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从吴桂贤到董袭莹，历史的翩然一页 2025-05-1

入读海外名校有多么困难？

难，也不难。

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富贵家庭。

六年前，美国曾爆出史上涉案人数最多的高校招生舞弊案，耶鲁、斯坦福、南加大等多所名校陷入丑闻，相关人员涉及公司高管、好莱坞明星、高校体育教练、行政人员等。

这其中最大款项650万美元，来自一个中国富豪家庭——涉案者赵涛是山东步长制药公司的董事长，他通过中介伪造女儿赵思雨帆船运动员的身份，为她打开了通向斯坦福的大门。

除了步长制药的发家黑历史，网友们还扒出了赵思雨几年前在斗鱼分享学习经验的直播，她告诉听众“坚定目标、坚持奋斗，想考理想的大学，没有捷径可走”………

事实是，这样的“捷径”在中国早非鲜事。

2012年，有“华人船王”之称的赵锡成向哈佛大学捐赠4000万美元巨资，设立“赵朱木兰中心”（以其亡妻命名），并设立“朱木兰及赵锡成家族学者基金”，号称“资助华裔学生进入哈佛”。

而他的六个女儿中，四个毕业于哈佛大学，包括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

“资助华裔学生进入哈佛”，这样的诡异理由也同样在两年后被地产大亨潘石屹运用，这位SOHO中国创始人在2014年向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用以设立“SOHO中国助学金”。

五年后，潘石屹的儿子潘瑞被哈佛大学录取。

根据哈佛大学自己的数据，“传承申请者”的录取率是普通学生的六倍，捐赠者子女优势更明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就是董袭莹“就读”的顶尖大学（本科经济学文凭），其社会学教授西莫斯可汗曾有研究：90%哈佛学生来自家庭收入高于55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中位数，而且哈佛的招生办主任定义的哈佛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介于110000 美元和200000美元之间。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关于十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的取样里，收入在全国水平位居下游的学生家庭占全体学生的百分比大致保持稳定，约10%。

同时，收入水平位居上游的百分比扶摇直上，从三分之一到整整一半……如取样扩展到前150位的大学，位居下游的只占全部学生3%。

该教授直言：

大可以用“优秀”一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勤奋、守纪、具有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但是，这显然会导致不合实际的结果。

事实确实如此，粗略浏览一下圣保罗精英中学——一所典型的精英学校，这是特权在握的年轻人们度过青春年华的地方：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能为孩子上高中支付每年40000美元以上的费用，圣保罗毕业的学生最有希望去的学校是哈佛，接着是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这些院校对圣保罗学生的录取率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近年来，圣保罗30%的毕业生都去了常春藤盟校，大约80%的学生在美国前三十的大学和文理学院深造。学校每年超过80000美元的学生平均支出，几乎是大多数高中的十倍。

圣保罗中学收到的捐款也在美国所有院校中排第一(大约每个学生一百万美元)。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所学校都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关注。近年来，学校的内务相继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甚至是像《VOGUE》这样的全国性杂志。

这也就是为什么西莫斯可汗会感叹：

大多数美国人想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个美国式故事：我们想要相信，无论在新闻和报纸里目睹了多少不公现象和骇人事情，我们的世界从根本上公平了。

拥有这样的希望，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精英和大众的共同点之一。然而，这份共同愿望很快会变成痴人说梦

2017年，经济学家拉杰·切蒂和他的合作者也有研究发现，来自收人高居金字塔顶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人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与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类型家庭的孩子人读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后一类型高出77倍之多。

这项研究还做了一个统计，研究者在样本中纳入了共计三十八所精英院校，包括科尔比学院和巴克内尔大学这样的地方，结果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这些大学，来自收人居前 1%的家庭的学生，其人数之多超过了来自落在后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 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总数；在科罗拉多学院，这一比率甚至已经高于2∶1；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经突破了 3.5∶1。

