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
两个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天气、饮食这样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家乡”。
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也能说两句的话题。
关于家乡的问题，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就困扰了我很多年。那时候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是落后的代名词。
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
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
讲到贵州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
贵州城门失火，贵州人也免不了殃及池鱼。我还算勇敢，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罔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像黑人一样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的。
因此，当我40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晓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这代人当中，如果贵州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人们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
日鼓鼓的贵州人
今日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走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
远的不说了，就说龙世昌、龙永图、戴秉国、任正非。
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爆破筒的战斗英雄。
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朱镕基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人。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纭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龙永图
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这段时间以来，伴随华为事件的迅速发酵，低调了几十年的任正非，终于藏不下去了，走到前台来接受全球媒体采访，这几段采访视频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看完视频后，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只有大争之世，才能造就这样的人物：
第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幼出身在物质匮乏，资源贫瘠的贵州大山，再加上时代剧烈转折所带来的挑战与磨砺，培养了他强大的抗压能力、反弹能力、捕捉机遇的能力、忧患意识，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都是承平盛世很难有的。
第二，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任正非在军队里面待过，尽管只是工程兵，但从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避免的打下了军旅烙印，战争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军队的思维逻辑和普通人完全不同，“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任正非的军事语言、军事思想在华为上全面体现。
第三，任正非作为40年代生人，他既是极左运动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毛泽东作为极为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战略家，给那个时代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任正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也就不足为奇。
在视频里，任正非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集中体现了毛式的语言风格和毛式的战略思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可以看出他现正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较之老马（马云）的意气飞扬，小马（马化腾）的犹较单薄，老任显得稳重厚实。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我倒认为任正非不是纯粹的商人，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自工业革命后，金融化、资本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商业和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而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任正非的横空出世，有力的推动了坊间对贵州的重新认知。
