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论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
本卷从清军入关、中华核心文明遭遇外围野蛮文明入侵开始，到鸦片战争、中国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结束，涉及的问题变得空前广泛和复杂。既有清军的屠杀南明的抗争，又有西方的十字军东征和工业革命，还有雍正的改革和乾隆的文字狱，以及平定新疆、清查亏空、中西贸易和战争等等。这些东西放到一本书里，看起来内容十分杂乱。这些内容之间，有何内在的联系？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而不是别的内容？选择的这些史料的立场、方法、标准是什么？又以什么样的逻辑来安排它们的顺序和主次关系？
这就需要从比较抽象的史观层面，统一予以论述。
本书所采用或试图构建的史观，主要是两个：文明史观与战略史观。前者是价值立场，后者是方法框架。
（一）文明史观：一个价值立场
文明史观[1]，也可以称为进步史观。本书认为：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以及非生物世界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创造文明，也就是会基于主观意识驱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而且，人类文明总体来讲处在不断进步之中。评判文明先进还是落后，是有标准的。
尽管我们对这个标准的认识还需要完善，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争议，但不同的文明一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总体来讲，先进的文明，可以创造更多有益于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以让人类获得更长的寿命、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主观幸福感，这个粗略的标准大方向大体不会错。
对文明的定义和对文明进步与否的评判标准，是本书的“公设”。就好像欧几里得假设两个点决定一条直线一样，不需要去检验它，它就是被假定为正确，是一切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这个公设或者说假定，跟纯客观的数学公理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观。
如果有人不赞成这个“公设”，认为人类并不需要更长的寿命和自由，而是尽快去天堂享受永生或者转世去过富贵生活，或者被人奴役比自由生活更幸福，或者不应该追求科技进步而应该回到原始社会去生活，或者认为人是为了完成神赋予的某种使命才来到世间“赎罪”、“受苦”的，那么我们就不与他争论了，他也没有必要来读这本书。
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以及自身的演进逻辑，才能说得清楚。
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民族或文明为中心来撰写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为什么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创造了同时期人类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为什么讲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要以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的范围为核心来讲，不是民族歧视，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因为它是这一历史时期文明发展的中心、高地、领头羊。
失去了文明进步的标准，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就会被混淆。比如，一向喜欢钻牛角尖的日本学者闲来无事，搞出来了一个叫做“内亚史观”的东西。这种史观就是把亚洲内陆当成历史的中心，中华核心区成了边缘区域。这种史观认为，内亚地区“武德”丰沛，不断出现武力强大的民族——辽、金、蒙古、满洲等等——出来消灭周边一些国家，统一亚洲。这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原地区不过是被不断消灭的外围区域而已。按照这个思路来写历史，人家也写了厚厚几大本。
在不以文明进步为标准的史观指导下，随便找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世界中心，来写人类历史，都能编排出一大堆东西出来。犹太人还相信他们是天选民族，一切其它人类都比他们低一等，人类文明就是围绕着他们转的。
书写中华文明的历史，不应该采用这么狭隘的视角。文明史观是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观。中国人在古代历史中创造出最先进的文明，并非来自于什么天选、神选，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比别的民族更优秀，而是中国人民正好生活在这片适合农耕文明发展的土地上，由于我们自身的艰苦奋斗，并受地缘地理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这才创造出来了更高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创造出来了发达的政治文明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果，让人数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在古代世界可以享受相对而言最好最幸福的世俗生活。我们因此而自豪，无可厚非。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如果有另外一种文明，可以比中华文明创造出更高效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让人民可以享有更长的寿命、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随时准备改变自己身上一切不符合文明进步方向的东西。在处于落后状态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我们也承认，中华文明就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主流——当然，在落后的时期，我们的文明身上仍然会保持一些领先和进步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能盲目丢掉。
从明王朝灭亡到新中国建立的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华文明就处在落后状态。我们就不能像之前一样，自认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高地。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和引领，但总体而言还落后于发达国家。总之，没有欧洲中心论，也没有汉族中心论，谁的文明更先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谁就是中心，理直气壮、绝不心虚。这就是文明史观。
基于这样的标准和立场，我们才能理直气壮的谴责和批判满清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过程中，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巨大破坏，并深刻反思引发这一长达三百多年的悲剧背后的原因。后金作为野蛮民族，在明王朝统治下，经常破坏国家大一统状态，到汉族地区劫掠财富和人口，将很多汉族老百姓杀掉或变为自己的奴隶。这种野蛮行径必须遭到惩罚，明王朝必须予以反击。以明宪宗和汪直为代表的人物，对后金采取“扫穴犁庭”式的主动反击行动，是正义的、进步的。反之，后金入侵中原，屠杀人民，则是反动的、非正义的。这不是搞双重标准，是一个标准，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准，是看谁的做法更有利于更大多数的人类创造更好的财富和过上更好生活的标准。一个野蛮民族入侵中华文明核心区并建立政权，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是文明发展的严重倒退，它跟基于阶级革命的改朝换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跟民族之间是否权利平等无关。
