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岛内知名学者吴玉山受邀进行了多次演讲，从大陆压力下台湾的选择出发，谈到“政权自由度”“Trump意识形态”等深层次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本篇在其核心观点的基础上拓展而成，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近现代历史上，公民自由和民选政治起源于英美，与之相较，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迈入现代民主则很晚。
前者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后者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短暂尝试，要直到1945年之后才真正步入正轨。
吴玉山认为，之所以英美先于欧洲大陆诞生民权，是因为其作为“岛国”的地缘环境比较安全。
民主制度重讨论、轻决断，重妥协、轻动员，不利于在危急情况下做出快速决策，只有在相对安全和平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扬公民参政议政权利。
历史上，身处百战之地的国家或地区往往都采取了政治集中制，而当代意义的民主更多是在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才逐渐孕育推广的。
简单来说，和平是公民权利之母，一旦爆发战争或政权遭遇重大威胁，常见的做法即用（部分）牺牲自由来保障安全。
假如失去和平的大环境，社会及个人的自由也将被断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为了方便观众朋友们理解“和平”与“自由”的关系，吴玉山做了个很有趣的类比。
在新冠流行期间，病人死亡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病毒的攻击，其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其三是原有病症并发。
而社会面临压力时就像人体生病时一样，将产生“免疫”（即各方面限制性措施）。
平衡“免疫”与“过度免疫产生的副作用”是非常困难的，后者很容易将正常细胞一起消灭掉，造成超出疾病（外部压力）本身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长期不间断的外部压力之下。
演讲中，吴玉山回忆了民国在大陆和台湾的转型历程。
中山先生创建民国之处，也曾想着“民族、民权、民生”，但很快就因为面对战争威胁而失败。
老蒋在大陆时几乎一直在训政+打仗，败退岛内后，除个别国民党权贵外，台湾社会整体上的自由度其实跟同期的大陆差不多。
这里面老蒋个人因素固然占到了一定比例，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当时两岸乃至围绕第一岛链的冷战对抗确实也起到了很大外部影响。
设想一下，在两岸高度军事对抗甚至经常爆发小规模冲突的情况下，作为弱势一方的台湾势必对内紧绷，战战兢兢，四处抓“渗透”。
这种情况下谈何公民权利与社会自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