灵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就能借鉴罗斯福的成功经验并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在优势，创造出真正是依靠公司业绩等基本面支撑并且没有任何泡沫的大牛市，罗斯福时代和社会改良时期美国就出现过持续增长十多倍的大牛市，股民能够从中获取持续的财富增长而没有遭受泡沫破灭的劫掠。
历史事实证明，当前全球资产泡沫频发并非是必然的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关键是必须抛弃金融自由化并重新恢复实践证明成功的罗斯福金融改革，这样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遏制资产泡沫的政策方针。
探索通过股市改革实现共同富裕
美国金融战争攻击是中国大小股灾不断、恒大暴雷及当前众多企业困难、裁员失业的真正根源，切勿说共产主义虽然美好但没有钱实现，理应全民共享的货币发行红利就是实实在在的钱。犹太金融寡头早就发现了币权共产主义是现实可行的，因此千方百计掩盖这一货币奥秘，以偷偷窃取理应属于全民共有、共享的巨大货币发行红利，还说控制货币发行权比较控制政府、法律更为重要。我们不能继续被犹太金融寡头欺骗并对这一货币奥秘一无所知，早日实现全民共享币权共产主义就能造福每一个人并让各种困难迎刃而解。
中国不仅可以利用货币发行红利的巨资作为大小可调的股市稳定基金，抵御华尔街借助美联储提供无限制货币弹药发动不断制造大小股灾的金融战争攻势，还可以用于股改试点增强各类企业股权中的职工属性、社区属性、全民属性，广泛调动内外上下的积极性关心、改善企业经营并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按照马克思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建立起各类企业股权与广大民众利益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通过帮助解决各种生活困难、提供良好发展机遇实实在在造福每一个人。
中国以往的国企股份制改革受到科斯产权理论的影响，全民所有的公有产权过多流向了少数高管和法人企业手中，忽略了马克思强调的生产社会化规律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以至于很少企业像华为公司一样搞职工广泛持股改革，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过高，很可能让中国错失了广泛利用华为公司经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并更好落实共享、创新等发展理念的历史机遇。
中国应该利用货币发行红利的巨资，用作股份制改革的结构调整优化、纠正私有化偏差的基金，推动战略性、公益性行业的各类企业纠正忽视国家、社会利益的偏差，通过增加职工属性、全民属性、社会属性的股份比例，促使定期轮换的消费者代表、社区代表、上下游企业代表、政府部门代表能够参与、监督企业经营决策。例如，某些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存在忽视食品安全的偏差，毒奶粉事件威胁到下一代健康成长并引起社会公愤，本应全民共享的货币发行红利应该增加这类企业的全民持股比例，委托孩子母亲作为全民持股代表参与奶粉质量监督。联想股份制改造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偏差和争议，忽视了芯片、操作系统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研发创新，少数高管的薪酬比例过高引起职工、民众的不满，本应全民共享的货币发行红利应该用于这类企业的股权纠偏、优化。滴滴平台涉嫌违规到美国上市并泄露敏感信息，遭到了国家七部委的联合调查和处罚。中国许多高科技战略性人才打车时遭遇车祸事故，说明打车信息属于关系到战略性人才安危的敏感信息。必须利用本应全民共享的货币发行红利基金，增加平台股份结构的全民属性、社会属性，委托热心关心国家安全的爱国民众代表、安全部门代表参与、监督企业经营，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战略性人才的打车安全，建立起运用人工智能高科技的多重完善安全防护体系。
美国犹太金融寡头控制的贝莱德、先锋等巨无霸财团，通过购买股份广泛渗透了中国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如渗透互联网平台巨头严重威胁到中国舆论信息安全。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斥巨资广泛宣传美国辉瑞公司有严重副作用的高价药，互联网平台受到美国财团渗透大力扶植辉瑞高价药宣传流量，相关信息得到大力推送并一反常态位居了排行榜前列，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新冠防疫政策和公共卫生安全。某些高科技创新企业吸纳了美国贝莱德等财团的股份，结果被迫在美方胁迫下提供了技术保密信息和敏感数据库。本应全民共享的货币发行红利应该用于建立国家产业安全基金，大幅度增加各类战略性行业的龙头企业的全民持股比例，委托定期轮换的爱国民众代表、安全部门代表参与、监督企业经营，这样才能贯彻落实党中央反复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生物安全、舆论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等。
今天华为公司通过职工广泛持股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已经创造出了远远超越西方著名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奇迹，中国国企、民企都应该借鉴、探索推广华为公司的成功经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应该借鉴华为经验更多体现职工属性、全民属性和社会属性，探索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和有效办法，这样才能早日实现建设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中国应借鉴华为公司的职工广泛持股激发积极性、创造性的经验，探索国有资产改革增强全民持股属性和职工持股属性，促使全体民众和广大职工都能够参与监督和分享利益，如鼓励定期轮换的全民代表、职工代表参加监督经营，促使全体民众、广大职工能够分享利润和股票增值好处，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新加坡、挪威的国有企业经营良好、利润丰厚，都通过全民分红再分配效益深受民众的拥护，鼓励了民众参与监督促使国企高管廉洁并阻止私有化冲动。
华为公司的职工广泛持股效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经验在国企比私企更为容易借鉴和推广，原因是国有资产本来就属于包括职工在内的全体民众，国企职工是劳动价值创造者和最大利益相关群体，给予广大职工更多的股份有利于激发国企活力。国企产权改革不应该依据科斯产权理论实行产权多元化，以免经营者、私企、外企和官员相互勾结腐败掠夺，侵犯本来应该属于全体民众和广大职工的股份权益。
