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建武元年秋，洛水北岸弥漫着焦木与尘埃的气息，光武帝刘秀勒马立于高坡，目之所及，皆是断壁残垣。十多年前，更始军与王莽的部属在此反复厮杀，最终将西汉繁华的东都付之一炬…风中似有呜咽之声，不知是穿过残破宫阙的秋风，还是无数葬身于此的亡魂哀鸣。随行臣僚面色凝重，有人窃语：“长安形胜，乃帝王之宅，何不西返？”刘秀沉默良久，忽以马鞭指向脚下焦土：“天下之中，在此洛阳。周室卜都三百载，岂无因由？汉业中兴，当继周礼，承天命于此！”
帝王一语，重若千钧。沉寂的土地再次被马蹄声与工匠的号子声唤醒。数以万计的刑徒、士卒、征夫从四方调集，他们清理瓦砾，平整土地，依着残存的基址和散佚的《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蓝图，开始夯筑新的城墙。大型夯杵起落的轰鸣昼夜不息，监吏的叱骂与皮鞭声夹杂其间，而在地基之下，时能掘出前朝的破碎器皿乃至白骨，皆被无情碾入新土之中…两年后，建武三年春，正月，刘秀的车驾入主了新落成的南宫却非殿，虽周遭仍弥漫着灰土与漆木未干的气味，但崇殿高台、南北宫阙遥对的格局已然定型。刘秀立于宫阙之上，俯瞰初具规模的都城，笔直的街道如矢如绳，将里坊切割得方正井然，市场、官署、太学、郊祀之所各依其位。这秩序井然的图景，是他心中“礼乐复兴、汉祚中兴”的具象。然而，他目光未能触及的城墙之外，新坟叠着旧冢，无数民夫骸骨与这座新都一同奠基。
此后的百五十年，洛阳城如一颗心脏，将财富、人才、权力源源不断吸纳而入。明堂辟雍立，太学三万学子诵经之声朗朗，永平年间，白马驮经而来，佛教第一缕香火于城西白马寺氤氲升起，班固于此挥就《汉书》，张衡制浑天、地动二仪，窥探天地奥秘，丝绸之路的商队带来异域的珍宝与奇俗，胡商贩客，日奔塞下，城内贵胄钟鸣鼎食，城外田连阡陌…东汉洛阳城，以其包容与创造，臻于极盛。然而，帝国的痼疾也在都城的繁华表皮之下悄然溃烂，外戚与宦官的血雨腥风一次次泼洒在宫阙丹墀之上。终于，公元189年，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引豺狼拒豺犬，召边将董卓入京，一场宫变，何进身首异处，董卓率西凉虎狼之师蜂拥入洛，那是一场彻底失控的狂欢与毁灭…公元190年，初平元年春，为避关东联军兵锋，董卓决意西迁长安，他纵兵大肆劫掠，烈火首先从南宫燃起，继而如贪婪的巨舌，舔舐过官府、民宅、市集、宗庙。
富庶的洛阳金市、马市顷刻化为修罗场，兵士抢掠金银，奸辱妇女，杀戮阻挠者。最后，董卓竟发吕布之兵，遍掘帝陵及公卿冢墓，搜罗珍宝。“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昔日歌吹沸天、冠盖云集的帝都，数月之间，竟沦为“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的鬼蜮。数百年的积累与文明，在一场暴虐的野心之火中灰飞烟灭。公元220年，魏黄初元年，曹丕代汉称帝。面对父亲曹操经营多年的邺城与一片焦土的洛阳，他做出了与刘秀相似的选择，都洛。这并非出于对废墟的诗意凭吊，而是冰冷的地缘政治计算，“河南天下之中，武王都洛，虽曰德衰，犹不徙畿。”他需要这片承周继汉的正统之地，来为其新政权威望。于是，魏文帝下诏“复立洛阳宗庙”。但重建的规模远逊东汉，更像是在巨大废墟上择要修筑的一座坚固堡垒。文帝、明帝两代，重点在于修筑宫室、武库、以及强化城防，铜雀台的瓦或许被运来熔铸新的宫殿饰物，但邺城的霸府气象与洛阳的残破交织，赋予曹魏洛阳一种务实而略显阴郁的气质。
城墙依旧，但城内大量区域仍是“蒿棘蔚然”的荒地，唯有城中的宫城区域，回荡着曹魏皇帝与权臣司马氏之间无声的惊涛骇浪。高平陵之变，刀光剑影起于宫闱，嵇康临刑东市，《广陵散》绝，名士风流终被政治的铁腕碾碎…公元260年，甘露五年，少年皇帝曹髦喊出“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僮仆数百人鼓噪出宫，欲做困兽之斗，最终被贾充指使成济弑杀于街衢。鲜血染红了御道，也彻底染红了司马氏的冕服，曹魏的洛阳，在权臣阴影与皇室鲜血的浸透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太康年间，天下一统，短暂的太平再次光顾这座多灾多难的都城，奢靡之风渐起，石崇与王恺斗富的闹剧于洛阳上演，金谷园中夜夜笙歌。然而，表面的浮华无法掩盖内部的腐朽，统治阶层的贪婪、宗室诸王膨胀的野心，以及迁居内陆的胡族流民不安的躁动，如同地火在都城的基座下运行。公元291年，永平元年，贾后乱政，引爆“八王之乱”，司马氏宗亲操戈入室，洛阳再次沦为修罗战场。军队反复攻夺城门，宫阙再度燃起烽烟，繁华街市沦为战场，尸骸塞井，饿殍盈路…持续的內耗抽干了帝国最后的元气，也撕碎了边境的防线。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大将刘曜、石勒等乘虚而入，洛阳城防早已在內战中崩坏，饥荒蔓延，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汉军轻易攻破城池，展开了一场比董卓更为酷烈的毁灭，晋怀帝被俘，太子司马诠被杀，诸王公及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刘曜纵兵大掠，宫阙、府库、典籍、陵墓，再遭浩劫。而洛阳城在接下来的动乱世纪中沉沦，先后为匈奴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政权占据，但多数仅视其为军事重镇，宫室残破，民生凋敝。直至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一位深慕汉文化的年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以“南伐”为名，率百万军驾、臣僚、部众，离开平城故地，毅然进驻满目疮痍的洛阳。次年，他正式下诏迁都，而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都城重建。孝文帝的理想，绝非简单修复，而是要在这片象征华夏正朔的土地上，建造一个融合鲜卑武力与汉家礼乐、足以君临天下的完美都城。他召天下良工，调百万民夫，依照《周礼》及东汉魏晋遗存，但规模更为宏大，布局更为规整。