基于文明的视角，我们在近代来临之前，要讲述欧洲崛起的历史，而不是讲非洲、印度、美洲的发展历史，是因为欧洲文明发展超过中国了，占据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地位。而我们观察欧洲崛起的历史过程，也并不是基于单一的国家发展来书写它的历史，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文明——一个完整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体系来看待。
比如，如果只是按照国家的视角，中国和英国进行单独比较就是合理的；如果按照文明的视角，就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中国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文明。而英国不同，它作为一个国家，跟中国平级；作为一个文明，它跟中国就不平级，不能做平级比较。与中华文明平级的，是基督教文明，或者西欧文明，只有把西欧国家和他们所控制的全部殖民地加起来，才是一个跟中华文明同一层面的文明体系。从文明体系的视角，我们指出，西方殖民宗主国经济的发达和人民的富裕，是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只有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才能全面的看问题。如果只从国家的视角出发，这些战争就只是一个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跟中国古代的蛮族入侵区别不大。如果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它一方面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非正义和反文明的；另一方面，跟传统的野蛮民族入侵战争不同，中方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文明方面的大幅度落后。因此，必须先驱逐野蛮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统治，同时学习先进文明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意识形态，才可能赢得与西方文明竞争的胜利，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文明的视角出发，我们就能把一些纠缠不清的民族、国家、宗教问题理清楚。反对落后文明统治，不是搞民族歧视和民族分裂。中华文明第二圈层的蛮族融入中华文明，也不应该被理解为“汉化”，而是现代化。
汉族既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文明，或者说是先进文明的民族载体。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变成汉族的一部分，不是汉族融化了少数民族，而是少数民族自身的文明程度因为和先进文明的交流而进步了。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中有一些优秀进步的东西，汉族也要学习。比如元明清时期，蒙古和满洲习俗反对民间殉葬、反对守寡、反对女性缠小脚，就是比同时期的汉族更先进更文明的做法。
同样，中华文明学习其它先进文明，也不是民族自卑、不是卖国主义。抵抗西方殖民入侵，也不是对抗先进文明、拒绝进步。西方的殖民入侵，是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不是宗主国。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权利保护，连中国野蛮时期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人都不如。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捍卫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底线，才是我们抵抗侵略的意义所在。学习先进文明，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向西方殖民宗主国看齐；抵抗西方列强入侵，是为了不让中国人民生存状态向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看齐。二者并不矛盾。
文明是有多样性的，对于不涉及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的文明成果，应该广泛的互相交流学习借鉴、长期共存发展。和平与对话是文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民族平等、信仰自由都是先进文明应该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对多样性的包容不应该以破坏文明的进步为代价，不能以牺牲人类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为代价。有些民族、有些宗教，存在严重践踏基本人类权利的习俗或教义，是落后的、不受现代文明保护和宽容的。比如，有些宗教要求妇女必须蒙面，有些宗教反对未成年人接受科技启蒙教育，有些民族还在采用古代的神判法来审判刑事犯罪嫌疑人，有些民族的习惯法中强奸犯只要娶被强奸女性为妻就可以免于惩罚，还有些人以民族的名义强制本民族人民信仰某一宗教，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人类的基本权利，必须理直气壮的以先进文明的名义废除之，绝不在宽容多元的范围内。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进步标准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多样性必须服从一些基本的文明发展进步标准，发展进步必须以多元宽容为基本特征。以多元性否定进步性，或者以进步性消灭多元性，都是错误的。
历史一再证明，先进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过度宽容，最后只能被野蛮落后反噬其身。中华文明复兴之际，我们既要理直气壮的呼吁文明之间的和平与交流，又要理直气壮和全世界追求进步与发展的人士一起，推广科学与理性，反对愚昧和落后。对于反对文明进步潮流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抵制和谴责；对于严重践踏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行为，则应该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予以惩戒和打击。文明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包容，而不是软弱和无底线。
文明史观与阶级史观并不矛盾，但也略有差异。文明进步的标准是大多数人类的幸福，而在目前为止的各种社会中，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中下层阶级都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统治阶层腐化堕落，没有履行好促进广大人民生活状态不断提高的责任，甚至疯狂剥夺人民创造的财富，导致民不聊生，那么，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是完全正义正确的，符合文明进步的方向。在文明史观中，没有什么神仙上帝赋予任何人统治的特权，也没有比大多数人类幸福更重要的宗教或准宗教教条。
