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界和战略界习惯于将目前的国际形势同一战前做对比，特别是把“中-美”和“德-英”拿来比较。
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形象笼罩着德国的公共生活，德国人对于英国的情感十分矛盾，既有恐惧、嫉妒，也有钦佩和模仿，偶尔还会不屑一顾。
这一时期，英国既是德国雄心勃勃的榜样，也是获得同等地位的主要障碍，德国人既有对自身取得成就的强烈自豪，也表现出对未来的忧虑。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双方一步步走向战争对抗的深渊。
1914年赶往前线的德国士兵，开始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冲突。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出版过一本名作——《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作者通过对历史抽丝剥茧式的重建，得出与传统历史界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战爆发是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非德国犯下的一桩罪行，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枪，所有当事国决策者均为战争的“共谋”。
克拉克认为，引爆战争的直接当事方奥匈帝国其实是想要一场局部战争。
奥匈战争动员采取的是针对塞尔维亚的“B方案”，而非针对沙俄的“R方案”，期间奥匈向德国寻求支持，主要是为了吓阻沙俄介入。
而德国之所以站在奥匈一方，直接原因是判断沙俄不想要战争，军事恫吓会让莫斯科屈服，因此开出了“空头支票”。
不过从深层次讲，德国同意对奥匈帝国做无限制军事担保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协约国、同盟国两大军事同盟组建的过程中，德国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奥匈已经是其仅剩的可靠盟友，“空头支票”不得不开。
第二、德国军方认为，德俄军力对比趋势正在发生不利于德的变化，应在优势尚存时对俄打一场预防性战争。
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是一个古往今来引发密切关注的国际政治现象，指使用武力来延缓或阻止当下已经显现、日后可能更加危险的战略未来。近现代以来，像日俄战争、一战、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阿以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均属于预防性战争范畴，而中国底线思维即防止美国发动。
在一战主要参战国中，英国属于处境十分微妙的一个，直至最后一刻才决定参战。
英国参战的理由并非是德国入侵比利时或对防卫法国西北海岸线负有义务，而是基于国内政治和对欧洲均势的考虑。
在英国战略思维中，欧洲方向的主要威胁来自德国，世界范畴内的主要对手则是沙俄。
如果德奥获胜，英国不得不独自面对主宰欧洲大陆的德国；如果法俄获胜，英国将不得在印度、伊朗和地中海东部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沙俄。
因此，控制德、安抚俄，最符合英国安全利益。
不难体会，战争决策者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哪场危机会演变为真正的大战，他们只是在某种紧张氛围下贸然启动了军事机器，然后就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前进。
某种意义上讲，悲剧的种子是提前埋藏在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中，如：普遍夸大安全威胁，从最坏处揣摩对方意图，认为“时间不在自己一边”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