科斯本人曾明确指出，中央情报局蓄意歪曲了他的原意，将不现实条件下推演出的科斯第一产权定律，作为虚假的理论依据来误导各国推行盲目的国企私有化，让人误以为公有财产明晰到任何私人都能提高效率。国企改革不能出现职工股代表、全民股代表的缺位，否则政府官员、经营者就会非法掠夺国有资产。倘若仓促推行国企产权改革不仅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还会错失像华为公司那样通过职工广泛持股的改革，充分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良好机遇。
国企应该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有制基础上依据利益相关程度大小重建个人所有制，以全体民众共享股权为基准设定利益相关调节系数，利益相关程度越高持有企业股权的调节倍数就越大，如企业经营者的利益相关调节倍数大于普通职工，社区民众的利益相关调节倍数大于一般的全民股东，企业的股权结构应该反映利益相关结构并相互共振，促使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并分享股份分红、增值，发挥公有制优势落实“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这样既能激励企业充分调动上下、内外积极性提高业绩，还能督促企业以不损害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追求经济效益，如社区全民股代表会督促企业有效治理污染，职工股代表会督促企业改善安全设施防止矿难事故，消费者的全民代表能够及时制止毒奶粉等造假现象，住户的全民代表就会阻止政府、企业炒作抬高地价、房价，上下游企业能够帮助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改进质量，等等。
股权结构应该鼓励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经营和分享利益，包括股东、职工、经营者、上下游企业、社区和民众，形成上下、内外都共同关心改善经营业绩的强大激励机制，形成利益共振合力创造价值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回馈社会，允许全民股东、职工股东在需要时出售兑现部分股份，促使全体民众从切身利益出发维护、支持公有制发展，防止出现少数人掠夺全民股份而多数人无力阻止的局面。
中国产权改革应该依照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经济规律，拒绝科斯产权理论强调私人属性而忽视社会属性的误导，防止少数人内外勾结掠夺全民和职工股权的欺东瞒股现象。中国为了防止腐败谋私巨大诱惑促使私有化泛滥成灾，必须尽快试点、推广这项改革以巩固基本政治经济制度，通过广泛的经济参与民主为人民当家作主奠定基础。
倘若全国所有公共资产如机场、港口，还有全国各类企业的资产都通过广泛的职工、社会持股改革，充分调动了内外部股东的积极性参与经营、出谋划策和共同监督，就能极大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同全民共有、共享币权一起实现更发达、更全面的共产主义。
政府还应通过全民共享货币发行红利、税收优惠转股、债转股等各种方式，鼓励私人企业试点借鉴华为公司的职工广泛持股改革，增加职工属性、社会属性以符合生产社会化经济规律。对于私人谋利欲望与利益相关者相互冲突的民营企业，还应试点引入利益相关者入股并参与监督经营，以解决社区污染、损害消费者、安全事故频发等难题。
高科技创新领域需要个人首创精神适合私人企业发展，但也应借鉴华为公司成功经验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防止少数个人控制多数股份扼杀多数人的积极性。华为总裁任正非虽然放弃了私人控股的狭隘私利，却缔造出无微不至关心企业的十多万名职工股东，共同奋力拼搏克服经营困难并抵御经济危机，这样才能防止企业衰落影响到子孙后代继承财产利益。
对于存在着较大外部负面效应的一些重点行业，如雾霾污染相关行业、食品安全事故和矿难频发的行业，可以考虑试点利用货币发行红利、减免税收优惠等措施转化为全民股份的办法，委托利益相关程度高的消费者、职工、社区居民等，优先作为全民股代表负责监督货币发行红利基金、减免税收参股资金的使用，优先用于治理雾霾等污染、不良网络游戏、毒奶粉等老大难问题。如让社区居民作为全民股东监督企业进行绿色改造治理污染，让孩子母亲作为全民股东从内部监督奶粉等食品的安全生产。
这是能够促进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更好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并符合生产社会化规律，过去实践证明倘若企业缺乏内在动力仅仅从外部监管效果不佳，这样有利于消除企业贪图利润并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更好地治理雾霾污染并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还有利于帮助相关国企、民企减轻税负并克服经营困难。
中国将国企、私企扩大全民属性、职工属性的产权改革，与股市改革借鉴罗斯福监管法规消除投机泡沫结合起来，既能充分发挥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优势，又能激励企业像华为公司一样调动职工积极性专心创造价值，这样中国就能创造出超越罗斯福时代的人人皆为股神巴菲特奇迹。
当所有国企、私企都进行上述社会混合所有制改造，大大增加了职工属性、民众属性和社会属性，全体民众都能够分享到所有企业的股份分红、增值等利益，而且在同自己利益相关程度越高的企业中，就会自然享有更大的参与监督和分享利润、增值的权利，从而逐步过渡到同人人利益戚戚相关的新公有制模式。
这种新公有制模式开辟了向共产主义渐进过渡的新路径，逐步建立起公有制同个人利益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原则同时共存，不相互矛盾而且相互促进、扶植并产生共振效应。如职工广泛持股的收益也有强大激励劳动效应，鼓励职工获得劳动收入的同时也获得更多股权收益；民众因遇到生病、意外等无法工作而劳动收入减少时，可以通过部分出售股权收益弥补劳动收入下降。这样全社会层面的按需分配不仅能获得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还能获得全民股权带来的各种收益支持。这样激励优秀经营者、技术人才、职工创造财富的同时，能够通过公平的财产收益惠及全体民众和利益相关者，不会因为少数人垄断财产收入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促使全体民众都站在越来越公平的起跑线上参与文明竞争，不会因为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导致获取收入、发展机遇的分配不公平，既是扩大内需的需求侧改革也是提高效率的供给侧改革，能够有效地防止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和经济金融危机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