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读者给我留言,建议我开一个读毛选的系列,我最近想了想……倒也不妨一试,那以后就在这个系列里,聊聊毛选单篇文章背后的故事,以及我对这些文章的理解。
聊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通过经济、税收、民生等角度,对百年前的中国做一个笼统的盘点,和大家一起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构建一个基本的认识。
因为农民无权无势,处于旧社会金字塔的最底端,不仅要承担整个金字塔的重压,还要为整个金字塔提供养分,以及成为各阶层转嫁危机的对象。
河南大学教授翁有为在《民国时期的农村与农民》中,做过一个统计,从1713年至1903年间,尽管康熙皇帝明令要求“永不加赋”,但清朝的农业税仍然增加了210%,附加税即苛捐杂税增加了128%。
进入民国以后,短短16年时间,农业税在清朝原定税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到393%,和基础税率相比,几乎翻了整整四倍。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代后期,江苏泰县的农业税增至1.5元,附加税则增至7元左右。江西的漕米除正税以外,每担米还要抽40元的附加税,超过正税十倍。
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和李进霞在《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分析》中做过估算,说江南一带的农民,每亩地收入的45%是种地成本,50%要用来缴纳赋税,农民自己能获得的收益只有5%。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江南自古号称富庶,这些地方的农民负担都这么重,可想而知,其他经济落后省份的农民,生活有多么艰难。
河北的自耕农占农民总数的70%,1922年的平均收入是145.43元,而一个五口之家维持生活的最低消费标准,是每年150元左右。这就意味着,河北的全部自耕农都在贫困线以下,如果再加上半自耕农和佃农,贫困人口的比例会更高。
山西西部的一个农村,按照资产可以把村民分成三个档次。
上等人家早上吃面条和稀饭,中午吃豆腐、粉条、莜面或荞面,晚上喝稀饭。中等人家早上吃粗粮面食和稀饭,中午吃粗粮窝窝,晚上喝稀饭。下等人家则是早晚稀饭,中午吃粗粮窝窝。
江淮地区的农民,大多住在泥墙草顶的棚子里,一遇大雨就污浊不堪,一遇火星就有倾家荡产的风险。
1920年代,中国的城市工人共有194万余人,《新青年》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详细列举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昌等城市的工人工作时间,显示他们的每日工作时间普遍是12小时左右,长一些的甚至能到14、5小时。
在这期间,工人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吃饭也是一边操作机器一边往嘴里塞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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