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占集庆路，随即改名“应天府”，寓意“顺应天命”。此时，谋士冯国用献策：“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另一位谋士陶安亦言：“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 应天府，背靠钟山，面朝长江，既有“龙蟠虎踞”的天然险阻，又有长江天堑作为屏障，更兼富庶的江南经济腹地作为支撑，实为开创基业的理想“根本”之地。
然而，建立大明之后，朱元璋的定都决策却经历了一段复杂而反复的心路历程。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但仅过了八个月，便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正式确立了两京制。老朱之所以选择开封为北京，一方面意在昭示继承北宋正统，宣示对中原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有效地经略北方，应对退居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然而，开封饱经战乱，民生凋敝，且“漕运困难”，无法负担都城庞大的物资需求，这使得开封的“北京”地位在现实中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在其家乡临濠，也就是凤阳，来营建中都。是故，公元1369年，洪武二年，朱元璋下诏，“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以“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为宗旨，在凤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中都工程。中都的故事我之前有写过《未竟的都城》，但结果是，在公元1375年，洪武八年，“罢中都役作”，庞大的中都营建工程最终未能完成。尽管中都未成，但其超前的设计理念，如宫殿布局与石雕艺术，为后来南京大内宫殿的改建以及北京紫禁城的营建提供了直接的蓝本。
经过对开封与凤阳的尝试与放弃，朱元璋最终将目光坚定地落回南京。公元1378年，洪武十一年，正式改南京为“京师”，南京作为大明王朝首都的地位至此方才稳固。而到了公元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太子朱标奉旨考察西安后早逝，彻底终结了朱元璋晚年可能的迁都念想，使他最终安于南京，并命礼部编纂《洪武京城图志》，以图志形式固化并宣扬其毕生经营的都城成就。当然，明初南京城的营建，是一个历时漫长、规模空前的系统工程。其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朱元璋称吴王时便已开始，一直延续到洪武末年。据史料记载，工程始于公元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这一年，朱元璋“拓应天城，填燕雀湖，筑吴王新宫”。而大规模的都城建设则自洪武元年定都后全面展开，直至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才基本告竣。整个营建过程长达二十余年，动员了百余万人役。而南京城的规划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突破传统的“四重城垣”体系，即由内向外依次为宫城、皇城、京城和外郭，这一格局在世界都城史上极为罕见，深刻体现了军事防御、礼制秩序与自然地理相结合的思想。
宫城，即紫禁城，是皇帝理政与居住的禁地。皇城则环绕宫城，是朝廷官署及皇家宗庙、社稷坛的所在。其规划严格遵循中轴对称原则，以南北中轴线为主干。自皇城南面的洪武门至承天门，是一条宽阔的御道，其东侧集中了吏、户、礼、兵、工五部，西侧则为五军都督府，清晰地展现了“文武分立”的治国理念。宫城内，沿着中轴线依次建造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即前朝），以及乾清、坤宁二宫（即后寝），构成了帝国最高权力的空间核心。值得一提的是，宫城选址于旧城东侧的燕雀湖上，“填湖而建”，虽工程艰巨，基础不稳，但这一决策意在“压胜”前朝王气，并让宫城更靠近钟山“龙头”之阳，蕴含了浓厚的风水堪舆思想。京城，即通常所称的南京城墙，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骨干。其规划彻底摒弃了方正规整的传统都城形态，转而采取“尽据山川之胜”的务实策略。城墙走向完全依照地形，将城北的狮子山、鸡笼山、覆舟山，城东的钟山余脉，以及城南的秦淮河等天然屏障全部囊括在内，使得城墙本身成为一道连接山水的巨型军事工事。其结果，是形成了南北狭长、东西略窄的不规则平面。
整座城墙周长实测约六十七里，号称九十六里。墙体高度在14至21米之间，底部宽约14米，顶部宽4至9米，巍峨厚重。墙体结构以巨石为基，上部用特制的大型城砖垒砌，坚固无比。全城共设十三座城门，其中以聚宝门（今中华门）、通济门、三山门（今水西门）最为宏伟。以聚宝门为例，它不仅是通道，更是一座超大型的堡垒。其设三重内瓮城，藏有二十七个“藏兵洞”，战时可供数千士兵潜伏、储备物资，形成了立体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是我国古代军事筑城的巅峰之作。为了加强京城的纵深防御，朱元璋于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下令修筑外郭城。外郭主要利用南京外围的黄土丘陵垒筑而成，仅在关键城门处以砖石砌造，全长约120里，开十八门。这道庞大的土垣将幕府山、钟山、雨花台等战略高地，以及玄武湖、秦淮河下游地区全部围入，极大地拓展了都城的防御空间，并与皇陵（明孝陵）的守卫体系连成一片。外郭的修建，标志着南京作为“帝王之都”的宏大规模最终定型，其范围之广，使南京在14世纪末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都市”。
