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对台登岛作战中，我军必须高度重视对台城市攻坚作战。当前台湾地区城市化率已超80%，台北都会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5万人，高雄港周边超高层建筑群密度全球前十。
当“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干涉势力，妄图以“刺猬战术”“城市战”迟滞甚至阻挠统一进程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台海统一的关键战役，注定是一场围绕城市的“立体绞杀战”；能否掌控城市战场主动权，直接决定登岛作战的成败。
一、对台登岛作战，为何必须把城市攻坚战作为核心课题？
台湾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人口聚集”，而是被精心编织成一张“军事-民用-政治”复合网络。从军事角度看，台当局已将城市空间异化为“战争堡垒”：
1、高层建筑群构成“垂直防线”。台北101大厦（508米）、高雄85大楼（378米）等超高层建筑，顶层可部署防空雷达、电子战设备，中层可改造为指挥所，底层可依托裙楼设置路障和火力点。
2022年台军“汉光演习”模拟推演显示，若解放军从西南海岸登陆，台军可依托高雄“梦时代”购物中心（12层）、台南“南纺梦时代”（15层）等商业综合体，形成“楼层防御带”——每层部署狙击手、自动机枪和反坦克导弹，屋顶架设便携式防空导弹，地下车库改装为弹药库和人员掩体。这种“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分层防御，使传统装甲集群难以展开，大兵团推进速度可能被压缩至日均不足1公里。
2、地下空间成为“第二战场”。台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总长度超5000公里，覆盖供水、供电、通信、燃气等12类管线；台北捷运系统地下段长达133公里，部分隧道宽达12米，可通行轻型车辆；高雄“中央公园”地下停车场可容纳3000辆车，通风管道连通周边5个街区。台军已将部分地下空间改造为“备用指挥所”“弹药储备库”和“人员避难所”，甚至预埋了反坦克地雷和诡雷装置。
2023年美军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模拟推演显示，若解放军占领台北地面，台军残余力量可在地下空间坚持3-6个月，依托通风口、排水口进行渗透袭扰，极大增加清剿难度。
3、民用设施与军事目标深度绑定。台湾70%的电力设施、60%的通信基站、5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台北、新北、桃园“黄金三角区”；高雄港既是台湾最大集装箱港（年吞吐量1300万标箱），也是台军弹药运输枢纽；台中港的油库群占全台战略石油储备的40%。
更危险的是，台当局已将“悲情牌”融入城市防御：在中小学设置“全民防卫教室”，在学校地下室储存急救包和防毒面具；在超市、商场张贴“巷战疏散路线图”；甚至将老年活动中心、社区诊所包装为“人道主义庇护所”——一旦战事爆发，任何针对军事目标的打击都可能被污名化为“屠杀平民”，陷入“打则被骂、不打则失守”的两难困境。
历史是一面镜子。1949年上海战役中，我军以“瓷器店里抓老鼠”的智慧解放上海，避免了城市功能瘫痪；但今天的台海城市战，对手更狡猾、城市更复杂、国际关注度更高。如果我们仍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旧思维应对“城市绞杀战”，用“大兵团平推”的老办法打“立体巷战”，必将付出远超预期的代价。
二、传统战法在对台城市攻坚战中，暴露的能力短板
当前，我军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作战体系，但在城市攻坚场景下，仍存在三大“能力鸿沟”：
其一，作战理论滞后于战场形态演变。我军现有城市作战条令多基于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90年代车臣战争经验编写，对“超高层建筑群攻坚”“地下空间控制”“网络电磁与火力协同”等新课题研究不足。
例如，传统步兵战术强调“逐屋清剿”，但在台北“帝宝”等豪宅区（每栋楼有30层、200户），逐屋清剿可能导致兵力分散、时间失控；传统装甲兵强调“正面突击”，但在台北忠孝东路（双向10车道、两侧高楼林立），“陆战之王”99A坦克的侧面投影面积达15平方米，易被楼顶反坦克导弹锁定；传统炮兵强调“火力覆盖”，但在高雄“梦时代”购物中心（玻璃幕墙+钢结构），155毫米榴弹的破片可能穿透20层楼，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