但是，文明史观也主张更客观的看待富裕阶层对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比如，古希腊的科学理论就是完全由一群有钱有闲的剥削阶级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人需要奴隶的服务，需要殖民地人民提供的食物和衣服来生活，但奴隶和人民毕竟没有直接参与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论的创造。西方文明的基本发展模式，就是集中殖民地的财富供养一大批宗主国的有闲阶级，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效的产业。目前人类文明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都是这种模式创造出来的，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或者简单的予以否定。野蛮掠夺和文明创造在已经发生的西方历史中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无法把它们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一面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当然，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们还需要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做深入了解后才能就二者的关系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战略史观：一个分析框架
有了立场，我们还需要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历史，基本的原则是要实事求是，但仅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上的事实太多了，而且史料也不完全等于事实。我们选择什么、相信什么，都是很大的问题。
历史的发展，有人认为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种历史事件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历史是碎片化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碎片史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 一部历史》。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2]
还有一种史观，可以称之为“偶然事件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特殊事件改变的。
香港《联合早报》2017年8月刊登过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一篇短文，认为世界历史经常是由一些突发事件造成的，那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引用奥地利著名文学家茨威格的《人类星光灿烂时》中的几个故事。比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按照茨威格的说法，只是因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城门碰巧没有上锁，于是土耳其军队就从这个城门如同潮水一般涌进来，所以君士坦丁堡就陷落了。再比如，滑铁卢战役，碰巧法军元帅格鲁希恪守成命，普军已经投入战斗，可是他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留在其他地方。拿破仑已经被打败了，格鲁希的军队还没上战场。还有就是十月革命，德军参谋本部允许列宁过境返回俄国，以为把他送去后就能将沙俄摧毁，但没想到把德意志帝国也摧毁了。弗格森说这些就是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刹那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面貌。[3]
另外一种史观，是我们批评得比较多的，叫“英雄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决定的。这种史观，上中学历史课认真听过课的中国人都知道它是错误的。在历史发展中，英雄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必然只是一大群英雄或者说一个集团在背后支持的结果。
受记忆力和理解能力所限，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少数人物和故事，天生的容易接受英雄史观或者偶然事件史观。就好像我们前边分析的工业革命，瓦特发明改良式蒸汽机，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上百年的积累推进。大部分人，学完中学历史课，能记住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就算不错了。瓦特这个人的出现，蒸汽机被发明，背后长达数百年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的进步，无数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不管英雄史观还是随机事件史观，只需要专业人士稍微认真一点去考察，就很容易被推翻。无论具体某个英雄人物还是偶然事件，都并不能大幅度的改写历史。当大的趋势已经形成以后，某个人物不出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物来代替他的作用；某个事件不发生，就会有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以此推动历史按照既定的趋势向前发展。而且，一个英雄人物的产生，背后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利益集团来培养他或支持他，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个代表符号，或者说是时代的产物。至于弗格森的短文，钱乘旦教授批评说，茨威格的书是小说而非历史，以小说细节证明人类历史是由“星光灿烂”时刻决定的，那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以上这些史观，可以统称为随机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并无规律可循，而是由一些随机的因素影响或构成的，不管是无联系的碎片、偶然发生的事件、从天而降的英雄，它们为什么会出现的都说不清楚，何时何地出现也全不可知，人类只能以随机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与随机史观相对应的，是宿命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背后有一个神一样的力量在推动着它前进，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人类无法改变。比如，基督教宣传的世界末日论，就是最典型的宿命史观。一切宗教几乎都是宿命史观。佛教虽然不认为有神灵在主宰一切，但它认为生命就是一遍又一遍的轮回，也是宿命史观。机械唯物论不认为有神灵存在，但它认为人类社会将完全按照已经被发现的固定规律演进，最终达到一个被设计好的完美社会，没有人能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和目标，因此也是一种宿命史观。
在随机史观中，历史没有意义；在宿命史观下，人类没有意义。
一个好的史观，或者说，一个正确的史观，应该介于随机和宿命之间。历史有它内在的发展逻辑，但也会被一些不确定性所左右，人类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如何主观应对，将会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就是既要让过去的历史有意义，给未来以启迪，又不要束缚人类的头脑，给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们留下创新探索的空间。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不过，在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其现有分析框架我以为也还有可发展完善的空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现有分析框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用它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看起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长期以来，我个人对生产力这个概念的理解，总感到有些困惑。什么是生产力呢？