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成为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最为闪耀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合作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被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认为是 “为困在黑屋子里的高能物理学家找到了出口”。
然而，谁曾想到，这对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亲密无间的合作岁月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初次谋面是在1946年的芝加哥大学。李政道当时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被选中赴美学习。杨振宁则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为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于是，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结束后，爱因斯坦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初次裂隙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重归于好与巅峰合作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有思想突破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或是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
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
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莙。秦惠莙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莙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而杨振宁也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无法弥合的裂痕
2005年，杨振宁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及与李政道的关系，他表示：“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
当记者表示“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和好”时，杨振宁回答：“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超越个人恩怨的科学遗产
抛开个人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科学成就都是不可磨灭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远比公众了解得多。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100多年了，得主近200位，即使在这些诺贝尔获奖者中，杨振宁也是出类拔萃的。
宇称不守恒仅仅是杨振宁重大成果中的一项。他的另外一项成果，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在物理学界的影响还更加深远。
1994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向杨振宁颁发“波尔奖”，更是把他的成果与 “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 相提并论：“作为20世纪人类智慧的杰作之一，这个理论解释了亚原子粒子的相互作用，在过去的40年里重新定义了物理学的发展。这个理论模型，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会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相类似的影响。”
杨振宁身居海外多年，但始终心系祖国。自1999年起，杨振宁任清华大学教授，亲自募集资金创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用于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
回到清华之后，杨振宁把高等研究院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新事业。他将自己的人生比喻为 “一个圆” ，从清华园出发，历经了世界舞台，最终归根故土。
李政道和杨振宁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然而，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个人矛盾，但他们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闪耀在人类知识的星空中。
作为中国科学界的两位巨擘，他们的合作与竞争，友谊与决裂，都已成为科学史的一部分，供后人研究和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