南京城的营建，是一项举国动员的系统工程，其背后是一套严密高效的制度运作。朝廷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工部衙署进行统筹管理，如将作司、营缮所等。而为了筹备物料，明朝建立了一套覆盖全国的“质量追溯责任制”。工部统一颁布烧造规格，任务被分解到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五个行省、三十余个府州、近两百个州县。比如说，每块合格的城砖上都必须以模印或刻划的方式留下详尽的“砖文”，这种“物勒工名”的制度，确保了从地方大员到烧窑工匠，人人都对砖石质量负有终身责任，一旦发现问题，便可依此层层追查，我之前也专门就此写过文章《物勒工名，岂可不诚？》。除城砖外，石料多取自南京周边的石灰岩山体，木材则取自湖南、四川等地的深山巨木，通过长江水系源源不断地运抵南京。据《明实录》等记载，为修建宫城，曾从全国各地征调工匠人夫逾百万，其组织规模之大、动员范围之广，空前绝后。在施工技术上，为加固松软的湖床地基，工匠们采用了“木桩筑基”法，即打下密集的木桩作为基础，再在桩间填充碎石、石灰，形成稳固的承重层。墙体砌法多样，常见的有“一顺一丁”、“多顺一丁”，重要部位内部则以碎石、黄土夯筑，外包巨砖，并以糯米汁、石灰、桐油混合而成的特殊“灰浆”黏合，其强度甚至超过现代的一些水泥。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浩大工程，深刻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如丞相李善长、军师刘基等，是都城规划与风水堪舆的决策参与者。各州府的“提调官”，是具体物料筹措、人力调集的执行者与责任人。而真正的基石，则是百万计的普通军民与工匠。他们远离家乡，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许多人甚至“命运因修城而改变”，客死异乡。城墙砖文上那些冰冷的名字，是他们留存在历史中仅有的痕迹…当然，南京城不仅是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更被精心塑造为一个功能完备、文教昌明、商贸繁荣的帝国心脏。在礼制与祭祀空间上，城市布局严格遵循“左祖右社”的古制，于皇城前方东西两侧分别兴建太庙与社稷坛。在城南，则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天坛（大祀坛）和山川坛（先农坛），用于皇帝祭天、祈谷和亲耕，彰显“敬天法祖”的统治哲学。文化教育方面，老朱将都城东南的国子监打造成最高学府，鼎盛时期，这里有近九千名贡生就读，还吸引了日本、高丽、琉球、暹罗等国的留学生前来求学，成为东亚汉文化圈的教育中心。迁都北京后，此处改为“南监”，仍保持四五千人的规模，持续为帝国输送人才。
经济与手工业因都城的集聚效应而空前繁荣，商业区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这里商贾云集，百货充盈，交易着来自全国的粮食、竹木、茶叶、丝绸等商品。手工业以官营为主导，丝织业、印刷业和造船业尤为突出。在秦淮河入江口设立的“龙江宝船厂”，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船基地之一，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舰队多数于此建造。发达的工商业和开放的气度，吸引了众多外国使臣与商人，如浡泥（今文莱）国王在访问期间病逝，即厚葬于南京，其陵墓至今犹存。晚明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惊叹于南京的壮丽：“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 公元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降为“留都”，保留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但其政治职能已逐渐虚化。然而，明初南京城的营建，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越了一个朝代的都城本身。
如今，历经六百余载风雨，南京明城墙依然屹立，其遗址与遗迹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它不再仅仅是冷硬的防御工事，而是融合了历史记忆、建筑艺术与文化认同的城市象征。明初南京城的营建，是朱元璋及其时代雄心的产物，是无数智慧与血汗的结晶。它以其无与伦比的规模与独特的设计，在世界城市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章。所以…下一站，我也将同群友们一起，共同探访南京，走进这座曾经的应天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