新的洛阳城，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形制空前，三百二十坊，里坊方正，街道如棋盘格般经纬分明，市、寺、衙署分布井然。孝文帝严令：“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他甚至强令鲜卑贵族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语，与汉族高门通婚。洛阳，如同在烈焰中重生的凤凰，从累世的灰烬中再度振翅翱翔，它不仅成为北朝的政治中心，更迅速化为整个东亚世界的文化、宗教与经济巅峰之城。佛教在此刻下最辉煌的烙印，孝文帝及其后的统治者在伊水之滨开凿龙门石窟，千金一凿，万匠雕琢，佛陀微笑俯视尘世，城内寺院鳞次栉比，最多时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永宁寺塔，这座木质巨构高“一千尺”，百里之外依稀可见，塔上金铃迎风作响，声震全城。西域高僧络绎而至，译经弘法，洛阳成为与南朝建康并立的佛教中心。熙攘的东西大市，汇集了来自西域、漠北、东北、江南的奇珍异宝、驼马牲畜，胡商贾客，羌笛羯鼓，异域风情弥漫于街巷之间，经济活力与宗教的热度，共同将北魏洛阳推向前所未有的巅峰。
然而，完美的蓝图无法消除现实的尖锐矛盾，迁都与汉化政策引发了保守鲜卑武人的强烈不满，六镇边防军人的地位与待遇急剧跌落，怨气在北方边镇凝聚。同时，皇室与贵族在洛阳的极度奢靡，以及频繁的佛事耗费，最终都转嫁为平民沉重的赋役。孝文帝驾崩后，继任者未能调和这些裂痕，统治集团内部腐败日深，社会矛盾持续激化。公元523年，正光四年，积怨已久的北方六镇率先举起反旗，掀起了席卷北方的大动乱，洛阳的噩梦再次降临。乱军、叛将如尔朱荣等势力先后攻入都城，发动一次又一次血腥清洗。“河阴之变”，尔朱荣将北魏太后、幼主、宗室百官两千余人诱至河阴，屠戮殆尽，北魏的统治阶层几乎被一举摧毁，洛阳城再次目睹御河尽赤、公卿填壑的惨剧…连年的战乱与破坏，使得洛阳城防崩坏，民生断绝，辉煌的宫阙寺塔在兵燹中相继倾颓。
至公元534年，永熙三年，孝武帝西奔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另立孝静帝，并旋即迁都于邺城。这一次迁移，形同对洛阳的最终遗弃，高欢“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几乎将整个朝廷与洛阳剩余的精华人口全部强行迁徙至邺。同时，他还拆毁洛阳宫殿木材，浮河而下，用以营建新都。这座历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屡毁屡建的中古世界第一巨邑，在被彻底掏空之后，终于迎来了它的终极死亡…此后，它再未成为任何王朝的都城。天下归隋之后，文帝杨坚于汉长安城东南另营新都大兴城，其子炀帝杨广即位后，或许被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与历史荣光所吸引，公元605年，大业元年，他诏令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于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处，另择吉地，营建东京紫微宫。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决定，宇文恺，这位天才的城市规划师，设计的新洛阳城规模宏大、布局规整，但其宫城却不在全城北部，而是违背《考工记》传统，置于西北隅的高地，象征“北辰紫微”，俯临全城。
然而，这座崭新的隋唐洛阳城，与西周、汉魏的那片废墟，已然是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汉魏洛阳故城，被彻底抛弃了…它曾经的万丈荣光、弥天痛苦、无数传奇与哀歌，都随着迁离的人烟与时间的风雨，逐渐沉寂下去，宫阙基址被犁为农田，残碑断碣淹没于荒草，高大的城门土垣在风化中缓缓坍圮。惟余伊水龙门，石窟佛像依旧寂静微笑，北邙山上，无数坟冢沉默起伏，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关于权力、梦想、文明与毁灭的漫长故事。一座伟大的都城，终于走完了它从卜都定鼎、凤凰涅槃到彻底湮灭的完整轮回。公元10 71年，熙宁四年，司马光在途经洛阳故城时，留下了千古绝句：“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裾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而今，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尽是农田耕地，唯有矗立于白马寺旁，新建成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仍在无声诉说着这座历史上曾经最大都城的荣光与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