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龙永图
非常高兴能来到深圳，就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想这么几点：一是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问题，这里面的问题比较多，总结起来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中美贸易逆差。
中国和美国由于长时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过去几年当中，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多年当中，贸易逆差有了很大的提升，80年代中美贸易逆差才6亿美元，中国入世的时候大概是280亿美元，到去年按照美方的统计已经达到3750亿美元，当然我们认为这个数字不太准确，我们的数字是2800亿美元。
不管怎么样，中国入世十几年来，中美贸易逆差一下子上升了十几倍，我们认为中美贸易逆差应该是在动态当中，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但现在面临特朗普的主要贸易观点，即行政化的，并且在一定时间内予以解决，这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第一个问题，即巨大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主要涉及到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
中国刚刚开放时，在吸引外资方面，只有廉价的土地、劳动力，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和国外的资金方面的合作只能采取合资的办法，而当时由于中国的很多产业，特别是一些关键性产业，比如电信、汽车、金融服务等产业，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所以我们提出必须采取合资的办法，而且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中方必须控股，当时也是迫不得已。
比如金融业，银行的合资问题，97、98年我们讨论和国外的银行业合作。当时朱镕基总理讲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总资产加起来抵不上一个美国花旗银行。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当然只能采取合资的办法，而且不允许外方控股。
由于合资的问题，造成美国指责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比如汽车行业，但我们应该看到历史上中国和外资合作，采取合资控股方面的限制也是迫不得已，而且美方和西方国家的公司也是愿意的，应该说当时是一种市场行为，比如首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德国大众，后来美国的通用、日本的丰田和其他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当时在中国市场竞争的不是外资和中国企业的竞争，而是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竞争，比如大众和中国的合资企业、通用和中国的合资企业、日本丰田和中国的合资企业竞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外资企业在合作中不拿出技术来，甚至不拿出核心技术来，就很难在中国占领市场。
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拿出技术是为了抢占中国的汽车市场份额，并没有所谓的强制性技术转让，因为事实很明显，如果通用不拿出技术来，通用就占领不了市场，大众不拿出技术来，大众就占领不了中国市场。
中国的乘用车在2001年入世那一年，每年的生产量才7万辆，去年已经达到2700多万辆，这样大的市场成长过程中，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德国的汽车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现在美国无端指责我们，因为中国强制性转让技术的政策，才使得美国的企业遭受很大损失，他们完全不顾在这些年当中他们在中国所取得的市场份额。
关于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问题，在这儿我想特点强调，不是强制性，是市场强制他们必须拿出技术来抢占中国的市场，这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
第三个问题是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入世以后，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了很大进展，设立了一些知识产权法庭专门解决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保护，我记得和美国人谈判保护知识产权的时候，我经常讲美国对于毒品是禁止销售、禁止流通，但美国从来没有把毒品问题解决，这就说明在一件事情上，比如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对中国的客观评价不是中国是不是还有侵权的问题，关键是中国是不是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并且认真实施。
知识产权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况且中国目前在实施创新型国家方面，对保护知识产权看得很重，保护知识产权首先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在任何一个地方，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的城市、创新的国家。
总的来讲，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三件事情，一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二是中国在吸引外资政策方面导致的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问题，三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
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央给我们的原则，本来这三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了很多的谈判问题，当时中央给我们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我们就可以接受；
第二条原则是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但是我们一时做不到，那么我们可以先同意，然后排一个时间表，到底是三年做到、五年做到、七年做到还是八年做到；
第三条原则是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根本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那就坚决不同意。
三
我当时看到美方提出这三个问题后，对整个谈判能得到进展并且能得到解决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我们认真分析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
由于中国最近几年来市场的扩大，特别是我们正在对我们的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是重出口、轻进口，贸易长期处在顺差，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广大企业参与全球化，参与产业链分工的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政策，把外贸政策从过去主要是重出口调整到出口和进口并重，而且以更大的力量增加进口。
解决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它是我们谈判的三点当中的第二点，也就是说美国要求我们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但是如果一下子把美国三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马上解决，也有点困难，因为整个贸易结构的调整需要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和美国排出时间表来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这个问题符合谈判三原则中的第二点，即符合改革开放的方向，但需要一定时间，可以排出时间表，美国如果排出时间表，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第二，通过调整外资政策来解决他们所谓的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问题
这一条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中国现在资金并不缺乏，但中国依然欢迎国外资金的进入，这个时候国内的产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我们也不需要一定搞投资，更不需要在一些领域进行强制性限制。
