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逝世的消息，是午后一位好友发来的短信，只有短短一行字，我却怔怔地看了许久。窗外的天，是一种澄澈而高远的蓝，蓝得有些不近情理，像一块光洁无瑕的琉璃，冷冷地照着人间。这样好的天气，他竟不等一等了…我搁下手中的资料，走到窗前，心里仿佛空了一块，风毫无阻隔地穿堂而过，带着晚秋的凉意。我知道，一个时代，一个我曾以为会永远悬于天际，作为智慧与风骨坐标的时代，随着先生的离去，悄然合上了最后一页。
我与杨先生，自然谈不上什么私交，仅有的几次远距离的瞻仰，也是在学术会议的礼堂里。但我对于他的感知，却异常地真切，那是一种通过他的文字、他的学说、他生命轨迹的每一个转折而建立起来的、精神上的熟稔。此刻，我书桌上正摊开着一本《杨振宁论文选集》，翻到那篇关于“宇称不守恒”的雄文。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与推演，于我而言，大多仍是艰深的迷宫，但我知道，正是这些优雅而冷酷的符号，在1957年的那个冬天，如何以一种石破天惊的方式，撼动了人类对宇宙基本对称性的信仰。他与李政道先生，像两个最勇敢的凿空者，在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墙壁上，凿开了一道缝隙，让一片全新的、略微“倾斜”的星空，豁然显露。
那时的他，是何等的年轻，何等的意气风发！那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的诺贝尔奖章，沉甸甸的，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积弱后，于科学最高殿堂发出的、最清脆的回响。我想象他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台上，目光沉静，嘴角或许带着一丝谦逊而又自信的微笑。那是一位中华的儿子，用最西方的语言，物理学，完成的一次最完美的对话。他是骄傲的，为他的祖国，而他个人命运的河流，却将要在这荣耀的巅峰，经历一次连他自己也未必能全然预料的巨大转弯。
这转弯，便是他与他的老师，也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者与后来的论敌，恩里科·费米，以及更著名的，与另一位伟大物理学家R. L. 米尔斯共同开创的“规范场论”。然而，他生命中另一场更为人所熟知，也更为缠绵悱恻的“规范场”，发生在他与西南联大的那片土地上。那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于断壁残垣中生长出的、最为坚韧的学术之花。他常常谈起那段日子，谈起在防空警报的间歇里，于山洞中点着煤油灯演算的时光。那时的困窘与富饶，形成一种奇特的张力，物质匮乏到了极点，精神却因国仇家恨与求知欲的淬炼，而蓬勃到了极点。这或许奠定了他一生学术品格的底色，一种于混乱中建立秩序，于破坏中寻求守恒的深刻本能。
然而，秩序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内心的风暴。他中年入籍美国，在当时封闭的国门之内，曾引来多少不解与非议。我试图去理解他当年的抉择，一个探求宇宙至理的头脑，需要一个能使其无拘无束生长的学术环境，这如同草木之趋光，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需求。他的离去，或许并非一种决绝的背弃，而更像是一颗星辰，为了燃烧得更亮，不得不暂时飞入一片更广阔的夜空。这其中的苍凉与不得已，局外人又怎能轻易评说？此后的几十年，他在彼岸的学术殿堂里高歌猛进，奠定了20世纪物理学的若干基石，而他的心，想必时常会乘着浩渺的太平洋上的风，飞回昆明那座泥墙铁皮顶的教室，飞回他父亲，那位清华数学教授谆谆教诲的书桌前。这是一种深刻的漂泊，是精神上的无枝可依，他的方程可以描述力与场的精妙相互作用，却难以找到一个解析解，来安放这份家与国、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张力。
于是，当新世纪的钟声还在空气中回荡余音，他做出了另一个震动世人的决定，归来。不再是讲学，不再是访问，而是真正的叶落归根，回到他出发的地方，回到清华园。我记得那些年媒体的报道，照片上的他，已是耄耋之年，穿着深色的中山装，清癯，从容，眼神里褪去了年轻时的锐利，换上了慈和与洞察一切的澄明。他执教，他演讲，他将他那阅尽人间繁华与学术巅峰的智慧，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故土的年轻学子。那一刻，他仿佛终于完成了那个漫长的、环绕地球的“规范场”，将起点与终点，完美地对接了起来。那个出走的少年，在遍历星河之后，归来仍是此间的主人。他用自己的归来，为那个困扰了无数海外学子的难题，写下了一个最温暖、最有力的答案。
窗外的光线渐渐柔和，染上了夕照的暖金色。我仿佛看见，在另一个时空里，那位清瘦的老人，正缓缓地、满意地，合上了他面前那本厚重的、写满了宇宙奥秘的书。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无比宏大而优美的方程，左边，是苦难与荣耀交织的复杂初始条件，右边，是贡献与回归的简洁而深刻的解。这个方程，诠释了智慧的高度，也度量了乡愁的深度。它曾经悬而未决，曾经引人争议，但最终，时间，这位最公正的裁判，给了它一个圆满的收敛。
他属于星辰，如今，他终于回去了。那片他曾经用思想丈量过无数次的星空，此刻，正有一颗分外明亮的星辰，倏然亮起，带着他所有的骄傲、挣扎、眷恋与澄澈，静静地，悬挂于人类文明的天穹之上，永不再熄灭/风又起，翻动着书页，停在了某一页的空白处。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思想的温度。我静静地站着，许久，没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