前不久的一场活动中，我的一位贵州籍朋友龙建刚，在席间突然电话铃响了，匆匆离席，我还很好奇，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打电话，一会儿龙建刚回来后，对我附耳讲到：“王老师，龙永图部长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段您关于贵州的论述，龙部长看到后很感兴趣，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后，才打电话来致意。”
龙建刚发在朋友圈的这段论述，语出我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杭州的一次讲演，当时很多江浙老板恭维我说：“你们贵州出人才啊！”
我说：“错了，这显然是恭维，而且还没恭维到点子上。江浙物华天宝，人才浩如森林。贵州怎么能和江浙比？光这旁边的绍兴，名人就数不过来：蔡元培、周恩来、鲁迅，院士和科学家更是汗牛充栋。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的江南，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状元、探花、榜眼一大把，可谓人才辈出。
而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五百年，满打满算只出了三个状元，还有一个是耍枪弄棒的武状元，跟江南没法比。”
但是我话锋一转：“江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容易出人才。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倔，信息闭塞，生存艰难，不具备大面积岀产人才的土壤，贵州的杰出人物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就是这段话，让龙永图先生看到后心有戚戚焉，一边打电话向我致意，一边甚至要转给任正非先生分享。而这两位，其实就是我观点中提到的典型贵州怪才。
如果往上溯，从贵州走出来的怪才还有不少。名动一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时人称“张南皮”，因其祖籍为河北省南皮县，可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及至弱冠，却鲜为人知。
幼年张之洞就以文采名冠贵州，十三中秀才，十五中解元，二十六中探花，一路扶摇直上，他的科场座师曾写诗勉励：“知君别有拳拳意，不独文章艳少年”。踏入仕途的张之洞果然不负众望，“力行新政，不变旧章”，是最负盛名的洋务派代表，最终官拜军机大臣，成为力挽天倾的清廷巨擘。
如果说张之洞只算“客家”贵州人，那丁宝桢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丁的祖籍离我家只有三十里地，这个人也是个日鼓鼓的典范。在他任山东巡抚时，慈禧太后宠爱的贴身太监、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携娈童歌伎，乘龙船顺运河南下，沿途招权纳贿，耀武扬威。
权倾一时的人物驾到，地方官吏擦鞋拍马尚来不及，谁知丁宝桢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在泰安境内把“小安子”拿下，星夜解送济南，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宣判斩首示众。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刀下留人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当时名满天下的重臣曾国藩听闻此时后，都自问做不到，感到佩服不已。丁宝桢过世后，时人议其曰：“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寥寥数语，一个日鼓鼓的贵州人形象跃然纸上。
远有张之洞、丁宝桢，中有朱厚泽、戴秉国，近有龙永图、任正非，甚至还有目不识丁的“老干妈”陶华碧，一批批杰出贵州人的出现，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贵州，而他们身上又带有的某种鲜明共性，不由让人思索，贵州这方水土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一批人？
贵州人逐渐崛起，贵州的物产也风行天下。再加上去年以来，文艺界刮起贵州风，一批新锐的贵州籍导演和演员冒头，生猛鲜活的贵州方言成为了荧幕上的宠儿。
贵州人、贵州物产、贵州旅游，乃至贵州话，一改颓势，存在感越来越强，以至于让很多原本对贵州不屑一顾的人都开始惊叹：“贵州怎么了？”
“贵州怎么了？”在去年广东贵州商会的活动中，我做了题为《贵州是块豆豉粑》的报告，一说到“豆豉粑”，台下近五百名贵州籍的老板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我想了很久，才选择用这个词来破题贵州之谜，因为这块不起眼的豆豉粑，就是打开贵州的一把钥匙。
神秘的豆豉粑
很多人都不知道豆豉粑是何物，但几乎无人不知老干妈的大名。
现在的老干妈，不光是贵州IP，甚至成了中国IP。不走出国门，就不知道老干妈究竟有多大的海外影响力。美国不用说，超市里的老干妈，价格奇高，还极受欢迎。欧洲同样如此，甚至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迪拜高档西餐厅里，居然也有老干妈拌牛排这种吃法。真可谓是一罐辣椒走天涯。
虽然老干妈风行世界，但其实贵州本地人吃的并不多。几乎所有的贵州阿婆，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苗乡侗寨，都炒的一手好辣椒，风味丝毫不逊色于老干妈。只有在外打拼、走州逛县的贵州人，才会用老干妈凑合。而我对此深有感触。