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力量，也可以说是生产新的物质财富的能力。按照传统的说法，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也就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原材料）。但这个概念似乎是故意把劳动组织排除在外了，而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相对于其它物种，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就是能够进行大规模协作。采用何种形式进行协作，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对生产能力的影响极大，说它是决定性的也不为过。还有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生产科技和生产组织形式，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生产组织形式就算不是第一生产力，起码也是第二生产力。在把生产组织形式排除出去之后，又把科学技术当成外生变量，生产力还能剩下什么呢？几乎就是一个空壳了。
在这个框架中，生产组织形式之所以被故意排除在外，是因为它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结论矛盾。生产关系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生产组织形式是生产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然后又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就成了循环决定论。因此只能辩证的讲，生产力不包括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
在不违反物质决定意识这个最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前提下。如果把生产力当成一个纯客观的物质力量，说它决定生产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一来，作为主观意识的劳动者也应该被排除在外，这样生产力就只剩下了工具和原材料了。如果生产力不是纯客观的物质力量，那么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就可以包括进来，但同时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者的体力和脑力包含进来，也就应该把生产组织形式，也即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的关系包含进来。这样，生产力的概念本身，就将包含生产关系的概念。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论断中隐含的一个内在矛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句话，看起来是纯粹的客观，但在生产力的定义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明确的价值立场，或隐含的假设前提，就是一切财富都是一线劳动者创造的，与生产组织者无关。没有这个价值立场，这句话就很难实现逻辑自洽。然而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们，这个假设前提是有缺陷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和财富创造中显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不考虑科学技术这个纯客观变量之后，显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能力，而不是生产能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样的劳动能力、劳动工具和原材料的投入，不同的组织形式所导致的产出变化是天差地别的。面对大洪水，犹太人选择躲进诺亚方舟，中国人选择组织起来治理江河，同样的体力、同样的工具，处理同样的外部问题，用不同的模式去对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在科技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集团能否组建一个团结奋进、分工分配合理的组织，对社会的最终产出能力具有决定意义，其导致的差别就跟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差别一样大，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力这个概念进行分解。把纯客观的科学技术从生产力中分解做出，把生产的主体或者说生产中的主观因素——劳动者和生产组织者以及他们的关系也从生产力中分出来，放进“生产组织”这个概念里边，而把生产能力当成一个最后的结果。按照以上概念，重组一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更准确严谨、更符合社会客观情况且不违反基本唯物主义原理的表达应该是“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和生产组织形式共同决定生产能力”。
在农耕技术条件下，生产组织可以是自耕农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可以是地主加雇农的生产模式。在政府公共服务搞得比较好的地方，政府可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修建水利设施、公用生产工具，自耕农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能更高效；在政府组织能力较差的地方，由地主来控制土地剩余，然后投入修建公共设施，再把土地租给雇农生产，这种组织形式就可能比自耕农分散耕作更高效。两种生产组织形式都可以有，但不可能跳出技术水平的上限去搞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水平限定了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空间，技术和生产组织共同决定了农耕社会的最终生产能力。
动态的来看，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组织者，可能腐化堕落；地主也可能对雇农过度剥削，这可以视为生产组织形态内部的分配机制遭到了破坏，那就会破坏产生能力，让社会产出效率低下，甚至导致革命，让生产组织崩溃。在崩溃的过程中，生产能力将急剧降低。只有革命结束，重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才会恢复；如果革命是进步且成功的，建立了更先进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能力将会得到更大的解放，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在整个过程中，只需要把科技水平作为独立变量拿出来，剩下的部分，显然是生产组织关系决定着生产能力。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图：
图一：人类生产能力组织示意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我们在第二卷的后记以及最后几节中已经指出过，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有的时候可以决定政治决策，但并不总是如此。当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是官僚阶层去控制生产组织者，而不是生产组织者来控制官僚集团。中国古代的帝国政治，就是典型的官僚集团控制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官僚集团。
那么，官僚集团的权力从哪里来？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授权。整个政府组织的权威和合法性，都来自于皇帝制度。皇帝的权威又从哪里来？君权来自军权，是我们在前三卷中反复指出的。帝国的开创者，都是掌握了最强军事暴力的人物。朱元璋用底层革命产生的军队当了皇帝，清王朝用满洲民族军队夺取皇权，秦始皇用秦国军队统一六国。政府都是在暴力支持下产生的。在掌握最强暴力之后，再建立政府，然后依靠继续掌握暴力和提供公共服务来维持政府。这是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
