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制菜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文明演进进程高阶、城市能级历史大跨越的某种象征，日本、韩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地的发展均为其例。
因此，看预制菜产业必须看到它的两个暗面——
① 成本层面，对房租（地价）的趋附性；
② 效率层面，外包模式的餐饮领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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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很好理解。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主要城市的土地相关成本（包括购买、租赁、商业运营等）经历了至少两个数量级的增长。
这构成了所有依赖城市物理空间的商业活动，尤其是餐饮业所面临的严峻经济背景更是显例。
对于餐饮业而言，租金、人力、食材是三座成本大山，其中商铺租金往往是最刚性、占比最高也是最无法避免的成本，那么能够被牺牲的只能是人力和食材，餐饮业态被迫向“去厨师化”和“去厨房化”演进，预制菜应运而生。
以上大多是B端（供给端）的痛苦，而C端（需求端）的痛苦同样是加速预制菜诞生发展的推动剂——不断升级的地价推高房价和房租，迫使大量低收入人群远离核心区域居住，又因无力承担“大House”的购价，由此产生了两个现实：通勤时间过长（快节奏导致用餐时间压缩）+家庭厨房狭小（制作餐食并不方便）。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有过一句揭露：
尽管中产阶级化可以带来城市经济的复兴，但其实这仅仅是将穷人驱逐或者分离的结果罢了。
这，同样加速预制菜的市场需求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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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点：外包模式。
预制菜实际就是店家将餐食制作环节交付于第三方，即外包模式对餐饮行业的侵蚀、渗透、运用。
因此，一切关于预制菜产业的“恶”、消费者对预制菜所有的抵触，事实上都是外包制度恶性一面的又一次展现。
从青岛大学“被外包”的张大爷，到如今无法回避的餐饮业“被外包”的预制菜——万物皆可外包的世界，每个人的生命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洪流中都有可能沦为“外包化”的流水线螺丝钉。
餐家的营业店面是租来的，随时有可能面临房东的涨价或驱逐；制作的菜品是早早买来速冻的，随时有可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前来取餐的外卖小哥是外卖平台“众包模式”兼职的，随时有可能急于配送而闯红灯出车祸但平台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从一开始连社保都不用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