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我负笈北上，从贵州坐上了晃晃悠悠绿皮火车，来到上千公里外的兰州，几个穿着羊皮大袄的老乡用牛车把我从火车站拉到了兰州大学。
本以为西北戈壁滩已经够落后了，没想到在他们心目中，我干脆就是从原始地区来的。同学们关切的问我：你是苗族吗？你是仡佬族吗？你们是不是要骑马去上学？你们是不是还刀耕火种？就差问我长不长尾巴了，还有人夸赞我长得不像贵州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班上的57个同学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一个宿舍的八个同学，就分别来自八个省份。北京、上海、山东，风物荟萃，别开生面，而率先征服所有人的，就是贵州油辣椒。
当年，家里常给我寄一些自家做的油辣椒，刚见到辣椒后大家惧而远之。俄尔稍尝之后，无论天南还是地北之人，蜂涌而上，“辣椒还有这么好吃”……不顾吃相，风卷残云。以至后来，我家辣椒一寄来就成了被“偷窃”的对象，迅速被一抢而光。
在去年的同学会上，三四十年没见的同学见面后，什么荣华富贵，官大官小都是过眼烟云，一张口就是：“王志纲啊，当年你家的辣椒太好吃了，我们每次都结伴来偷个精光，没想到辣椒能这么好吃！”
记忆如此深刻，贵州辣椒的魅力可见一斑。
早在老干妈火遍世界的几十年前，我就深知贵州辣椒的潜力。以至于我下海后，第一单策划就是带了一位香港老板到贵州，希望他来投资开发油辣椒。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构想没能实现。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老干妈还是做起来了，成为全世界饮食男女的宠儿。
贵州辣椒风行世界，号称辣椒之乡的四川湖南，为什么打不过一个小小的老干妈？人们只看到了辣椒，却没看到辣椒背后的奥秘：如果说湖南的辣是干辣，四川的辣是麻辣，贵州的辣是香辣，香就香在神奇的豆豉粑上。
作为东亚广泛存在的作物，黄豆有很多种做法。最简单的是豆瓣，把黄豆用水泡涨，再将其煮烂，沥去水分，放在木板上摊凉，然后拌入面粉后发酵。
日本在豆瓣的基础上做出了纳豆，日本人现在几乎顿顿早饭吃纳豆，纳豆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纳豆再升级，就是大酱汤，韩国人把大酱汤做到了极致，大酱的主要原料也是黄豆。历代朝鲜半岛的王朝中，大酱都属于国食，朝鲜族的姑娘们也都以做大酱做得好为荣。
黄豆的1.0豆瓣、2.0纳豆、3.0大酱汤都有了，4.0是什么呢？其实中国早在三五百年前就有了，那就是豆豉。豆豉分为干豆豉和水豆豉，干豆豉黝黑发亮、酱香浓郁，水豆豉则更加湿润，发酵比之干豆豉不充分，制作也更加简单，通常用作小菜比较多。
而贵州人在豆豉的基础上，发明了5.0版本——豆豉粑。
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贵州人是天生的贵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产品工艺和西方贵族非常契合。
茅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料和酿造工艺缺一不可。从制取高粱出酒曲，土曲后发酵再烤酒，然后烘焙再发酵，循环往复的酿酒过程中，基酒、老酒和调味酒都是从原始状态里面提炼出来的，不加任何添加剂，正宗的茅台一定要酿造三年，也是茅台能够登顶中国的重要原因。
在茅台的老家赤水河畔，有一种醋叫晒醋，靠自然发酵，在太阳底下晒制而成。我有一年专门去了意大利托斯卡纳，住在香奈儿夫人曾居住过的庄园里，考察当地的火腿和奶酪，看了号称古罗马时代延续下的晒醋厂，当地晒醋厂的工艺跟贵州赤水河畔完全一样，一小瓶晒三年的醋就开出500块钱的高价。
第三就是豆豉粑了。小时候我姑妈会做这个。她把土黄豆买回来蒸熟，加上曲子，用构皮叶包起来一起发酵，它们在一起发酵就会混合产生黏性，豆豉制成后，再往里边加糯米面、盐巴、红薯颗等拌匀，同时还要磕入土鸡蛋让它们相互粘连，然后将其摊在蒸笼内蒸半小时至熟透，倒出来后放在磨子里像推粑粑一样磨，然后烘焙成饼，还要用苞谷叶包起来在太阳下晾晒十天，最后放在坛子里贮存发酵。
到吃的时候打开坛子，起码方圆一华里都能闻到那股穿透力极强的臭味。
豆豉粑吃法很多，我们一般是把辣椒和大蒜洗干净，一起放进钵里面擂，擂成泥之后放进热油里过，把豆豉粑拿一块出来横切成块，放在锅中慢煎至两面焦黄，再撒入蒜苗和味精颠匀了起锅，就会有一股香味出来，再放进油里和肉丁爆炒，奇香无比。我家的辣椒就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才会被同学疯抢。
不要小看一块豆豉粑，贵州的精气神都在里面。用两句话来形容：咫尺神秘，稀奇古怪。
虽然用料是最常见的黄豆，但通过纯粹、天然、有机的发酵过程，最终的成品弥漫着一股神秘之气，难以用言语形容。乍一看上去貌不惊人，又臭又硬，但其实气韵深藏，只有烈火烹油之后，其深藏的香气才会显露出来。
“咫尺神秘，稀奇古怪。”我在十多年前就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说过，贵州的魂也正是这八个字。
为什么说咫尺神秘？因为贵州的地理环境，虽然和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繁华地域隔得很近，但在古代，山岭交错，交通闭塞，贵州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持了神秘。在工业化时代，由于贵州发展的滞后，又让它在文化同化的大潮中，保持了独特性。
到了交通大改善的今天，贵州离发达地区不过咫尺之遥，从广东飞机一小时、火车三小时就到了，但是一提起贵州，很多人还是懵懵懂懂，正是这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反而充满了神奇感。
为什么说稀奇古怪？没见过的山川地貌就是“稀”，说不清的风物习俗就是“奇”，悠远神秘的民族风情就是“古”，没吃过的美食就是“怪”。稀奇古怪，是贵州最突出的生产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荔波的瑶族，一般人认为他们野蛮凶悍，避之不及。但在我看来，这种尚武精神价值连城，北上广的游客们跟着瑶族小伙去打猎，带着钻山犬，背着弓箭，三条猎犬咬着一只野猪，肠子都流了一地还不松口，这是城里长大的人绝对没见过的景色。打猎回来，就是狂欢节，在瑶家买米酒，围着篝火烤野猪、野兔，这种体验只可能在荔波这个最后的狩猎部落中再现。
