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1]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2]，卒于毕郢[3]，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4]，先圣后圣，其揆[5]一也。”[6]这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合理性存在的理论基础。
在孟子看来，不论是东夷还是西夷，只要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都是一样的。在孟子这里，道统是法统的前提，有道统的人是法统的天然继承者。
司马迁继承了这一观念，他借陈胜之口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7]的口号。
南北朝时期，苻坚也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8]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此有大段论述，他说：
臣光曰：天生烝[9]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10]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11]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12]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13]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14]
这是一篇重要的论述道统与法统关系的文字，我们再阅读译文：
天生百姓，不能自治，必须共同推举一个君主来治理。假如能够禁止暴力，消除祸害，保全百姓的生存；奖赏善良，惩罚罪恶，使百姓不至于作乱，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君主。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前，天下的诸侯，何止有上万个国家，拥有百姓、土地的人，通称为君主。合并所有的国家而加以统治，设立法度，颁布号令，天下无人敢违背，才称为王。王德衰退后，强大的国家能够率领诸侯尊奉天子，就叫做霸主。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无道，诸侯纷争，有时长期没有帝王，这种情况本来也有很多次。秦朝焚书坑儒，汉朝兴起后，学者们开始推究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认为秦朝不是正统，在木、火之间，是霸主而不是帝王，正统和非正统的理论于是兴起。到了汉朝灭亡，三国鼎立。晋朝失去控制，匈奴、鲜卑、羯、氐、羌纷乱不定。宋、北魏以来，南北朝分治，各有各的国史，互相排挤、贬斥，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朱全忠取代唐朝，四方分裂，西突厥进入汴京，被比做有穷篡夏，新室篡汉，所用纪年都废弃不算，这都是袒护自己的偏见，不是客观公正的观点。
我很愚笨，实在不能识别以前朝代是否正统，只是私下认为，如果不能统一全国，都是有名无实的天子。虽然有时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仁德和残暴，强大和弱小的不同，但总的说来，都与古代的列国没有什么差别，怎么能惟独尊崇褒扬一个国家，称之为正统，而其余的国家都是僭伪呢！如果以从上一朝代接受政权的为正统，那么陈霸先建立陈是谁传给的呢？拓跋氏建立北魏是从哪里接受的呢？如果以地处中原的为正统，那么刘渊、石勒、慕容皇光、慕容垂、慕容德、苻坚、姚苌、赫连勃勃所占据的土地，都是五帝、三王的旧都。如果以有道德的为正统，那么小国也必定有品行美好的君主，三代末期难道没有品行邪僻的国王？所以，正统与非正统的评论，从古至今，没有能弄通道理，使人坚定不移的。我现在所叙述的，只是国家的兴衰，百姓的苦乐，让读者自己区分善恶得失，来作为劝勉和警戒，而不像《春秋》用褒贬的方法拔乱反正。是否正统，我不敢判定，只是根据他们功业的实际情况来谈论。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统一全国，把国家政权传给后代，虽然子孙力量微弱，流离迁徙，但仍然继承祖宗的基业，有继续恢复的希望，四方与他争斗的，都是他以前的臣下，所以完全用天子的规格来对待。其余的国土差不多大，德行相等，不能相互统一，名号没有什么不同，相互之间本来不是君臣，都用列国的规格来处理，彼此势均力敌，没有什么贬抑褒扬，差不多不违背事实，接近公正。但天下分裂时期，不能没有年、季、月、日来标明事情的先后。根据汉朝传给魏，晋又从魏接受，晋传给宋一直到陈而被隋夺取，唐传给梁一直到后周而被大宋承接，所以不能不用魏、宋、齐、粱、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来记载各国的事情，不是尊崇这个而贬抑那个，有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分。蜀汉昭烈帝刘备，虽然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但亲族关系疏远，不能记载他世代的名义和地位，就像宋高祖自称是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自称是吴王恪的后代，是非难以分辨，所以不敢用汉光武帝及晋元帝来相比，使他能继承汉朝的国统。
司马光以“道德”统摄中国王朝更替的主线，道统以德统为本质，道统决定法统。司马光坚持了这样的历史观并将它贯穿于《资治通鉴》的全过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存在就有了共识构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