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曾经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侮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组织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过是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1931年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担任我党的一把手。除了王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三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卢福坦后来叛变。王明、博古、张闻天出自同一师门，他们的老师都是米夫。于是，他们几个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教条地认为中国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才能夺取全国政权。进而，对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一概予以排除和打击。毛泽东这个被博古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的人，当然在排斥打击之列。1931年底，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也称赣南会议，会上指责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甚至骂他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而且是方向、路线和价值观根本不同。到了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来了，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主席选下了台，原因就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泽东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打不得。然后又让打赣州，毛泽东又认为赣州铜墙铁壁也打不得。共产国际觉得给你面子，你还不要！那就一边玩去吧！于是，让他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博古一行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居然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呢！”1931年到1934年四年的时间里，是毛泽东难熬的日子。他在延安时曾经轻描淡写地跟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的日子。毛泽东所受的苦，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只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感受一二。他这样回忆道：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在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以上所述的这件事其实不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人生低谷！毛泽东和其他早期的共产党人不一样的是，他既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也没有留学苏联。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维汉等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而王明、博古、张闻天等都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友，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读同样的书，唱同样的歌……长此以往，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容易陷入被孤立的状态！
而毛泽东偏偏不服气，认为共产国际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将红军带歪了！将会葬送中国革命！早在1928年，共产国际就对毛泽东不爽了。1927年秋收起义，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毛泽东却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就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会打烂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知道后，很不高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会议决定：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当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和党代表职务，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人生低谷！
郁闷了一个月，终于见到了中央文件，原来不是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所以又恢复了他的党代表职务。1929年5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有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其核心问题就是军队归谁领导。一些出身旧军队的指挥员虽然也是共产党员，但并不清楚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习惯于长官说了算，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感到了不大适应，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管的太多，权力集中，还有一些军官的流寇思想比较严重，认为老子打仗拼了命，拿点东西怎么了。对党的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太理解。1929年6月，没有经过改造的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并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选举了陈毅为前委员会书记。他后来回忆说：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参加会议。毛泽东回信说：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了。因为这封信，毛泽东再次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来到上杭，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了。战友们见到这时的毛泽东，脸色蜡黄，脚和肚子都浮肿起来了，高烧不退，上吐下泻，病得很厉害。国民党媒体这个时候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专门补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还做了如下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得第二次低谷。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了病痛的折磨，可谓身心交病。其实，毛泽东的日子，从来都不是什么岁月静好。一个湖南乡里人，20岁到长沙求学，几年后，又来到北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在老师的推荐下来到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为了省钱，他和7个人合租在所谓的棺材房里。大家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次翻身都要提前提醒一下身边的人。毛主席这样回忆道：由于我的职业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的名字，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土话。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革命，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收到了很多不公正的打击。这期间，正值毛泽东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精神上备受打击，生活上筚路蓝缕，加上又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可谓贫病交加。面对这一次次的人生低谷，一般情况下就消极了，甚至有的另立门户，走向反面。那么，毛主席是怎么做得呢？他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硝烟弥漫的前线，不漏声色地从事着苏区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手不释卷地研读马列著作，实事求是地总结对敌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关于这些，周恩来回忆说：在撤消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回来。面对挫折，毛主席不仅有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再努力争取他人的支持。比如，张闻天，他当时是党内的一把手，也是博古的校友加老乡，也曾经跟随博古狠狠地批判过毛泽东。第五次围剿失败，张闻天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也被踢出了核心圈，毛泽东不计前嫌，和他聊文学谈思想，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共鸣越来越多，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比如王稼祥，在一次反围剿失利中，他被敌人的炸弹炸烂了肚子，到后方住院跟毛泽东在一起，也逐渐成为了毛泽东的最坚定的拥护者。敌人的凶残教育了年轻的共产党的领导者们，用炮弹告诉他们什么叫实事求是。而毛泽东也用行动告诉世人，什么叫把朋友搞多多的，把敌人搞少少的。谁能够想到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能够成为勇敢的支持者！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没有消极沉沦，而且求学若渴，他回忆道：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收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列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像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硬是读了两年书。
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主席，他这么说，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说服教育。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地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是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确实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正如毛主席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消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成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就是毛主席的讲话，也是他的心态写照，更是他在低谷时期的选择，我想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我们应该学习伟人！向伟人学习、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