落后的生产力，失落的传承、远逝的文明……诸如此类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风土人情，是贵州最大的富矿。
因路而生的贵州
谈到贵州的文明，很有意思。把贵州的历史打开来看，所谓的夜郎国早已散轶在故纸堆中。贵州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完整的文化记忆？贵州在文化上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完整的“贵州”？
清末民初，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纵向的阐述方式，而无横向的观察角度。
现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被西方民族国家的划异切割的支离破碎，因此现代人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也想象不出昔日中华帝国的秩序和结构。
在古代，华夏之外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为南蛮的云南尚有大理国，在历史上还有一席之地，而贵州只有夜郎国的遥远传说。
明朝以前，贵州基本是蛮荒之地，中土王朝顶多对其是羁縻遥领，当时贵州的社会形态是土司制，也就是少数民族酋长制。
到了明朝，土司表面归顺，但是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自成一国。归顺与反叛、操控与反制、一统与分裂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此朱棣下决心经略云贵，改土归流，中央派驻“流官”，架空土司。一边发官印，一边动刀兵，经历了数百年，有明一朝间，土司既和日本、朝鲜一样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员，又作为明帝国的行省存在，这种双重身份也体现出贵州地区的复杂性。
到清朝雍正年间，贵州才算真正纳入到中土王权的管辖范围。
但其实在明朝，贵州就已经逐渐开化。有两个人对贵州做出过关键性的表述，一是徐霞客，他壮游天下时路过贵州，也是历史上对黄果树瀑布进行详尽记载的第一人。
另外一个就是被贬到龙场当驿丞的王阳明，其职位相当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站长，其一生最大的辉煌就在贵州奠定的。贬官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于创立了彪炳天下的“心学”。现在的龙场简直成了道场，慕名参拜的人络绎不绝。但在当时，通过他俩零星的描述，贵州才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
可不要小看王阳明被贬的这条路，这条路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命脉，也是贵州建省的由来。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贵州是一个因路而建的省份。建省以前，贵州隶属云南，中央政府都是利用四川来绕道控制云南，结果到了元代，历经磨难的四川人由1100万人被杀到只有50万人不到，依托四川来控制云南变得难以实现。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下，加上大运河的贯通，“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于元明年间出现，要想控制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直达湖广是最好的办法。两相权衡之下，元代就开辟了这一条东路，叫普安路，就是现在的湘黔、滇黔线。
为进一步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明廷在元朝原己开通的驿道基础上进行整修，全面展开以贵阳为中心的道路、驿传建设。要维持这条3000里之遥的漫长驿路，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大力经略驿道沿线地区，便成了明廷在整个西南经略的关键环节。
为了保住这条建于元代，东起湖广,从东向西横贯西南的驿道，朝廷在贵州驻扎重兵，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
军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器，还带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市场需求、文化需求，城镇圈、市场圈、文化圈也因此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不统一带来了诸多麻烦，安顺的人借了镇远的高利贷，一场官司要三个省来管，在这种情况下，1413年，明政府利用思州思南土司叛乱，顺势建立了贵州省。贵州省绝不是因为经济上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成立的，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太重要了，必须派军队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的省。
鉴于西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这条通道堪称国之重器，崇祯皇帝曾发动嫔妃捐献首饰也要保护这条路。清军即将入关时，崇祯还说：“天下有两件事情不能放下，一个就是辽事，另外就是黔事”，明代濒临灭亡前夕，拼命要保的除了北方就是这里。
