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祖拉，是南非人爱吹的塑料长号，中国义乌卖过去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万众齐吹，满场轰鸣，让地球人记住了呜呜祖拉。
15年后中国的93大阅兵，官兵们手腕上一块方形的“电子手表”更是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那远不是块电子表，而是配发给每个士兵的“单兵战术单元”，大数据时代的战场精灵。
它的功能强大到令人瞠目，可以通过卫星连接战场上的各个火力单元，发现目标后，迅即提供最优打击方案，瞬间让敌人灰飞烟灭。
用于战场的“电子腕表”与球场上的“呜呜祖拉”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看来却有着逻辑上的关联，它让我联想到1979年越南战场上“呜呜祖拉”的轰鸣，那是当时年代我军装备陈旧的尴尬场面，战场与球场本不该发出相同的声响。
越自卫还击战，显露出当时年代我军分队作战两个最直接的短板：通信联络不畅和方位、方向出错。但凡失利的局部战事，大都与这两个短板相关。
当时年代我军步兵营、连之间的通信联络主要靠步话机。一个连队配一部小型861步话机，背包似的铁盒子挑着几片竹叶似的天线，用于营、之间的指挥和联络。这种联络方式早在抗美援朝期间就在用了，三十年后依然如故。
越军使用的步话机是抗美援越期间中国援助的。几年之后中越开战，双方步话机的机型相同，功能一样，频率也会“撞车”，打开步话机听到的常常是乌哩哇啦的越南话，我们想在步话机里说话似乎还要插空，无奈只好调换频率，真不知道这东西原本是谁造的。
越军的语音我听到过多次，那是一种发自喉头前部的音调，尖利而飘摇，就像一边嚼甘蔗一边在说话，听起来有跌撞感，总让我联想到长短不一的两条腿在高低不平的鹅卵石地面上疾行，两只光脚丫在烂泥里踩踹。
步话机的通话距离有限，由此可以判定越南人就在不远的山林里，但是见不到踪影。我们连长让熟悉越语的边民向导听步话机，向导也搞不清对方在嚷些什么，红着脸说越南的方言也是蛮多的，只好作罢。
这还仅仅是连、营之间的通话。再往下，连与排、排与班、班与小组之间，就要靠人工的“简易通讯”手段了，通常是一尺长的指挥旗和作为旗杆的塑料小喇叭。
指挥旗有旗语，小喇叭有号谱。旗语由专业士兵掌握，号谱则是人人都要熟记在心的。
小喇叭只能吹出一个平音，声音长短和重复次数的不同组成多种指令，用以指挥排、班、小组的战斗动作。临战训练中，对背记号谱那是下了大功夫的。
然而背记在心的小喇叭在越南战场上却并不好使。越南丛林茂密，视野被遮挡，一开始大家都过分依赖小喇叭联络指挥，吹得多了反而乱了。记得出国第一仗，几个连队同时跃起向越军阵地冲击，忒多喇叭都在吹，把我都吹懵了。好在是目标明确队形保持得好，才没打“乱仗”。
班排长人手一支小喇叭。1个连队加上配属分队有20多支喇叭。一个营5个连队有上百支喇叭，另有6把铜质军号。仗一打响，先由一声冲锋号响起，接下来便是漫山遍野喇叭声声此起彼伏，与枪炮声共鸣于天地之间。回想那阵势，让我想到了南非世界杯上的呜呜祖拉。
作为班长我手里也有一支小喇叭，但作战期间我几乎没有听明白过一次喇叭指令。自己胡乱吹了几次，士兵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枪炮声震耳欲聋，那么多喇叭都在吹，士兵能辨别出哪一声是自己班长吹的？
有一次眼瞅着本班的一个小组往错误方向越走越远，我猛吹喇叭没反应，只好冒险爬到树上，大声呼喊拼命摇旗才召唤回来。
还有一次似乎听到排长吹喇叭让我们向其靠拢，于是带着全班匆匆跑过去，排长却瞪大牛眼问：你们跑来弄啥？
到后来小喇叭就用得少了。山林地作战，小群多路，行动诡秘，吹喇叭往往意味着暴露，索性就不吹了，战场上很少再听到喇叭响。官兵行动之前周密策划，排、班、小组逐级交代清楚目标和任务，行动中缩小间距，没有情况不联系，有情况直接喊话就是了，反正越南人也听不懂中国话，喊话反倒简单好使。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行进基本靠走，联络基本靠吼”。
而当时的美军已初步实现了士兵之间的电讯联络，据说还可以直接和总统通话。同一时期内，北越军队的C3I指挥控制系统，也已经走上了军事舞台。我军与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是如此之巨大。
半个世纪后天翻地覆，93大阅兵的一支“腕表”让我浮想联翩。46年前要是有“单兵战术单元”手段的一丁点，还用得着我们漫山遍野吹喇叭吗？还要官兵们用近乎肉搏的方式去攻取越军的雷区、陷阱、竹签阵和蜂窝般的明暗火力点吗？
