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破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发动了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破了巴以地区相对脆弱的平静，最终引发了被学者称为“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大规模地区冲突。这场行动不仅以其突袭性质和执行强度震动了以色列乃至国际社会，更在随后的两年间彻底重塑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作为自2021年5月以来巴以双方最大规模的冲突，也是近20年来最为激烈的军事对抗，“阿克萨洪水”行动堪称中东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其影响远超巴以边界，波及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
“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命名本身就富含宗教与政治意涵。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老城，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其地位长期是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将军事行动命名为“阿克萨洪水”，一方面表明了此次行动与阿克萨清真寺争议的直接关联，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行动发起者试图赋予行动的宗教象征意义与历史合法性。理解这一行动的来龙去脉，不仅关乎对当下中东局势的把握，也对思考巴以问题乃至更为广泛的民族宗教冲突本质具有重要启示。
“阿克萨洪水”行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巴以长期冲突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爆发点，其背后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怨，也有近期的直接诱因。从宏观层面看，巴勒斯坦问题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是冲突的根本症结。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巴勒斯坦人经历了数十年的领土丧失、人口流散与政治挫败，加沙地带作为巴勒斯坦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自2007年起处于以色列的严密管制之下，经济状况持续恶化，223万人口中超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接近50%。这种长期被占领与管制的状况催生了深重的绝望感与抵抗意志，为大规模冲突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从近期因素来看，2023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不断加剧巴以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广场，这一挑衅行为引发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不满。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试图兼并更多非法犹太定居点，与当地巴勒斯坦居民的冲突不断升级。以色列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和极右翼联合政府在对巴政策上日趋强硬，进一步架空“两国方案”，使得巴以双方的对抗性矛盾显著上升，和谈空间大幅缩小。从地区局势看，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哈马斯采取行动。2023年9月27日，沙特甚至接待了以色列的部长级官方使团，哈马斯方面认为，若沙以恢复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建国前景将更加渺茫，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上将进一步被边缘化。这种担忧成为哈马斯“铤而走险”的重要动因。
此外，以色列国内政治情势也为哈马斯提供了机会。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引发了以色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不仅导致社会严重分裂，也影响到军界的稳定，而这一国内政治动荡让哈马斯看到了采取突然袭击的窗口。与此同时，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内部也面临领导地位挑战，近年来巴勒斯坦涌现了一批以“穴狮”为例的小型青年武装组织，对哈马斯的权威构成威胁。为巩固自身地位，展示抵抗能力，哈马斯也需要通过大规模行动重新确立其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的领导角色。从更具体的行动计划角度看，“阿克萨洪水”行动的构思并非仓促形成。根据哈马斯下属卡桑旅发言人阿布·乌拜达2023年10月12日的声明，该行动的构思始于2021年“耶路撒冷之剑”行动结束后。更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助手艾哈迈德·阿拉莫公开承认，“阿克萨洪水”是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生前领导策划的，为此苏莱曼尼曾三次秘密前往加沙，后因其被美国刺杀导致计划延迟。这一说法虽需进一步证实，但至少反映了此次行动与地区“抵抗轴心”的潜在关联。
“阿克萨洪水”行动于2023年10月7日清晨，巴勒斯坦时间约6时30分正式启动。行动伊始，哈马斯在短短两小时内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约5000枚火箭弹，密集的火箭弹袭击覆盖了包括南部迪莫纳、北部霍德哈沙隆以及东部耶路撒冷在内的多个目标，实现了对以色列防空系统的饱和攻击与对以军监控能力的战略遮蔽。在火箭弹袭击的掩护下，哈马斯采取了多路并进的突袭策略。一方面，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和火箭筒摧毁了加沙地带隔离墙的远程监控设施，随后用高爆炸药和推土机突破以色列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的、配备自动火力装置的“铜墙铁壁”。另一方面，约2000名哈马斯突击队员驾驶单人摩托和皮卡车，分成多个小队通过至少7个地点渗透进入以色列境内。与此同时，少量滑翔伞兵在火箭弹雨掩护下空降到以色列南部战区指挥部、露天音乐会现场等关键场所，而海上突击队则乘坐渔船对以色列海岸线发起袭扰，进一步分散以军防御力量。