其二，装备体系适配性不足。现役主战装备多为野战设计，在城市环境中“水土不服”：
主战坦克。99A坦克车宽3.5米，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双向8车道、单车道宽3.2米）无法转弯，强行转向可能撞毁路牌或建筑；
装甲步兵战车：04A步战车车高2.5米，在地下车库（层高3米）勉强通行，但遇到加装路障的街道（如用报废卡车+混凝土墩封锁），需工兵破障后才能进入，延误战机；
火力支援装备：PLZ-05自行榴弹炮射程远（最大50公里），但城市战中需精确打击300米内的目标（如楼顶机枪阵地），其155毫米炮弹的圆概率误差（CEP）为15米，可能误炸相邻建筑；
侦察装备：无人机虽能航拍，但在超高层建筑间（如台北101与周边写字楼间距不足50米）易被信号遮挡，无法实时回传高清影像；热成像仪在城市热岛效应下（夏季地表温度40℃），难以区分人体与空调外机散热口。
其三，训练模式脱离实战场景。我军现有训练基地多为“模拟村落”“拓展场地”，与台海城市的“高密度、超高层、地下空间复杂”特征差距显著：
场景失真：某合成旅城市训练场仅有3层楼房、200米街道，而台北“信义区”平均楼高80米，街道最窄仅4米；
课目脱节：训练内容多为“沿墙根推进”“逐屋搜索”，缺乏“高层建筑垂直清剿”“地下空间反伏击”“电磁干扰下C4ISR系统运用”等实战课目；
协同薄弱：步坦协同停留在“坦克在前、步兵在后”的初级阶段，未针对城市环境开发“坦克掩护步兵破窗、步兵引导坦克绕障”的精细化协同流程；军地协同仅在演习后期“象征性”加入地方救援力量，未将“交通管制、水电保障、医疗后送”纳入联合指挥体系。
更尖锐的问题在于：部分官兵对城市攻坚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轻敌”心态。 有人认为“台军装备落后，城市战不过是‘敲窗户、清房间’”；有人迷信“火力覆盖解决一切”，忽视平民伤亡的政治代价；还有人将城市战简单等同于“巷战”，未意识到地下空间、电磁空间、网络空间已成为新的“无形战场”。这种认知偏差，比装备差距更危险。
三、打赢城市攻坚战的“破局之道”，作战体系如何重塑？
城市攻坚战不是“简单的战斗升级”，而是“战争形态的质变”。要认真汲取俄乌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俄罗斯军队犯过的各种错误，我们在解放台湾过程中，绝不能再犯。要打赢这场“必答题”，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推进能力重塑，重点在“战法、装备、训练、保障”四大领域实现突破。
（一）战法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城市作战战法体系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要立足台海城市特点，构建“三维一体”的城市作战战法：
1、要将作战空间拓展至“地上-地面-地下”立体维度。针对超高层建筑，制定“分层清剿”规则（如1-5层由步兵逐层搜索，6-20层由特战分队索降突袭，20层以上由无人机蜂群监控）；针对地下空间，研发“空间建模系统”，通过热成像、气体检测等手段标注“活区”（有人活动）与“死区”（废弃管道），避免盲目突入。
2、要建立“分级分类”打击标准。将城市目标分为“核心军事目标”（如指挥中心、导弹发射井）、“关键民生目标”（如医院、水厂）、“敏感民用目标”（如学校、商场），明确“优先摧毁、限制使用、重点保护”的差异化策略。例如，对台当局“国防部”大楼可实施精确打击，对台北荣总医院则需保留基本电力供应，对台北101大厦（含大量游客）则应避免直接攻击。
3、要提出“最小附带损伤”评估模型。引入大数据分析，预判不同打击方式对平民伤亡、建筑损毁、舆论影响的影响值，选择“效能比最高”的方案。例如，对藏在居民楼的狙击手，优先使用“声波定位+麻醉弹”而非火箭筒；对地下指挥所，优先使用“钻地弹+热烟幕”而非爆破作业。
（二）装备重塑，打造“城市战专用杀手锏体系”
装备是攻坚的“拳头”。要以“精准、灵活、多能”为导向，研发适应城市战场的“专用装备族”：
侦察装备：研发“穿墙雷达”，可探测3米厚混凝土后的生命体征，避免“误判平民与武装人员”。小型无人机，特别是能够垂直起降、悬停侦察的多旋翼无人机，将成为排、班级的“眼睛”，用于侦察街道、楼顶和建筑侧面。可投掷式战术摄像头、蛇形机器人和光纤探测设备，则用于对封闭房间、废墟和地下管道进行内部侦察。通过部署大量分布式传感器并将信息通过战术互联网实时融合，才能为小分队指挥员提供清晰战场图像。
火力装备：研发“微型制导炸弹”（重量50公斤，CEP≤1米），专门打击楼顶机枪阵地、通风口等小目标；列装“可调节破片榴弹”，通过编程控制破片扩散范围（如“窄范围”模式仅杀伤5米内目标，“宽范围”模式覆盖20米），减少对周边建筑的误伤；为步兵配备“拐弯枪+智能瞄准镜”，士兵可通过墙角摄像头观察盲区，激光测距后自动修正弹道，实现“隔墙打击”。
