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整理手机中的照片，无意间发现数年前在西安博物院参观时拍下的李建成墓志，不由让我感慨万千，感叹世事苍凉，白云苍狗…2005年，在西安的一处建筑工地，唐高祖李渊长子、唐朝开国太子李建成的墓志重见天日。这块不大的碑石，以其异乎寻常的简洁和一处关键修改，向我们诉说着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背后那些被掩盖的真相。
我们知道，墓志作为我国古代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录着死者的生平事迹，更是承载历史记忆、政治叙事和伦理评价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墓主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时，墓志便常常成为胜利者塑造历史叙事的工具。李建成墓志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透过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窥见唐朝初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权力斗争，玄武门之变的另一面。这块沉默的石碑，以其不同寻常的简洁和精心修改的痕迹，向我们诉说着一段被刻意模糊的历史记忆。李建成墓志分为志盖和志两部分。志盖为盝顶形，顶边长39.5厘米，斜边长10.5厘米，底边长53厘米，高12厘米，阳文篆书“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铭”。志为方形，边长52厘米，高11厘米，四侧无纹饰。与其太子身份相比，这座墓志显得异常简陋，墓志志文仅55个字：“大唐故息隐王墓志 王讳建成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师 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 葬於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内容仅记载了死者的名字、谥号、死亡时间、下葬时间和地点，而完全没有提及其生平、功绩和评价等方面。
这与李建成大唐开国太子的身份极不相称，因为通常唐代皇室墓志会详细记载死者的生平、功绩和评价，相比之下，他的妃子郑观音的墓志不仅更大，而且有长达1158个字之多，这一对比更加突出了李建成墓志的异常简略。当然，事有异之，必有其因，这种极不寻常的简洁，暴露出李世民对如何处理玄武门之变以及对兄长的盖棺定论感到十分棘手。在咱们的传统观念中，以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是违背伦理纲常之举，如何书写李建成的生平、功绩，书写之后舆论又将作何评价，成为李世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李建成墓志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志文中“隐”字有明显的修改痕迹，在碑石上，“隐”字存在磨损痕迹，磨损处长5.3厘米，宽4.4厘米，且相较于整篇志文，向下凹陷了0.12厘米。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隐”字之下，还残留有一道浅浅的笔画，经识别后确认为“戾”字。这一修改与史籍记载相吻合，《唐会要》记载：“贞观二年正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
当然，这三个谥号各有不同的含义，因为按照谥法之说，“不悔前过曰戾”，“乱而不损曰灵”，“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戾”和“灵”带有强烈的贬义，被视作恶谥，而“隐”则表示平庸，并没有太多的贬低之意。从“戾”到“隐”的修改过程，反映了李世民在对待李建成评价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需要通过对李建成的贬低来强化自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可能出于手足之情或政治考量，又不愿过分贬低兄长。这种矛盾心理也体现在对李建成后事的处理上，李世民在公元628年，贞观二年，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最终于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恢复其太子名号，“诏复隐王曰隐太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史书中的李建成形象大多被严重贬低，《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描述：“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这种描写很可能是为了迎合李世民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刻意抹黑。
事实上，李建成作为唐朝的开国太子，曾为唐朝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从晋阳起兵开始，他先后参与了攻克长安、平定河北等重要军事行动。唐朝建立后，他还承担起巩固北境边防、管理军需后勤、协助唐高祖李渊处理内政等事务。而且，李建成在军事上也有出色表现，招募义军时，他亲自上阵训练，立下军法，整肃三军，与士兵同甘共苦。到西河城时，许多人不打而降，还生擒高德儒，只花了九天时间，李渊特别高兴，回去就封他为陇西公。这些史实表明，李建成并非传统史书中描述的那样无能好色，而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指挥者和政治人物，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权力斗争，而非简单的善恶对立。因此，李建成墓志的发现对于研究唐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它证实了李建成的死亡时间和葬礼地点，为了解李建成的生平和死因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志文明确指出其具体位置是在高阳原，而墓志的实际出土地点则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此外，墓志揭示了李建成的谥号变化，为了解唐代谥号制度和皇权变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戾”到“隐”的修改过程，反映了李世民在拟定谥号过程中的矛盾心理，这是对史书典籍的重要补充。最重要的是，李建成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历史叙事的契机，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通过考古发现和实物证据，我们有可能突破官方叙事的框架，窥见更为复杂的历史真相。李建成墓志的简短和修改痕迹，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默默地诉说着那段被刻意模糊的历史。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初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对唐朝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叙事将李世民描绘为被迫反击的受害者，但李建成墓志以及其他史料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事件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常何墓碑》拓本残卷为了解玄武门之变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常何是玄武门之变中最为关键的宫门守将，是李建成的手下，后来被策反，据墓碑记载，李世民在当秦王时，就开始收买常何，并为其安排职务，而且这些活动发生在玄武门之变两年之前。也就是说，李世民所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很可能并非临时起意的反击，而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主动行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政变后不久，李渊就选择退位自称上皇，将皇位送到李世民手中。李世民在掌权后，还多次要求查看当朝起居注、授意史官修改国史，在贞观十六年（也有说法是贞观十四年），翻阅到玄武门之变的相关记载和史官评论后，李世民并不满意，以“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的例子自比，认为玄武门之变是“义同此类”的正义之举，要求史官重新书写这一史事。这种对历史记载的干预，使得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更加模糊，李建成墓志的简短和修改，正是这种历史干预的物质体现。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建成墓志，不仅是为了了解唐朝初年的政治斗争，更是为了反思历史叙事的本质。历史从来不是客观事实的简单记录，而是各种力量交织下的叙事建构，通过关注那些被边缘化、被沉默的历史陈迹，我们或许能够听到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历史回响，这正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真义所在。
李建成的墓志，穿越了千年时空，向我们诉说着那段被刻意模糊的历史，它不仅是对一个失败者的最后纪念，更是对历史叙事复杂性的永恒提示。故而历史总是常学常新、常思常得的，在所谓权威的历史叙事之外，总还有其他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倾听。最后，多说一句，李建成的墓志是在西安博物院内展出，也就是小雁塔那里，而不是非常火热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家想要参观的话，一定不要走错了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