哈马斯此次行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高度协同性与战术创新性。不同突击分队各有明确目标分工，有的专门攻击军事设施，有的侧重占领定居点，还有的负责俘获人员。在行动的最初几小时内，哈马斯武装人员成功渗透至21个边境点，并进入了7个以色列边境定居点。而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甚至成功袭击了沙龙师师部所在的军事基地，显示出精准的情报与周密的计划。在战术层面，“阿克萨洪水”行动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果。在行动最初72小时内，哈马斯造成了以色列方面约1200名军民死亡，3400人受伤，至少200人沦为人质。阵亡的以军人员中包括至少3名上校、3名中校、9名少校、4名上尉、11名中尉、1名准尉，以军少将尼姆罗德·阿洛尼等高级军官也被俘获。在装备方面，以军在最初几天内损失了至少9辆梅卡瓦主战坦克（包括最新的梅卡瓦-4型）、两位数的装甲输送车及更多轻型战术车辆，这些损失规模堪比俄乌战场。
从军事角度看，哈马斯的突袭成功利用了以军的情报盲点与防御漏洞。尽管加沙地带边境设有严格而广泛的监视和安全系统，包括持续空中监视（监视气球、侦察无人机）、数十个警卫站点和数百个监控摄像头，但哈马斯仍成功实现了突袭的突然性。这表明其准备了严密的欺骗计划与情报反制措施。事实上，以军情报机构对如此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似乎毫无察觉，反映出其情报收集与分析系统的严重失误。哈马斯此次行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突击队员的高度决绝意志，以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约1700具哈马斯突击队员尸体，他们生前“无一人被俘，无一人试图回逃，无一人试图投降，也无一人不是弹尽而亡”，按计划撤回加沙的另外300名突击人员则肩负着抓捕俘虏、扣押人质和缴获重武器的“不死”使命。哈马斯事后公布的宣传内容显示，这2000名突击队员均在发动袭击前宣誓要成为“烈士”，抱定决心有去无回。这种成建制、大规模的自杀式袭击，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实属罕见。
以色列对“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反应经历了从初始混乱到全面动员的转变。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指示动员预备役部队进行还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发起代号“铁剑”的行动，出动数十架战机轰炸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10月8日凌晨，内塔尼亚胡进一步强硬宣称以军将“出动全部军事力量摧毁哈马斯”，同时宣布停止向加沙地带供应电力、燃料和物资，实施“全面管制”。“阿克萨洪水”行动引发的直接后果极为严重，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与深远的人道主义危机。根据各方统计数据，在行动当日及随后几天的冲突中，以色列方面至少有1205人死亡、1400多人受伤，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也有232人死亡、1697人受伤。以色列的报复性军事行动迅速升级为对加沙地带的全面空袭与管制，而自冲突升级以来，以色列已向加沙地带投掷了超过1.2万吨炸弹，这种无差别轰炸与集体惩罚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冲突在短时间内急剧升级。到2023年11月6日，仅一个月时间，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报告称，自10月7日局势升级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导致10022人死亡。而这场冲突的伤亡人数随着时间推移呈指数级增长，根据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数据，自2023年10月7日至2025年9月26日，战争已导致超过6.7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超过16.9万人受伤。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10月7日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1200人，在2023年10月7日至2025年10月6日的战斗行动中，有1152名以军士兵阵亡。“阿克萨洪水”行动的一个关键后果是引发了地区冲突的扩大化，最终形成了被学者称为“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发起的第二天，即2023年10月8日，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加入行动，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火箭弹袭击，开辟了所谓的“支持加沙阵线”。
真主党的介入使得以色列面临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显著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真主党与以军之间的交火持续了数月，直到2024年9月27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指挥部总部发动空袭，刺杀了该组织前秘书长哈桑·纳斯鲁拉，随后双方在2024年11月27日达成停火，真主党才基本退出冲突。也门的胡塞武装也于2023年10月19日左右开始介入冲突，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及红海上属于以色列、美国或其盟友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明确表示，这些行动旨在支持加沙，并将持续到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战争。这一介入导致红海航运危机，对国际贸易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于2023年10月19日晚宣布正式参与“阿克萨洪水”行动，针对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基地实施火箭弹打击。这表明冲突已超越巴以边界，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
更为严重的是，冲突进一步引发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2024年4月1日，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驻大马士革使馆建筑，导致多名伊朗军事人员死亡。作为回应，伊朗于2024年4月14日直接对以色列目标发动导弹袭击，这是伊朗历史上首次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2024年6月13日，以色列以“伊朗秘密发展军用核计划”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国也加入以色列一方，于6月22日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则于6月23日晚间对卡塔尔境内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导弹报复。这一系列事件表明，“阿克萨洪水”行动已触发了一场地区性大战，其范围与强度远超此前各次中东战争。而且，“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伊朗领导的所谓“抵抗轴心”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行动展示了巴勒斯坦抵抗能力的持久存在，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抵抗轴心内部的协调不足与战略分歧。
