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7日，凌晨五时三十分，科托努的天色尚未完全亮起。国家电视台的早间新闻正在准备直播，导播间里工作人员忙碌着最后一轮设备检查。突然，直播信号中断，屏幕陷入一片雪花点。
六时十五分，信号恢复。但出现在镜头前的不是熟悉的主持人，而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中间的军官肩章显示他是陆军中校帕斯卡尔·蒂格里。
“贝宁人民，我代任‘重建军事委员会’宣布，总统帕特里斯·塔隆已被解职，政府解散，法律暂停执行。”他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显得格外突兀。
信号中断期间，科托努的军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据后来泄露的军方内部报告，蒂格里中校率领约五十名士兵，于凌晨四点突袭了位于市中心的陆军第四营指挥部。
他们迅速控制了通讯设备，随后分成两队，一队前往总统府，另一队则直奔国家电视台大楼。总统塔隆当时并不在总统府内，政变者扑了个空，而电视台的守卫部队几乎没有抵抗就缴械投降。
上午七时，贝宁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开始出现混乱信息。有人上传了科托努街头出现装甲车的照片，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蒂格里中校在国家电视台宣读的声明副本。
“我们不能再容忍一个忽视军队、压制反对声音、将国家带入危险境地的政府。”声明中写道。政变者还承诺将在“恢复秩序”后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上午八时三十分，第一支忠于政府的部队开始行动。陆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奥马尔·伊德里少将率领两百名士兵包围了电视台大楼。与此同时，总统塔隆从安全地点发出第一条公开信息：“国家正面临非法武力夺权企图，但局面正在控制中。”
十时十五分，枪声在国家电视台附近响起。交火持续约二十分钟，随后特种部队冲入大楼。十一时，政变士兵被解除武装，蒂格里中校被捕。整个过程中，共有三名士兵受伤，无平民伤亡。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信号再次恢复。塔隆总统身着军装出现在镜头前，背景是总统府办公室。“政变企图已被挫败，局势已完全在掌控之中。”他的声音平静但有力。
政府发言人随后宣布，共有14名参与者被捕，主要领导人蒂格里中校也在其中。这场持续约六小时的政变尝试，如同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暴风雨，来得突然，去得迅速。
贝宁曾被誉为“西非民主典范”，这个称号得来不易。1990年，贝宁在非洲率先召开全国会议，和平结束军政府统治，建立多党民主制度，被誉为“贝宁奇迹”。这一民主转型模式影响了整个非洲法语区国家。此后三十年，贝宁成功举行了六次总统权力和平交接，成为西非政治稳定的象征。
塔隆2016年首次当选时，曾承诺推进经济改革和民主巩固。这位靠棉花贸易积累财富的商人总统，最初给贝宁带来了现代化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声音逐渐增多。
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议会选举。选举前夕，政府实施了新的政党资助法，规定只有获得国民议会代议权的政党才能获得国家资助。与此同时，选举委员会以“文件不全”为由，拒绝了主要反对党的参选资格。
结果就是，执政党及其盟友赢得了国民议会全部83个席位。这是贝宁恢复多党制以来，首次出现反对党在议会中零席位的局面。2021年总统选举重演了类似剧情，塔隆的主要竞争对手均被排除在竞选之外，理由各式各样。最终投票率创历史新低，仅为27.1%。塔隆以86%的得票率续任。
2025年，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终于获准提名律师雷诺·阿格博乔参选2026年大选，但短短两个月后，法律委员会以“缺乏足够有效支持者签名”为由取消了他的资格，且最终只批准了两位候选人参选，前财政部长罗穆亚尔德·瓦达尼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政治家，而瓦达尼被视为塔隆的亲密盟友和指定继任者。
就在政变发生前不到一个月，贝宁议会通过了一项极具争议的法律修正案，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至7年，但仍保留最多两届的续任限制。议会辩论期间，反对派人士激烈批评这一改革，前法官阿尔贝·特沃杰雷公开表示：“这明显是为特定人士设计的制度，目的是延长权力控制时间。”
支持者则辩称，七年任期将使总统有足够时间实施长期政策，避免因选举周期过短导致的政策短视。但批评者认为，在反对党几乎无法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延长任期只会巩固现政权的主导地位。
塔隆本人已任职两届，根据法律规定不能再次参选，但延长任期可能为未来修改续任限制铺平道路。邻国科特迪瓦和几内亚都有过类似先例，最初修改任期长度，随后取消续任限制。
