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那会儿对教员有过不少误会。
总觉得他怎么能那么“折腾”知识分子？
怎么一言不合就让人下乡劳动，写检查，干农活？
怎么一下子把一大批“大师”全扔到农村去了，有的还真就死在那了？
那时候我读的书，看得最多的就是“反思wg”“伤痕文学”，一个个文人老者在回忆录里写得凄凄惨惨，把自己说成是历史的牺牲品、被制度碾压的无辜者。
我那会儿真信了，觉得一个国家不尊重知识分子，是要倒退的。
等我走南闯北，接触得多了，特别是听了不少当年下乡老工人的讲述，才意识到，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你说这些“大师”被整？
也许方式上有粗糙之处，但你真要细扒他们的底子，不少人是真该整。
民国那批“大师”，大部分其实就是社会资源最集中的一撮人。
有知识，拿高薪，不干实事，却一个个自诩“国士无双”。
他们掌握着出版、教学、话语、评奖、讲坛的位置，彼此提携，彼此吹捧，形象都建立在“对人民说教”的优越感上。
傅斯年是北大校长时，搞了个“清华不如北大”的排行榜，自己把自己排第一。
他掌控学界资源，不喜欢谁就给谁贴标签，动不动就是“无学术精神”“不够自由派”。
有人批评他搞学阀，他反而骄傲地说：“学阀我愿做，只是不愿你们这种政客做。”
他不是不明白问题，而是觉得这个圈子本来就该由他们这些人来主导。
胡适更不必说，整天嘴上挂着“宽容”“自由”，但在学校只推荐自己那一挂的弟子。
胡适的门生罗尔纲后来自己都承认：那几年学术界谁混得好，关键不是学术，而是要“胡门出身”。
他可以在课上大谈“中西融合”，下了课立刻接待各国记者，成天在英文报纸发表文章，把自己捧成“理性中国人”的代表。
可他对普通人怎么看？
胡适在日记中写过一次坐火车时的观察：“今天坐硬座，四周尽是乡下人，我不敢开口说话，怕他们认出我是胡适。”
他自称民间代表，却连和“乡下人”坐在一起都嫌弃。
那是真把自己当圣人了。
再比如朱光潜，他是文艺理论的大师，在课堂上谈“美育救国”，说要从培养人的感性出发，让国人懂得高雅。
可你去看看他写给自己学生的信，一封接一封，内容不是讲学术，而是讲“怎么跟对人”“怎么绕过那些守旧的教授”。
他一边骂体制，一边用体制捧出来的资源往自己头上堆。
梅贻琦是清华的校长，最经典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今天被无数人挂在嘴边，仿佛一语惊天。
但你去查查，清华在他任内是有大楼的，而且是全北平最豪的。
一边说大学要靠人不是靠房，一边批预算搞最气派的洋楼。
而且这些人全靠公费出国、国民政府养着，回国后摇身一变全成了“文化复兴中坚”。
可他们从来不干实事，讲起课来引经据典，落地问题一个不提。
陈寅恪也一样，被吹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象征。
可你真去看他写的书，考证类的居多，内容大多是细节上的文字考。
他讲唐史能讲十几年，背后是把自己锁在象牙塔里，不闻窗外事，也不关心现实人间。
你说他高风亮节吧？
他也靠高薪养家，从不拒绝体制内的待遇。
而这些人被送下乡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而是愤怒。
他们觉得自己是“人中龙凤”，不该和普通人一样吃粗粮干体力。
你让他们锄地、浇水，他们说这叫“羞辱知识”。
你让他们扫厕所，他们说是“泯灭人性”。
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在心里盘算：怎么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后震惊世界。
然后果然，回到城市第一件事就是写回忆录，开口就是“黑暗岁月”“精神凌迟”，闭口就是“文明倒退”“时代不堪”。
问题是，你们做过什么事，让你们配得上特殊照顾？
新中国刚成立时要搞工业化，要搞教育，要建科研机构，要组织医疗队下乡。
真正被委以重任的，是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林巧稚，是那些从苏联学成归来的理工科学生。
你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这些人，说句难听的，连一本中学数学教科书都写不出来。
结果你天天在报纸上指点江山，说“自由是文明的前提”“不自由毋宁死”，你倒是先教老百姓识字啊。
我们今天回看1949到1976年，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
国家工业体系从零开始建立，农业合作社推进、扫盲推广、赤脚医生、农村电力普及、铁路修建、国防体系初步成型……
你以为这一切是谁干出来的？
不是你们这些“文坛泰斗”。
而是那些愿意穿上工作服、扎进实验田、住在山沟、跑在前线的普通干部、工人、技术员。
你胡适在台湾继续拿高薪搞“自由中国”，你钱穆继续研究中国史系谱，整天闭门造车，动不动就出一套10卷本的大部头。
可这些人一辈子都没教过几个农村孩子，没去过一个化肥厂、粮站、卫生所。
没有他们，新中国照样发展了。
你要说他们“被时代耽误了”，我更愿意说，是他们太高看自己了。
他们的优越感不是来自能力，而是来自惯性，是几百年来“士大夫当家”的那种本能：只要读过书，就不该被怀疑。
你可以站着讲，却不能弯腰干。
你可以教育人民，却不能成为人民的一份子。
可毛主席看得很透，他知道这些人嘴上讲得再好听，骨子里也不会为人民服务。
所以他说：“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否则没有出路。”
有人骂他说“反智”，可你去看看那三十年搞成的那些事，真的是“反智”干出来的吗？
不是，是动了你们的饭碗，你们就受不了了。
那些年真正惨的是普通人，是饿着肚子也要搞运输的司机，是手断了也要修大坝的工人，是脚上缠伤也要去田里干活的农民。
他们没写书，但他们是国家的柱子。
你写了书，但你站在谁那一边？
时代变了。
我们今天可以讨论自由，可以回忆历史，但我们不能再被旧文人的优越感带着走。
大师，不是头衔，不是待遇，不是稿费，不是讲座票价。
大师是你为这个国家干过什么，为这个人民付出过什么。
你真关心中国？
那就下去，去田里，去厂里，去医院、去矿山，看一眼真实的生活。
你敢写现实，而不是写风花雪月，那才配谈文化。
真正的大师，从来不抬头仰望星空，而是低头看地，脚踩人间。
剩下那一类，只能叫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