还可以再换一种比较方法，看看全美超级富豪的大学目的地，不平等会有更加尖锐的呈现。

切蒂的研究报告亦有揭示，统计收入在顶尖0.1%家庭的学生，他们就读于精英大学的比例为40%，这一百分比同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读大学的比例是相同的——只不过，后者要把所有的大学包括在内，无论是四年制还是两年制。

不论是古典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还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恩格斯，都曾就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竞争给出过尖锐分析，斯密认为：

人与人之间天赋的差别，实际上比我们知道的要少得多。与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效果相比，那些将人分配到不同职业的天赋差别显得微不足道。两个迥异角色之间的区别，譬如说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道搬运工，似乎并不来自于天赋，而是来自于习惯、风俗和教育。

相比于此，恩格斯的评论则更为直白：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大额捐赠换取隐性优势，家族基金暗箱操作，校友制度催生代际传承，权力寻租实现“资源变现”，校董推荐赢得稀有名额……

这些十分资本主义式的“高校婆罗门”，其弊端与乱象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早已屡见不鲜、天怒人怨，竟然却在今日中国逐步成为教育界人人心照不宣、各系统默认默许的塔尖实际，实在让人齿冷。

恰如“4+4”这样的制度，也并非我国专家突发奇想、另辟蹊径创造的概念，同样是模仿美国医学院的招生模式——亦是在美国医学界曾引发争议的制度。

美国医学生本科阶段多攻读生物、化学、人文等非医学专业，通过MCAT考试后进入医学院接受四年专业训练，毕业后获得MD学位。

如此看似“打造复合型人才”的天才设计，就这样被照搬进大洋此岸的中国，成为了权贵家庭延续子嗣阶级高位的特殊渠道。

一个几乎没有医学学习经历、更没有任何临床经验的跨专业小白，竟然可以在2023年4月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性指南报告《膀胱癌临床实践指南》（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on bladder cancer ）——要知道，董袭莹的这份供泌尿外科医生学习和执行的膀胱癌诊疗指南是要给众多临床一线医生作为参考的，如果指南有问题，将会影响众多患者的就诊……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啊。

通常而论，国内医学生要读到博士，要从本科开始读起，一般需要十二年之久；国内医学生培养按科室培养，转科室往往实际层面面临极大竞争压力。

但是这位董小姐通过“4+4”捷径，免去本科学医四年，还能连续换科室，拿到博士学位且迅速获得临床医师资格……

与此同时，她的博士论文也十分可疑，正文部分仅有三十页，而常规情况，医学博士论文应在两百页左右。

在论文遭受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之后，知网迅速将董袭莹论文“保护性下架”——一如协和的官网修改信息的速度。

回想1965年5月在挥别三十八年的井冈山，毛主席曾悠悠感叹：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尤记张雪峰以前在介绍就业现状时给学生说过：

咱国家，某些单位咱们普通人就别幻想了，把自己生存的下限维持住才是现实，少走弯路就是胜利。

老实说，今天我们国家的某些单位的某些岗位，那就业选拔就如同艾滋病传播一般，只有三种方式：血统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

张雪峰为何总是被某些势力针对？我想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每天干的事就是苦口婆心地劝那些一米六的孩子千万别去打篮球，老老实实地扬长避短去选择最适合自己解决温饱的专业和职业；而人日等官媒则日日夜夜煲鸡汤：“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朝一日NBA也能看到你！”（最好前缀再加个“今天，一起为梦想转发！”）………

就医院系统和医疗领域来说，“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骇人乱象，更是直接弱化了党的领导，并“有效”对抗了层层审察，为体系式腐败和门阀塑成提供了族群化的温床。

比如这次案件的核心人物肖飞。

很少有一个案子中的核心人物能够同时涉及四大社会敏感议题：教育公平、医患信任、婚姻忠诚、阶级固化……

只能说，肖飞其人，确实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