美国方面提出通过调整对外投资政策来解决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问题，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这一条在今年3月份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来了，在这些领域，有些马上放开，比如汽车，两三年可以放开，出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
大家都很清楚，完全符合我们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大方向，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我们可以实现共同的利益。
从目前涉及到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三个问题来看，只要美方能进行平等、真诚的谈判，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一旦双方都有谈判诚意的时候，我想中美贸易涉及的三个大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这就使得我对于当前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是有信心的，因为美方提出的问题基本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接下来分析一下第二个问题，即中美贸易摩擦搞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主要是什么原因？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经济贸易问题，特别是对于中美经贸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误判，比如特朗普认为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顺差、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逆差都是美国吃了亏，所以特朗普现在到处宣传一点，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美国人吃了大亏，美国人民要把它找补回来。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因为美国现在和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贸易当中，其中101个国家美国都处于逆差，美国处于逆差完全是属于结构性、历史性原因造成的。
大家知道，美国人长期以来，不管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是不储蓄的，美国不需要外汇储备，美国的老百姓也不存钱，这是由于美元在全球的强势地位，使得全世界在国际贸易当中都是辛辛苦苦的生产创造贡献，拿出更多资源，到美国换成美元，再拿美元买美国的产品，或者买美国的国债。
美国和全球那么多国家，包括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所决定的，是由于美国长期实行双赤字国际货币和贸易政策所决定的。
但中国也有一些特殊原因，毕竟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这是历史原因，主要是入世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迫或压力之下，解决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贸易经营权的问题，入世以前，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大的贸易量，能从事国家贸易、国际进出口的就是外经贸部下面的一百多个国际贸易公司，中国入世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下子放开了经营权，中国几十万个企业一下子拿到了外贸经营权，从而使得中国的外贸特别是出口有了极大的飞跃，入世以后，中国的外贸出口差不多以每年30%的速度连续增长了十年。
在这样的过程中，美国的市场是最开放的，也是最大的，所以对美贸易顺差很快就从280亿美元一下上升到2000多亿美元，特朗普并不知道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当中正好处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当中，所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开放措施大幅度促进了国内贸易体制结构的改革，使得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开始拥有了外贸经营权，所以特朗普感到吃亏了。
前天我见到美国的贸易代表，他们也很委屈，我把真实历史告诉他们，当时的谈判条件基本是平衡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你们当前逼着我们要做的事情，正好是中国在外贸体制改革中必须要做的事情，从而造成中国的外贸力量井喷式发展，就像当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中国的农业出现井喷式发展一样。
美国的贸易逆差由美国和所有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也有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外贸生产力在中国入世后得到完全释放所造成的，这一点特朗普永远不会明白。
大家对中美贸易很担心，但从我内心来讲，也许这是中国向前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历史契机。
如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我们最终解决了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中国迅速从外贸出口国成为外贸进口国，那才真正是中国成为外贸强国的开始，过去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那么牛？想来想去有一条，就是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因为进口国掌握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决定市场的规模，决定市场的价格。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虽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我们还不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去年中国进口大概1.87万亿美元，美国是2.2万亿美元，我们和美国的进出口还相差三千多亿美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美国和全球的压力之下，特别是在我们积极增加进口，主动开放措施的推动之下，如果我们在短短的四、五年里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国，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是真正的外贸强国。也许这次会逼着我们完成从“外贸大国”走向“外贸强国”的历史进程。
如果这次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之下能解决一系列外资政策问题，使中国真正打造吸引国际投资最好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那么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吸引全球外资方面可能成为最大的国家，目前中国吸引外资仅次于美国，如果能通过这样一次中美贸易摩擦解决中国吸引外资的营商环境和政策，可以说对中国是极大的推动。
如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我们能进一步改善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特别是实施能力，真正成为全球最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之一，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就有了最重要的体制基础。
在这三个方面，如果按照过去以开放促改革的精神，使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极大的进展，使得中国成为“外贸大国”真正转变为“外贸强国”，从在吸引外资方面有很多限制、营商环境没有在全世界成为最好的地方，到成为全世界吸引外资政策最宽松、环境最好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讲，特别是对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吸引全球的技术来讲，肯定是巨大的推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做得更好，就可以实现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飞跃。