全世界的历史上为一条路建省这是绝无仅有的，奢香夫人、王阳明、奢安之乱、海龙囤、南明小朝廷……这条驿道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板、每一座山几乎都有着尘封的故事。而为路建省这个重大的国家举措，不仅改变了整个西南的格局，也几乎重构了中国的文化版图。
探索完历史的纵深，如果再横向打开的话，我们会发现贵州文化实际上也分为两层——少数民族层和汉民族层。
贵州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山脉雷公山。这条山脉将近200多公里，横跨贵州中部，它的地形特别破碎，中间形成一些坝区，通透性和闭塞性并存。
这座正好就位于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两大交汇处的苗岭山脉，成为了文化的分水岭，以前少数民族经常被汉族打败，陆路走不通，只能找水路走，被打败的少数民族顺水行舟，最后全部在贵州碰到了一起，有苗、瑶、壮、侗族，还有藏缅、摆古等。
真正的贵州原住民，其实是仡佬族，仡佬族的人办丧事，灵柩上山是不需要“买路钱”的。因为他是原著民，不需要“买路”。其他民族的灵柩上山安葬老人的话都要“买路钱”，因为他们都是外来户。
由于荒僻久远，民族交往融合的相关记载并不多，但在残章断简中隐约可见。由于山区特有的封闭性结构，很多山洼里的村寨在几代之后，都各自演化成了新的民族。
但吊脚楼、银首饰，刺绣、蜡染等，不是哪一个民族独有，而是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跨民族的象征。各民族间很难清晰界定，到如今，贵州还有很多说不上名字来的少数民族，全国未识别的少数民族总共有75万人，贵州就有74万多人。
虽然多数人对贵州的印象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其实自明朝之后，汉族一直是贵州的主体人群。
历史上贵州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移民潮。
明朝时，大批军人、商贾的进入，直接改变了贵州的格局；到了清代，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自然移民大规模涌入贵州，主要来自三地：一是江西，在现代被严重低估的江西，历史上却是非同一般，在贵州各处水陆码头，势力最大的就是江西会馆。二是湖南，严格的说，湖南人背后也是江西人。三是四川，特别是川东、重庆这一块。这些移民到贵州后影响的地域不一样，民族不一样，时间不一样，也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贵州的第三场大规模移民潮，是抗战年间由战乱引发的大规模内迁。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成为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浙江等省逃亡者们的避难所，这批人被称为下江人，任正非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贵州的传统生活方式。
第四场移民潮源于解放战争。在解放前，贵州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上级决定让来自山东菏泽的冀鲁豫南下支队和二野五兵团的西进支队在完成军事任务后，直接就地转业，接管贵州。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尤其是山东籍的干部群体，给贵州的上层建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批移民潮就是三线建设，“好人好马上三线”，地处西南边陲，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能源矿藏丰富的贵州，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大量从松辽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边，黄浦江畔，胶东半岛，赣水河畔，江浙水乡等地的企业开始搬往贵州。
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持续了14年之久。带来了超过18万“三线移民”，这批数量大、群体性强、来自地域广、素质高的外来者，在命运被时代改写的同时，也改写了贵州。其中有两个上海人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个是王小帅，一个是李建忠。
其实贵州与上海渊源很深，我小时候的几位上海老师，他们带来的大白兔奶糖，的确良衣服，手笔、收音机，都是我对文明世界的第一印象。很多贵州大山里的上海知青，以自己的蹉跎岁月为代价，点燃了苗乡侗寨的文明之光。
作为一个“三线子弟”，王小帅从小在贵州长大，然而从《青红》到《我11》、《闯入者》，电影里的贵州，有着始终如一的铅灰色天空、杂芜着乡村和陋巷的厂区，以及颟顸的贵州当地人。
抛开艺术性不谈，王小帅作为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直保持着骨子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一边用光影记录贵州，一边宣泄着他本人压抑的青春岁月。
我很好的朋友，黔香阁的老板李建忠，也是幼年跟随父母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然后又回到沪上。然而和王小帅截然相反，他对贵州爱得深沉，处处以贵州人自居、以贵州为荣，以传播贵州文化为己任。
在大玩家，大收藏家的基础上，他亲力亲为，推动黔菜走出大山，蜚声上海滩这个国际窗口，把贵州菜做出了气象，做出了文化。同是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个“洒向人间都是怨”，一个“洒向人间都是爱”，两者对比，颇有意思。
贵州虽然建省不长，但故事不少。百族汇苗岭，五州填贵州的迁移史，给贵州带来开放、包容的民风同时，也造成了凝聚力、向心力不足的问题。贵州人口构成复杂，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