中华帝国制度，有两大形成根源，一个是以大禹治水为代表的公共生产组织需要，包括治理黄河、救济灾害、修建公共工程等等，越是艰难困苦的生产环境，越是需要有绝对权威的组织者；一个是跟战争相关的，就是组织军队抵抗野蛮民族入侵，捍卫中华农耕文明。
实际上，这个过程带有普遍意义。政府的存在，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需求：组织生产与组织暴力。
上层建筑并不是单一的由经济基础决定，它同时还要由暴力基础决定。或者说，上层建筑是由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三卷的分析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时候，将文武制衡关系作为的一个主要脉络。在古代，文臣主要代表生产组织在国家中的地位，武将代表暴力组织在国家中的地位。战乱的时候，武将地位高；大一统时间久了以后，文官的地位就会上升。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想到：暴力难道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吗？军队不是需要后勤吗？军官们难道不是地主或资产阶级的代表吗？
这些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军人当然也要吃饭喝水，军队没有物质基础无法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推出一个集团所掌握的破坏能力、暴力水平由经济基础决定。暴力组织相对于生产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决定军事实力，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被满清所灭亡。因为明王朝的科技水平更先进、生产能力更强、生产组织形式也更先进。如果经济基础决定军队力量，那么无论怎么看清军都打不过明军。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基础比较强的一方会具有更强的军事实力，但一旦这个规律被打破，它就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扭转国家乃至文明的命运。我们不能说，经济基础决定军事实力这个规律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有效，所以它就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转折大变革，都是在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出现矛盾的时候发生的。当经济实力弱的一方可以组织起更强军事力量的时候，历史就会立刻被改写，大国命运和文明前景都会发生深刻变化。从根本上看，尽管只有极低的发生概率，但说军事能力决定经济基础反而更靠谱一些。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一群穷的要死的人组织起来，推翻一个了人力物力超过他们成千上万倍的政权，从而扭转了王朝腐败堕落的趋势，为国家精英阶层重新注入活力，让国家重新走进上升通道。
中国古代历史上成功的外敌入侵，也都是控制的人口、资源大大少于中原政权，生产组织水平大大落后于中原文明的野蛮民族，依靠更高效的军事组织取得的成功。
十字军东征，也是在生产能力、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形式上都落后于伊斯兰世界的基督教世界，通过更强的军事暴力强行夺走了阿拉伯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为基督教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这些人类发展历史上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都是军事力量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从而决定了政权组织和生产能力的后续发展。
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释正常情况下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无法解释以上这些扭转国家、文明乃至人类命运的大事件，那么它一定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的。
那么，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尤其是，这些转折关头的军事力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科技水平。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都和军事力量有极大的关系，但都不是决定性的。人类历史的大转折都是经济基础差、科技水平也差的一方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发生的。
通过对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观察，可以发现，军事力量的强弱主要由意识形态决定。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一再强调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武器，是人。人脑子里边装着什么东西，最终决定着军事力量对决的胜负。
当然，这种决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其它因素不管是科技还是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准确的说，意识形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素，或者说其作为影响因子的权重占了第一名。科技水平可能是第二，经济实力是第三这样子。当科技水平的差距实在是太大的时候，意识形态仅有较小优势的一方也无法取得战争胜利。
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军事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组织形式能否高效运作。满清的意识形态是煽动民族仇恨和掠夺，采取的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化军事组织形式，也就是八旗制度，虽然野蛮，却十分有效。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君权神授的国家和民族意识，采取的是皇权专制加耕战合一的军事制度。清王朝后期，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采取宗族理学意识形态组织军队，所有军官就都是地方士绅，然后在本地招募农民组成军队。毛泽东对旧式军队进行改造，就把党支部设在连上，还在军队设置政委和士兵委员会，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和发挥士兵民主意识。欧洲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国王们依靠商人的资金，采用雇佣军的形式来组织战争；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族意识成为可靠的意识形态，这些国家就纷纷放弃雇佣军，改为义务兵役制，将本国公民组织起来作战，战斗力也因此大幅度提高。
一个意识形态建设薄弱的军队，战斗力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华帝国后期因为阶级压迫和军队内部腐化而丧失理想信念的军队，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绿营。当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时候，不愿意为统治者卖命的时候，军队就会变得毫无战斗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前边说，鸦片战争清方惨败的原因既不在武器水平的差异，也不在将领和官员们的抵抗意志，而在士兵。