贝宁长期以来相对和平，但这一局面已被彻底改变。2025年4月，该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在北部阿塔科拉地区，一支贝宁军队巡逻队遭到伏击，54名士兵丧生。袭击者被确认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的成员，这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活跃于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边境地区。
这次袭击震惊全国，也暴露了贝宁军队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方面的严重不足。士兵们抱怨装备陈旧、训练不足、情报缺失。袭击发生后，军队内部弥漫着挫败感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如这次政变者在电视声明中直指：“政府忽视和漠视了我们倒下的战友兄弟。当我们在北部边境用生命保卫国家时，科托努的政客们却在争夺权力和资源。”
安全形势的恶化不仅限于军事层面，随着恐怖组织向南渗透，贝宁北部省份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市场关闭，学校停课，数千人流离失所，农民不敢前往田地耕作，担心遭遇袭击或绑架。
政府应对措施被批评为“反应迟钝且不充分”。直到袭击发生两个月后，才宣布在北部地区增加部署1500名士兵。而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许多新增部队实际上是从其他地区抽调，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安全覆盖出现漏洞。
贝宁的动荡无法脱离其所在的西非大环境。自2020年以来，该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倒退浪潮。2020年8月，马里发生政变，结束了该国脆弱的民主实验；2021年9月，几内亚总统孔戴被军方推翻；2022年1月，布基纳法索军方夺取政权；同年7月，尼日尔民选总统巴祖姆被总统卫队扣押。
就在贝宁政变前一周，几内亚比绍总统乌马罗·西索科·恩巴洛被军方短暂扣押，虽然后来获释，但这一事件显示了军方对国家政治的强势干预。
这种“政变传染病”产生了多重效应。首先，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模式——当选举途径被阻塞或被视为不公平时，军事干预成为看似可行的替代方案。
其次，地区组织的威慑力大幅下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曾是对抗政变的重要力量，但2023年尼日尔政变后，该组织的制裁措施效果有限，反而加剧了地区分裂。
而且，政变后的军政府往往能获得一定的民众支持，特别是在那些对民选政府表现失望的国家。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军政府领导人都在政变后组织了“全国协商”，声称将重建“真正的民主”。
贝宁的叛乱军人选择在此时动手，正是利用了地区格局松动、外部干预能力受限的“窗口期”。蒂格里中校在声明中明确提到：“我们看到了邻国兄弟们的行动，他们不再容忍腐败和无能的文官政府。”
政变发生后，国际反应迅速而一致。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事发当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违宪行为”，申明支持贝宁政府和领土完整。
但更具体的地缘政治博弈体现在后续行动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立即决定向贝宁派遣一支多国部队，由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和加纳的士兵组成。这支部队的部署速度异乎寻常，在命令下达后24小时内，首批部队已抵达科托努。分析人士认为，如此迅速的响应反映了地区国家防止政变蔓延的紧迫感。
尼日利亚的反应尤为积极，作为西非地区最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尼日利亚不仅派出了地面部队，还应贝宁请求，出动空军战斗机接管其领空。尼日利亚总统的发言人称：“我们不能允许民主倒退的浪潮淹没整个地区。贝宁的稳定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
法国和美国也迅速表态支持塔隆政府，法国在贝宁驻有少量军事顾问，政变发生后，这些顾问被重新部署到关键位置。美国则表示“密切关注局势”，并呼吁各方尊重法律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与贝宁北部接壤的尼日尔军政府则保持了沉默。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甚至没有报道贝宁政变企图，这一异常举动被解读为尼日尔军政府对政变者的潜在同情。
我国的反应相对谨慎，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相信贝宁有智慧有能力维护国家稳定”，同时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我国在贝宁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科托努港扩建项目和多条公路建设，政治稳定符合我国的经济利益。
在电视台被控制六小时后，信号恢复时，许多贝宁人聚集在屏幕前。当总统塔隆宣布政变已被挫败时，人们没有欢呼，而是沉默。这沉默中既有宽慰，也有忧虑，民主的生存之战胜利了，但民主的质量之战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