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届政府的对华战略既有连续，又存在一个根本性不同。
拜登是“对抗、对抗，再对话”，通过收紧产业链、构筑军事同盟等方式不断压缩中方战略空间，但为了避免立即引爆大国战争，美方也愿意主动对话。
对话只为暂时性管控分歧，不追求结果，更像是缓兵之计，终极目标是一步步构建起对美国有利的新冷战格局。
特朗普的策略是“对抗、对抗，再交易”，前面的极限施压并非目的，真实意图是追求实质利益与成果，尤其是经济利益。
与拥有坚定长期目标的拜登政府不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高度个人化——他已经多次证明自己可以180度改变主意。
具体到中国，特朗普不排斥“中美战略共存”，或者干脆搁置中国议题，去忙别的更容易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事情。
在中美交往、博弈的过程中，有两个十分关键的信号，可以直接决定两国对彼此的战略定位和互动方式：
当新兴大国主动发起军事结盟时，会被旧霸权视为大战不可避免，进而全力匹配，不再心存任何幻想。
当霸权国家主动发起针对性军事结盟时，也会被新兴大国解读为战争或长期冷战的先兆。
前者最典型的例子即“三国同盟”——十九世纪末德国与奥匈帝国、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此举被英国视为与德国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后者典型的例子即1949年北约成立；除此之外，欧美试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行为其实也属于此类，客观上刺激了俄罗斯抢先一步豪赌“特别军事行动”。
设想一下，假如“亚太北约”呼之欲出，势必会提升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