抵抗轴心在应对“阿克萨洪水”行动时表现出明显的谨慎态度与有限介入。几个关键因素塑造了抵抗轴心对行动的立场，导致其将角色限制在政治支持而非全面参与对抗。首先是突然性因素，缺乏事先协调，没有做好处理行动后果的准备；其次是各方希望支持巴勒斯坦抵抗，但又不愿因全面参与而面临难以承受的后果；第三是各方的内部政治和经济状况影响了参与决策。而值得注意的是，抵抗轴心的不同成员在介入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真主党虽然迅速介入，但其参与受到黎巴嫩国内政治的限制，大多数反对党反对真主党参与并施压要求其撤出。伊拉克政府和一些政治派别也敦促抵抗团体停止参与，担心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烈反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因拥有广泛的民众和社会支持而鼓励其升级参与冲突。这种差异化的参与程度反映了抵抗轴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基于各自利益和处境做出战略选择。
“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以色列的安全信誉与国际形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长期以来，以色列以其高效情报机构（如摩萨德、辛贝特）和强大军事实力在中东地区构建了“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哈马斯的突袭成功打破了这一神话，暴露了以色列国家安全体系的系统性漏洞。此外，以色列在遭受袭击后的应对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其国际形象危机。随着对加沙地带的轰炸加剧和管制收紧，全球多个国家的首都和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谴责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可以说，西方媒体多年来精心塑造的以色列形象，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袭击导致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受伤与流离失所后已彻底崩塌。从宣传战角度看，以色列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的舆论应对也遭遇了挫折。以色列通过积极设置舆论议程、双标定制话语情感表达、控制战场信息流动、善用高科技技术与跨国宣传网络等方式展开战时宣传，意图撇开巴以冲突的历史渊源，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哈马斯。虽然这些措施在冲突初期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失利，并使以色列在国际上空前孤立。
两年来，在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斡旋下，哈马斯与以色列曾多次尝试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曾就交换被扣押人员和停火达成一致，部分协议得到执行并进行了数次人员交换。然而，停火协议屡遭破坏，敌对行动重啓，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轰炸。这种打打停停的局面既反映了冲突各方的深刻不信任，也凸显了巴以问题的结构复杂性。今年初，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旨在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20点方案。该方案计划组建一支有约旦和埃及参与的“临时国际稳定部队”，对加沙地带实现全面解除武装，包括前武装人员重返社会计划。在安全保障方面，提议组建的“临时国际稳定部队”将负责培训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并在与以色列协调下管控检查站和边境。与此同时，以色列承诺分阶段撤军，但在确保加沙方面能够提供"免受恐怖主义侵害的保障"之前，将保留“缓冲区”。特朗普方案的一个关键点是将哈马斯完全排除在加沙地带治理之外，这自然遭到了哈马斯的反对。同时，方案中包括的“自决和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前景”又遭到以色列极右翼的抵制。因此，尽管特朗普声称“各方已接近达成停火协议”，但实际执行面临巨大障碍。
“阿克萨洪水”行动及由此引发的第六次中东战争，已成为中东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分水岭，其影响远超单纯的军事冲突范畴，深刻改变了地区政治格局与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的认知。这场冲突不仅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与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引发了地区力量的重组与大国关系的调整。从军事层面看，“阿克萨洪水”行动展示了非国家行为体实施复杂协同作战的能力，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也暴露了传统军事强国在面对“非对称战争”时的困境。从政治层面看，冲突进一步固化了巴以双方的敌对立场，使原本就脆弱的和平进程更加举步维艰。从地区格局看，战争导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真主党遭受重创，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对抗升级，这些变化都将深刻影响未来中东的权力平衡。而展望未来，巴以冲突的解决依然面临结构性障碍。一方面，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观与巴勒斯坦的建国梦想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另一方面，地区力量的重新组合与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然而，尽管困难重重，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的共识仍是解决冲突的政治基础。
“阿克萨洪水”行动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其引发的震荡仍在持续。这场冲突再次证明，在没有公正解决关键问题的情况下，暴力只会循环往复，带来更多痛苦与毁灭。历史警示人们，军事手段或许能赢得战役，但只有政治智慧才能赢得持久和平。或者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斩草除根才能彻底没有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