同样是出身底层的中国士兵，在清王朝忠君理学和民族歧视的意识形态下，一看到英军的炮火就会一哄而散；在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就敢孤身面对美军的坦克群，主动冲进英军阵地俘虏敌人。
更极端的情况是，当政府军的士兵们被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所掌握，不认可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时候，就会发生兵变。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新军的叛乱。清王朝花了大价钱训练新式军队，最后不过是给自己培养了一批掘墓人。这样，即便反动的统治者看似掌握着极为先进的武器，一旦他们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失败，这些武器不仅不能保护他们，反而可能变成推翻他们的有力工具。因此，不论武器水平多么悬殊，底层革命总是有机会取得成功。
我们参考“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科技水平与生产组织共同决定生产能力”的模式，来画一个军事战斗力的因果关系传导图。
图二：人类破坏能力组织示意图
这张图的意思也跟生产能力那个一样：“意识形态决定暴力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暴力组织形式决定破坏能力”。其中，这里的暴力组织形式，不仅包括静态的组织结构，还包括动态的战略战术。比如，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就比较容易分散作战，采用巷战或游击战等方式可以得心应手，因为单个或少数士兵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也可以坚持完成战斗任务；而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持的军队往往只能集中作战，一旦分散，就很容易出现士兵溃逃。清军在西北平原地区搞大兵团作战就比较有战斗力，在沿海作战，没有八期兵监督的绿营士兵很容易就变成一盘散沙，决定了它只能采取躲在堡垒后边放炮的战术，一旦失去堡垒就会立刻溃败。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文明，它所具备的力量，是“生产能力+破坏能力”的总和。破坏能力代表了“力量的暗面”，可以用来抵抗外敌入侵，也可以用来侵略他国，还可以用来镇压内部分裂和叛乱。
我们再回到前面分析过的那句话：上层建筑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是由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共同决定的。我们也可以说：政府的本质，是协调生产组织和暴力组织的机构，它同时提供基于生产能力的公共服务和基于破坏能力（暴力）的公共服务。生产性的公共服务包括修建各种公共基础设施、调控宏观经济等等，基于破坏力的公共服务就是国防、治安等等。
政府以暴力为后盾，强制从生产活动中获得税收，用于支持军队等各种公共服务；又以税收为支撑，对军队加以制约和控制。但是，从根本上讲，经济资源对军队只有制约性，没有控制力。
政府并不能控制军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控制军队。
在军队的力量面前，政府根本就不堪一击，一个几十人的军事小组就能冲进中央政府将所有官员干掉或者逮捕。军队之所以会服从政府，是因为军人们认可某种意识形态。因此，在政府组织中，需要有一个高于行政机构的意识形态象征。在古代，这种象征一般会是有具体形象的个人，比如皇帝，或者领袖人物；现代，则是一套体制机制，包括党派或者党派控制的立法机构，及其制定的宪法框架。中国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也就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军队的意思。党在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
我们把生产和破坏能力两个图合在一起，就得到一个更完整的框架。
图三：人类文明的核心分析框架示意图
图中的虚线是指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对其它方面也有重要影响，表示上层建筑也深刻影响着生产能力和破坏能力，但实线则表示其主要影响或决定的方向。
意识形态会影响生产组织，但不是决定性的。在生产过程中，如果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就会懂得联合起来斗争；如果他们被宗教观念洗脑，就可能放弃斗争，彻底的逆来顺受。公司管理中，员工如果认可公司的价值观和发展愿景，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得到提高。但是，生产组织主要还是经济利益驱动。这种驱动力来自于人的本能。干活领工资、买东西给钱这些经济活动不需要特别的意识形态支撑，它们会在不受暴力干扰的情况下自发出现和运转。意识形态在生产组织中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
相反，在暴力组织中，要说服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就很难用经济回报来实现。为了个人经济利益战斗的军队一般战斗力很差，只有能让人相信某种抽象的价值——比如国家民族尊严、阶级解放等等——比个体生命更重要，才能有效的组织起军队投入战斗。
尽管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同时对生产和暴力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决定方向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在这个框架中，暴力组织不一定是为在生产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服务的。暴力组织和生产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暴力组织和生产组织各自独立的影响着上层建筑。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国家或文明的上层建筑，是由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它所具备的资源禀赋，它所掌握的科技水平以及其人民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体现的道理，只能解释这张图的左边部分，而忽略了它的右边部分。
正是因为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文明，所掌握的暴力水平，是相对独立于科技水平、生产组织和生产能力水平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才会如此一波三折、风云变幻。
驱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微观因素是人类的智力、体力和本能，而驱动文明发展的宏观因素核心就是两个：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当然，文明发展还会受到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响，这是一个外部基础。
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力量，主要也就包括两个：生产力和破坏力。它通过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与其他国家或文明发生关系，包括交流和竞争。
不同国家或文明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图四：不同国家、民族或文明的交流与竞争示意图
图四中的贸易是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也包括资金往来。至于文化交流或技术交流，本质就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通过贸易、外交、战争来输出和输入，它们是依托于贸易、外交和战争的。留学旅游等等都是服务贸易的范围。战争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一种方式。十字军东征对西欧国家而言，就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技术交流”和“文化交流”。