机动装备：改装8×8轮式战车为“城市突击车”，降低底盘高度（从2.5米降至2米），加装机身装甲（防RPG-7攻击），加装液压升降平台（可升至3米高，用于跨越路障或观察二楼情况）；研发“小型无人破障车”，搭载液压剪、破碎锤，可在建筑废墟中开辟通道，避免人员伤亡。
防护装备：为士兵配备“模块化防弹衣”（重量≤8公斤，可加装护膝、护肘），重点防护躯干和头部；为坦克加装“主动防御系统+格栅装甲”，拦截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为指挥车配备“电磁屏蔽帐篷”，防止无人机侦察和信号干扰。
（三）训练转型，构建“真实+虚拟”的沉浸式训练体系
训练是战斗力的“生成器”。要以“贴近实战、突出极限”为导向，打造“三维一体”的训练场景：
1、实体训练场：在相关训练基地精心打造“台海城市模拟训练场”，全方位满足城市作战中各类训练科目需求。针对建筑物内的训练，涵盖房间清理、楼梯间作战、室内射击、建筑防御、地下室作战等；在建筑物外，设置街区搜索与清剿、街道运动与队形变换、车辆作战、开阔地穿越、建筑外部爆破等科目；同时，针对建筑物室内外协同作战，设计协同作战、目标夺控与坚守、综合战术演练等复杂场景，以提升作战协同能力。
在模拟训练场的建设过程中，应充分汲取美军的先进经验，摒弃盲目追求建造高楼和庞大建筑群的传统思路。实际上，三至五层建筑也完全能够满足城市作战中部（分）队基础训练的需求，同时兼顾了成本控制与实用性。如果确实需要模拟高大建筑物的场景，可采用建设简易制高平台或利用废弃高层烂尾楼建筑来进行替代。这种做法不仅能够保障训练效果，还能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力求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构建出一个高度贴合实战需求的训练环境。
2、虚拟训练场：开发“城市作战VR系统”，集成卫星地图、建筑BIM模型、实时气象数据，还原台海城市的“数字孪生体”。官兵可通过头显进入虚拟战场，与AI生成的“虚拟台军”（具备自主决策能力）对抗，训练“多域协同指挥”“突发情况处置”等技能。例如，指挥员需在虚拟环境中同时处理“步兵请求火力支援”“无人机发现敌方狙击手”“地方民众求助”等10类任务，锻炼“全局把控”能力。
3、联合训练场：常态化组织“军地协同演练”，邀请交通、电力、医疗等部门参与，模拟“城市断网、断电、断水”场景下的联合行动。例如，演练“如何快速修复被破坏的变电站”“如何利用商场地下停车场建立临时医疗点”“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平民安全指引’以争取民心”。通过演练，打破“军种壁垒”“军民界限”，形成“1+1>2”的联合效能。
（四）保障重构，建立“毛细血管式”后勤网络
后勤是攻坚的“生命线”。要以“分散、智能、韧性”为导向，构建适应城市战的后勤体系：
补给方式要智能化。大规模使用无人机、无人车配送。针对高层建筑，研发“垂直起降无人机”（载重50公斤，升限300米），从楼顶平台降落，将弹药、药品投放至指定窗口；针对地下空间，使用“轨道无人车”（沿预设轨道行驶，速度5公里/小时），在地铁隧道、地下管廊中运输物资；建立“需求实时感知系统”，通过士兵单兵终端发送“弹药剩余量”“伤员数量”等信息，由后方智能调度中心动态调整补给路线。
资源储备要前置化。战前在重点城市（如厦门、泉州）预置“应急物资箱”，每个箱子包含50人份的净水片、压缩饼干、止血包、单兵电台，存放于地下车库、商场仓库等隐蔽场所；与地方企业签订“战时征用协议”，明确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征用超市、药店、加油站等民用设施，转化为临时补给点。
卫勤救护要实时化。为每个作战小队配备“单兵急救包+便携式呼吸机”，确保伤员在10分钟内得到初步处理；建立“前沿急救点”，利用商场中庭、酒店大堂等开阔空间，快速搭建帐篷医院（配备移动手术台、血液透析机）；研发“装甲救护车”（加装防弹钢板、液压升降尾门），可在废墟中直接接运伤员，后送至后方医院的时间从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
总之，高城市化率是对台登岛作战面临的重大紧迫课题。台岛城市作为战略要地，若沦为“打不垮的泥潭”，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无端担忧，而是未雨绸缪。面对妄图“以城市为盾、以平民为牌”的分裂势力，我们必须全面提升城市攻坚能力，彻底粉碎“台独”势力的“城市战”幻想，确保在台海统一的战争中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稳操胜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