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1919年时曾有这样一段演讲：
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
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更是一个学习“知识应当如何使用、为谁使用、为谁掌握”的政治大讲堂。
正像《人民日报》1966年8月2日著名社论《全面贯彻毛主席伟大教育思想的典范》中的教导号召：
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教育系统的深府高台、讲坛之上的滔滔师者、教材教具的政治方向，这三个核心要素内藏的一众污秽沉垢，多年来已孵化培育了两代不止的数量庞大的逆向民族主义精英。
经年累月以来，他们深入、把控、拥持着国家各行业部门的权重宦位，其根子都是在于教育紊乱。
早在1955年5月，主席就曾觉察到：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两年后情况愈发复杂，主席再发警告：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就在那两个月前，主席还郑重致信过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今日一切乱象的背后，都是历史深处意识形态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灭。
武汉大学今日之作风同样倒也不让人奇怪，追溯源头一切都有迹可循，大致可拜四十年前的武汉大学校长所赐——当时的武大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与1967年“百万雄师”颇有渊源的刘校长。
林老总在1967年8月9日曾有这样一句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同年之夏，主席的判断更为直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