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支撑一个王朝的运转，税赋是最主要的来源支撑，它直接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亡，当一个朝代的税征收不上来，或者征收的税入不敷出，最终朝廷无法应付军队的开支与官员的俸禄，就离崩溃不远了。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中，中国古代历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是因为中国古代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最大的原因就是皇帝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
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
税赋太重了，除了揭竿而起，再没其它活路了。
可是，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时代，皇帝们从小饱读诗书，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尤其从小读史记，开篇就知道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所以皇帝们动不动就说：永不加赋。
十税一都算高的，从汉到明，三十取一的税收才是常态。
3.3%的税收，老百姓怎么就活不下去了呢？要知道，老百姓但凡有口饭吃，都不会提着脑袋去造反。
王朝的运行体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所有的皇帝都不敢收重税，但百姓就是没活路，到底是怎么了？
第一部分：趣味解读王朝的运营；
第二部分：朱元璋与贪官的养成；
第三部分：大明人口之谜；
第四部分：读书人的特权与利益集团；
第五部分：王朝的收益模型；
第六部分：被大家群策群力摧毁的王朝；
如果我们单纯的看赋税，会发现税收并不重。
支撑王朝运行并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赋税是四项：
田赋、丁税、徭役、盐铁税
首先是田赋；
田赋是支撑王朝运行的主项目，但我们经常能查阅到的各项资料，是从汉代就开始的三十税一到最重的时候也是十税一，而且皇帝动不动就说永不加赋，这里都指的是田赋。
这个税收，怎么看都是不重的。
要知道，同一时期的中世纪，不说领主，光教会就要收取什一税，即生产总量的10%，加上领主征收的税，一般会达到征收的50%左右；
对比中世纪欧洲，中国简直是黄金时代了。
接着是丁税，丁指人口，丁税即人口税；
根据各朝代的不同，一般是从最早的「秦」7岁，最晚的「汉」23岁开始征收。
人丁税，各个时代差别较大，一般相当于农业税收的1/5-1/10，我们就很难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即具体缴多少。
如在汉代，是规定一个青壮年男女每年缴纳人丁税120钱。在晋朝，是每年应纳绢三匹、绵三斤。
我反复换算，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概念，大约相当于现在每个人一年缴纳300-1000元左右。
其实我们看古代税收，都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信息化的程度和今天是无法比拟的，即使是田赋，县太爷也不可能让衙役到每家每户去看，一年的收成是多少，而通常是根据当时的技术估算一亩地的产出大约是多少，根据平均产出来核算每亩地所需要缴纳的田赋。
统计学和信息的落后，也是为什么古代都重农抑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毕竟农业人口和土地都是摆在那里摆着的，但是商业税统计不出来啊。
那个时候又不像今天，所有的税务系统都联网了，投资了多少赚了多少一下就查出来了，古代的商人到处跑，赚了钱换算成白银就埋地窖里了，朝廷怎么算的出来？
古代的商业税，以明代为例，一般为1/15-1/30，根据商品过路过桥，和在市集上进行收缴，但是可想而知，偷税漏税的空间很大，多数王朝没有将商业税作为国家的核心收入来源。
而除了丁税和田赋，真正对百姓造成沉重负担的是徭役。
现代国家要搞大基建，会出钱找工人来修路盖楼，这样一个方面能沉积国家固定资产，另外一个方面还能解决就业率，工人拿到工资，还能促进消费。
但是在古代，要修路，要盖衙门，包括运输军粮，修理河堤，都是无偿征调百姓来干活。
碰到「能作」的皇帝，那老百姓就倒了血霉了，最夸张的是在秦代，全国人口为一千万，服徭役「含兵役」的人就超过了两百万。
要知道总人口里面还含了老人、儿童、妇女，几乎成年男子每两到三人就有一人在服役。
但是秦历两世而亡，包括大兴土木修大运河的隋代也快速崩溃，这给了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鲜活的教训，中国历代帝王从开始接受教育读书就开始学「暴秦无道、二世而亡」的道理，一般都不敢乱作，稍微明事理的皇帝都是轻徭薄赋。
如明代的成年男子每年须在本县服1个月的无偿劳役，从事地方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劳动。如果不想去，就缴税来进行替代，按照比例来换算，这个税率是1/12。
第四项是从春秋齐国开始的「盐铁专卖」，而其中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是盐税，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几乎要用到。
春秋时期，生产盐的商人必须将食盐卖给国家，由国家统一进行销售，仅此一项，齐国大发其财，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因此盐铁专卖被各个王朝所采用。
要么是国家统一经营，要么是在朝廷下发许可证后，由朝廷认可的盐商进行销售，国家统一收税。
到大唐末期，盐的税收上涨了10倍，导致私盐贩子层出不穷，而最大的盐贩子黄巢，最终干掉了大唐。
在明清时代，盐税一般为15%-33%，因为盐价本身较低，正常情况下并不能对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冲击。
所以综合以上，田赋、丁税、徭役、盐税这四项，形成了古代农业帝国的基本管理体系，支撑朝廷的运转。
按道理来说，在多数大一统的王朝，以上都不算特别重，至少不至于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去造反。
我们根据王朝的标准模型，开国皇帝的想法，是一个让大家都HAPPY的治国模式。
假设有一个大的土豆村，村有200户人家，1000个村民，假定每个人5亩地，一共5000亩地，每亩地产粮折算10两银子，
每个村民的年收入是50两银子。
那么根据国家的税法，理想状态下是：
1、十税一，土豆村5000亩地每年上缴5000两银子的田赋；
2、每个人每年上缴2两银子的人丁税，一共2000两；
3、每个人每年有30天的时间被县衙征调服劳役；
最终，国家在这个村子里每年收税7000两银子；
而每个村民每年收入43两银子，每年抽一个月给朝廷打工，这样的生活状态，不说富贵，糊口至少没问题，所以朝廷和老百姓相安无事。
可这是理想状态，事实却是，王朝经过100年，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千疮百孔了，民间往往是大量的人口食不果腹，饥寒交迫；而另一方面，帝国人口越来越多，征收的税却越来越少，到100年-150年左右如果不改革，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在孤独的皇帝中说过，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民间经济必然是马太效应，土地不断以加速度进行兼并，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如在张居正改革时，根据数据统计，已经是5%的人占据了全国90%以上的耕地。
在理论上，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古今，都必须要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与两级分化，否则，经济必然发生崩溃，一方面有钱的人不仅消费能力有限，而且甚至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让国家更加收不上来税，如美国，伴随资本对政权的控制，出现了倒挂，穷人多缴税，富人少缴税，加速马太效应的发生，而且美国政府年年入不敷出；
另外一个方面穷人想消费没有钱，富人消费能力有限却集中了绝大多数的财富，最终经济出现停滞。
可恰恰相反，古代王朝的各项制度不是不干预贫富分化，是客观上促进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
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权贵集团的不断膨胀。
雍正1722年登基，此时大清不过建朝86年，且经历了康熙盛世，但已经将各朝代的毛病全部体现了出来，国库存银不过800万两，已不够支付国家的开销，中央和地方长期亏空，贪污成风，大清感觉很繁荣，却收不上来税，而且老百姓都已经劳苦不堪。问题出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