图三和图四实际就是《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分析史观。
这个史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战略史观。因为它是从战略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竞争。它显然不是随机性的历史观，它认为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文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文明之间交流竞争的力量源泉；同时，它也不是宿命论的，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人类主观创造的，也可以因为人类的主观努力而改变。
总体而言，它是战略性的。
战略史观不赞同英雄史观，少数天才并不能单独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如果一定数量的人团结起乱来，共同努力和奋斗，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就可能改变甚至扭转历史的走向，让文明从倒退变为进步，或者从进步变为倒退。个人的理想主义式的拼搏或牺牲对历史发展而言不会是决定性的，但也不会是无意义的。如果个人是分子，人类文明是分母，那么历史就是一个分母比分子大得多的分式，但分子并不是无穷小、分母也不是无穷大。
与文明史观不同，战略史观本身不带有价值判断，是一个纯粹的分析型史观。在这个框架内，野蛮可以战胜文明、反动阶级可以镇压进步阶级，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能压过民族自立的意识形态，人类文明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但是，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革命可以推翻专制政权，民族革命可以战胜殖民列强。
文明史观是价值立场，战略史观是分析框架。坚持文明进步的立场标准，以战略分析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理解了这个，我们再回头来看本书对史料的选择、分析和评价，也就一目了然了。
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也是战略性的，我们的战略史观本身也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也可以叫做加强版的唯物史观。具体名字倒无所谓，双方的关键区别在于如何看待经济基础决定论。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只能解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重大事件，而不能解释全部重大事件，它只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暴力水平和生产能力一致的时候——是有效的。当暴力水平与生产能力不一致的时候，人类历史就到了大转折的关头，新的文明将会崛起，旧的文明将会衰落甚至毁灭。这样的大转折，是经济基础决定论所不能解释的，而且是直接与之矛盾的。
本卷书的第五章，较为系统的解释了西方崛起的过程和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有些细心的读者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本书的解释脉络跟传统的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基础决定论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看得极为重要，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核心驱动力，也因此忽视了独立于生产能力的暴力在文明崛起中的重大作用。这样，经济基础决定论就自然的去强调，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欧洲出现了工场手工业这些纯粹生产组织的内容，认为这些事情，是驱动工业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受此思想影响的其它观点还包括，公司制度的出现或信贷扩张是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全球市场的需求拉动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等等。
本书则并未把这些东西当成重点，尽管在总的工业革命路径图中，这些全都被视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它们跟王权专制制度一样，主要还是欧洲在“补课”，不算是欧洲超越中国等其他文明的创新。
在战略史观分析框架中，欧洲崛起最先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也就是驱动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文明共同体意识”。十多万人在共同意识的驱动下前往东方（还有西方的伊比利亚半岛）拼死作战，以独立于生产力水平的暴力击退了伊斯兰世界的进攻，又正好赶上伊斯兰世界分裂衰落的历史机遇，从战争中得到了阿拉伯文明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反宗教的理性意识形态。我们在介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说“一切文明的崛起，最先都是从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这句话不是煽情，而是从战略史观的分析框架中推理出来的严肃史学结论。中国近代的复兴崛起，从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到主权独立经济腾飞，不也是最先从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南宋亡于蒙元以后，明朝的建立和复兴，不也是从基于共同意识的牺牲开始的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希腊科学理论和其它文明的科技成就传入欧洲以后，才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航海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球海洋殖民网络的形成，全球市场的出现本质上是技术驱动的，而不是商业创新驱动的。诸如工场手工业这种东西，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汉朝时候汉武帝之前的私营冶铁工场就有几百人的规模了。明朝中后期，在纺织业、冶金业和榨油等食品产业中，都很早就有了较大规模的雇佣制手工工场。一个景德镇就聚集外来务工人员数万人。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就是雇佣工人来干活吗，有什么特别稀奇神秘的呢？这种生产方式，汉、唐、宋、明都有，它是城镇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繁荣之后的必然产物。欧洲中世纪太落后，没有出现过城镇和手工业经济的繁荣，所以欧洲的思想家们觉得稀奇，对此大谈特谈。中国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人干活儿？想不到钱多了可以拿去放高利贷？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大一统市场，实现了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完善的金融网络、庞大的市场、手工业雇佣关系，全都有，但为什么爆发不了工业革命？有人就开始拿虚无缥缈文明基因说事儿。
中国古代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主要还是科技水平没有发展到位。