比吹喇叭更尴尬的是方位、方向的判定。一些失利的战斗，大都涉及到一个说不上口的原由：路走错了。这样的例子参战者谁都能说上几句。
我们部队是从太行山的冰天雪地直接开到越南的暖湿山林的，下了火车脱下棉衣就开打，彷佛是地球人去了月亮上作战，眼前万物迥异，草木遮天蔽日，山头连着山头，每座山看上去形态都大致相似，行军的感觉老像是在原地转悠。尽管连队配了广西边民做向导，但向导多数时间都懵头，带路的事情仅供参考。
如此一来，行军作战中把握方位和方向，只能指望连排长手中的指北针，和连队唯一的那份军用地形图了。
让我意外的是，规模如此之大的战事，步兵营、连配用的地图，竟是15年前的地图，上边有中文、外文两种标注，我想那该不会是法国在越南搞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吧？小声问了向导，向导说地图上的字母是越南文字，不是法语，心里好受了一点。
要命的还在于这是1：10万的小比例尺地图。而营、连通常使用1：5万大比例尺地图，平时训练和演习也是这样配图的。大比例尺地图能把地形、地物显示得更为清晰详尽，一些重要的小分队作战甚至要用更大比例尺的地图。
（图：军用地图）
战后我调到集团军司令部当参谋，翻看1979年对越作战图，发现军本级使用的也是1：10万地图，也就是说军长、连长用的都是一张图。这好比是把大号军装硬穿在小个子兵身上，肥大得不讲道理。这样的地图拿在连长们手里，如同西瓜刀刮胡子，不好使又不能扔，有了总比没有强。
一位营长战后对我说，如果当时部队配用的是大比例尺的新版地图，他的步兵营至少会增加三成战果，减少一半伤亡。
我在想，新中国建立后即开始了抗法援越、抗美援越行动，友谊关外数十年战火不息，那是一块比自己的国土都熟悉的土地，而临到开战了，怎么就拿不出一张像样的地图呢？低成本的一张纸让部队付出了高额度的代价。
一位老参谋对我说，你忘记了那是“文革”年代，祖国山河一片红，300万军人在地方单位搞“三支两军”，剩下的在农场种地，你们团不也是从农场拉上战场的吗？出发前还把文革时期制造的自动步枪换回了文革前的半自动步枪，如此说来用老地图打仗很正常嘛，打鬼子那会儿还没这么好的东西呐。
对越作战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有一个情节：无后坐力炮手“小北京”在与敌人交火中，因文革期间制造的一枚“臭弹”打不出去而牺牲了，直令观众捶胸顿足。
然而地图的低劣远比一枚、一批臭弹更要命，只是这个潜水的情节没能像直接造孽的臭弹那样被传得沸沸扬扬。电影原著作者李存葆动笔之前如果获知了关于地图的前因后果，我想他一定会再加上一段让亿万观众跳脚骂娘的故事。
上面这张图是我营在对越作战中使用的地图，图脚注释显示，系在1927年出版的法国制地图的基础上，经1964年实地调绘修正后定版，距离1979年的战事已时隔15年，图上的许多地物已发生了变化，为识图用图平添了周折。眼下就算是去旅游，恐怕也不会拿15年前的旅游图的。
我团出国作战第一天的夜里，部队行至边境，陡然被山谷中的一座水库挡住了去路，但图上显示却没有水库，路是从水库中间位置穿过去的。难道要官兵凫水过去不成？
参谋们分析来分析去，弄不明白咋回事，最后把当地的民兵营长找来才说清楚了：这道山谷多年前已经建成了水库，而老地图上却没有水库，新开的一条路是绕着水库边山崖开凿的，险如栈道，人要摸黑贴着崖壁走，炮连几匹驮炮的骡子踩踏不稳，掉下水库淹死了。
我的老领导、时任54军作战处长的唐硕告诉我，整个对越作战期间，韩怀智军长主要在做两件事:看地图和去到实地看地形。这位身经百战得老军人知道，在越南的山岳丛林中作战，在没有先进导航手段的情况下，方位、方向、道路、地形，是何等的重要！
平心而论，当时的情况也只能这样了。国家穷，科技落后，天上只有咱们寥寥的几颗卫星，不能侦察敌情向你提供情报，不能为你定位和导航，打开收音机，只能听到太空“东方红”乐曲声。试想当下随便一个老农民的手机，其定位、导航的功能，都会比传统的地图、指北针好使得多，更别说配备给每一位士兵的那块世界一流的“电子腕表”了，它让大数据时代的每一位中国陆军士兵都俨如战神，地面之上，所向无敌，战无不胜。
1979年的战事警醒了中国，让我们知道了信息对于战争的重要，进而把越南战场上呜呜祖拉的轰鸣变成了科技强军的进军号，一步步走上世界强军的高台。
现代战争就是打科技、拼国力，是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过去年代中国军人要用血肉之躯去拼杀的情形，连同帝国主义架起一门大炮就可以霸占整个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