整体来讲，如果我们把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作为一个积极的方面来进行考虑，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件坏事变成好事。
但是要实现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消极事件变成积极因素的话，很重要的力量就是一定要确保中美关系不要脱轨，确保中美关系能继续保持尼克松时代以来形成的基本格局，这一点极为重要。
由于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大家对美国有很多看法，认为美国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的政治行动，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提出可能是中国和美国新冷战时代的开始。我不同意这一点，我的观察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四
最近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到我们怎样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提出要树立三个重要的观点：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的角色观和正确的大局观。
一是正确的历史观。
从中美近几十年的交往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基本上是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没有什么大的仇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民意基础还是不错的，中国老百姓对美国人的看法也是比较正面的。
不管是从历史还是民意基础方面，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朝着正面的关系发展，特别是我们观察一下过去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做法可以知道，他们对于中美关系极为重视，大家知道，毛主席是很强硬的一代领袖，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兵荒马乱的时候，也维持中美乒乓外交，邀请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毛主席说中美关系始终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问题迎刃而解。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抓主要矛盾，他强调中美关系是整个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
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我昨天看到一篇回忆录，在这篇回忆录中，有人问小平同志“您刚刚提出改革开放，怎么那么快就要访问美国？”小平同志说“我观察了很多年，过去几十年当中，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是要让中国人富起来，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江泽民同志也好，胡锦涛同志也好，对中美关系都非常重视，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细讲。
习近平也是这样的，特朗普上台后，大家都觉得他很不靠谱，接蔡英文的电话，讲很多不三不四的话。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进行了庄严会谈，确定了中美关系非常重要的基础，提出了“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从我们和美国的胶着历史来看，几代领导人都把中美关系看成是整个关系的重中之重。
二是角色观。
大家知道，中国和美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在全球老大、老二的关系，老大、老二的关系都是很敏感的，特别是老二很难当。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感到比较难受？就是中国怎么样适应当老二的角色，中美两国会不会走向对抗？我们怎么样处理中美关系，这对我们是极大的考验，既不能非理性、感情用事，又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这个度非常难把握。
在这一点上，中央对于角色的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判断，也就是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亲耳听到习近平主席讲了下面这段话，我念给大家听，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重要。
习近平讲“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今的国际体系，都不会追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句话非常关键，特别是“决不会颠覆现今的国际体系”，现今的国际体系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既然习近平在重要的场合宣布中国决不会颠覆现今的国际体系，这就说明我们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挑战美国老大的地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宣誓，现在美国方面故意忽略这个宣誓或者完全曲解中方的立场，把中国的崛起作为一种威胁，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绝无颠覆现今国际体系的愿望，这一点非常重要，使我们能比较好的树立老大和老二的关系。
当然，我们当老二并不是当受气包，现在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底气，美国GDP现在19万亿美元，我们13万亿美元，第三位日本才5万亿美元。
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中国在美国最具有优势的美元霸权地位上，记得中国入世谈判时，中央说任何都可以放，但中国不开放资本市场，不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这是最后一条底线。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确保中国不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和最近土耳其发生的情况。
三是大局观。
中美关系是个大局，我们现在能不能在全国上下形成一个共识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和美国的贸易有落差，我们希望把贸易的问题控制在贸易上，希望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基本格局不发生重大变化，希望过去几代领导人确立的和美国建立稳固、平等关系的战略不发生变化，相信中美贸易摩擦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性影响，除非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大错误。
我今天到这儿来讲话，特别想呼吁大家，中美贸易摩擦的具体内容你们可以不知道，但你们必须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必须要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中国政府维护好这个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添乱，这是解决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最重要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怎么样维系好中美关系的大局，怎么样使过去几代领导人的基础上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这是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不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关键。
我们不可能在特朗普的霸权主义威胁之下做出任何重大让步，美国方面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的市场前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
我刚才讲到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第二条就是不要使中美贸易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和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如果动摇了这个信心，中美贸易摩擦真的就是灾难性的。
结论就是一要维护好中美关系的大局，二是不要因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动摇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