我们在第五章详细的回顾了瓦特发明改良蒸汽机的过程。从发现空气的存在，到在实验室中算出大气压力，到发明活塞，到写出波义尔定律，到发现比热容公式，到造出蒸汽机模型，到冶金铸铁技术成熟，到金属加工切削的镗床被发明出来。欧洲人用了两百多年才走完这个过程。而他们这两百年的路程，是建立在从东方得到了人类古文明的几乎全部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的：航海技术、造纸术、印刷术、农耕技术、抽象科学的理论框架等等。这些东西，靠工场手工业和信贷扩张，是搞不定的。科学技术有独立于经济需求的发展规律。科技往生产过程转化固然重要，科技本身的发展水平更重要。
某些社会制度可以刺激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最核心的动力，还是的人类好奇心。科学技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一代一代科学家的传承，在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进步着。单就生产组织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是原初动力，生产组织以及围绕生产组织形成的诸多经济制度只是反作用力。
文科生要想代替理科生来推动历史进步，那是很难的。
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飞跃，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农耕时代，几千年的技术积累，才发展进入工业时代。中国在农耕时代经济最繁荣、技术最先进，但在人类古代文明积累到快要爆发工业革命的时候，掉队了，特别是在古希腊抽象科学理论刚刚传入的时候，就被北方蛮族给灭了。所以，近代落后了，这不是很正常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很快就能追上来了。
不受暴力活动干涉的纯粹生产过程——包括科学技术改进和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共性特征，是超越东西方文明差异的。科学由好奇心驱使，市场经济由物质利益驱使，都直接来自于人类本能。在没有破坏力参与的情况下，科技水平会不断进步，生产分工、商品交易、雇佣关系都会自发的形成，企业家精神和劳动者创新会自然涌现，生产组织形式会不断得到改进。在这些方面，东西方文明没有区别。
中断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定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暴力行为，包括上层阶级依靠国家暴力支持剥夺中下层、获得超过其贡献的财富，也包括强大的外敌入侵，还包括西欧中世纪在基督教这种反科学意识形态统治下对科学和商业活动的限制打击。正义的底层革命或民族革命则是以暴力中断非正义暴力的运用，让生产发展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而促进生产能力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创造，比如古希腊科学思想传入欧洲，以及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提相对论的诞生等。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会促进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繁荣，雇佣生产关系和货币借贷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发展；欧洲在其世俗化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在这方面东西方文明并无重大差别。导致近代东西方大分流的核心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中国的发展被暴力打断了，一个是欧洲获得了古希腊人创造的抽象科学理论体系并由此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
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差异以外，推动工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基于民族国家和海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对外战争。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它自身工场手工业的那点能量根本不可能让欧洲超过中国、印度、奥斯曼土耳其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在生产能力方面，重要的还是战争带动的军事产业，以及通过战争掠夺而来的财富资本。战争带来的资本和战争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工业革命爆发原因中仅次于科技进步的重要原因，比圈地运动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重要的多。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发展出来工场手工业，不是因为中国的有钱人想不到雇佣工人来干活和开银行挣钱——也就是所谓的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些东西中国古代全有。主要原因是由于理学意识形态的僵化和统治阶级腐化的双重影响，导致我们的军队战斗力崩溃，在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满洲和欧洲的情况下，在陆地战场上，失败于野蛮民族；在海洋战场上，放弃了对外扩张。失败于野蛮民族，经济基础被摧毁、意识形态倒退；放弃对外扩张，没能彻底引进消化抽象科学理论体系，没有发展起来基于海洋航行和战争的军事产业体系，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图五 战略史观下中华文明近代衰落的主要原因示意图
从战略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要从近代落后挨打的境地下重新崛起，首先应该干什么呢？是学习西方发展工场手工业，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是。首先是要在战场上打败西方侵略者，要在生产能力落后、生产方式落后，武器水平也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突破经济基础的制约掌握更强的暴力来获得国家独立。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场战争，就是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
第二步，也不是发展工场手工业，而是赶紧建立自己的科研体系、军事工业体系和重工业体系。还有就是利用暴力夺取的国家政权，清算近代腐朽的统治阶级、清算理学思想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
第三步，在暴力问题和基础科学底子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后，再让生产活动回到自然状态——搞市场经济，发展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在此过程中，不忘武备，不忘基础科研。
欧洲崛起的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国要崛起，也得这么来。这是战略史观下，文明崛起的一般规律。
[1]文明史观最初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史学研究中影响力颇大的一个派别。20 世纪上半叶，有汤因比、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也用这个史观来解读历史。其基本观念与本书的历史观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本书关于文明史观的阐述完全出自作者对文明和进步的理解，与西方文明史观无直接联系，在写作本部分内容的过程中也没有参考西方文明史观的专业文献。
[2]钱乘旦，《历史学研究离不开“体系”》，观察者网专栏
[3]钱乘旦，《充满推理、想象的历史学还算历史学吗？》，观察者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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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