再加上移民大多来自文化昌明之地，因此更是追根溯源，不认同脚下的贵州大地。这个问题，直到这些年贵州迎来大发展，才渐渐得以解决。
夜郎自大？黔行天下？
《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这真是一段千古奇冤，典故中写的明明白白，“因为道路不通”，云南滇王再寻常不过的一次追问，躺着中枪的却是旁边的夜郎王。自此“夜郎自大”这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贵州人的头上，而这一扣就是上千年。
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同时一样米养百样人。所以总结贵州人的特质，我想从贵州的山川地貌中，应该能找到某些线索。
众所周知，贵州多山。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山所阻隔，永远走不出来；
还有一类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他们迫切地想要去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比地还大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的胸怀和想象，这种想象力足以穿透时空。
我小时候最深的印象，就是站在山头，眺望着关山万重，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那时我们家住在大院里，一起住的还有几户人家。其中的一位发小，父亲在煤矿上当采购员，每个月回来一趟，和他父亲聊天时都会成为十三四岁的我难得的精神盛宴。
有一次发小向我炫耀他父亲从海边带回来的贝壳和海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一边看贝壳，一边听那位叔叔讲海上日出，潮起潮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广阔让我无比向往。
长大以后，我专门去了故事里所描述的那片海岸，无比失望，只有一小片根本谈不上恢弘的海滩。但童年的故事与贝壳，极大的刺激了我的想象力。
大山就是这样，山里面的人要么蛮憨、目不识丁、妄自尊大，要么是奇才、怪才、鬼才，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穿透一切。
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一大批贵州人的特质。所以当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些人走出大山的时候，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爆发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现实却是偏远闭塞。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王阳明的故事。王阳明被贬到龙场，在他的文字中描述的贵州，是一片瘴疠之地。所谓的瘴疠，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云雾缭绕，负氧离子高，很令人向往。
但当时卫生条件不发达，人们的身体条件普遍也差，再加上饮食气候的不同，常有不服水土者，从江浙过来的王阳明，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评判，称贵州为瘴疠之地。那时我才七八岁，第一次听说什么叫瘴疠，但毕竟知道这不是个好词。
贵州作为弱势省份，由来已久。以至于很多好东西都被兄弟省份抢走了。丁宝桢发明的宫保鸡丁，原本就是贵州的辣子鸡丁衍生而来，我老家那边田间地头的老太太都会炒一手辣子鸡，结果摇身一变却成了川菜名品。
贵州人出去，也常被认为是四川人。在四川巨大的虹吸效应下，贵州显得黯淡无光，更不要说跳出西南，和全国比较了。
所以，与其说贵州人夜郎自大，自以为是，毋宁说是用自大来掩藏自卑，用蛮横来保护敏感，刚走出来的贵州人进退失据、心态失衡是很正常的。
年轻时候的我也一样，因为来自弱势省份，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常常变得敏感、嫉妒、偏执，反弹心理很强，因此说话尖刻，用语辛辣，把自己的不顺归咎于客观环境，只有慢慢见识多了以后，才能逐渐变得宽容与豁达。
自卑和自大一体双生，贵州人的性格的确充满了两面性：他们很坚韧，但坚韧常常变成偏执；他们很机敏，但机敏可能变成市侩和小气；贵州人有独立意识，但弄不好就会演变成山头主义；就连贵州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百折不挠、日鼓鼓的精神，距离颟顸和夜郎自大也只有一步之遥。
因此我常说，贵州人先天不足，后天可畏。正如霸蛮是湖南的基因，豁达是四川的空气，日鼓鼓就是贵州的灵魂。但前提是一定要走出去，走出村寨、走出乡县、走出市、走出省，甚至走出国门……囿于山中的贵州人和闯荡江湖的贵州人其间差距之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只有走出去，你才能领略到风云变换，天地恢弘。原有的缺点才会变成优点，用一句年轻人说的话，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当然，走出来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贵州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磨炼，还有对自我认同的坚守。
山外的贵州人往往有两种，一种属鸵鸟，能不说尽量不说自己是贵州人，即使被迫承认，也必须申明：我爹籍贯何处，我妈籍贯何处，我爷爷籍贯何处，找到证明自己不是土著的证据。
还有一种则更加勇敢，毫不避讳，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曾和龙永图先生专门交流过这个问题：当十个、百个、千个贵州人纷纷成材，当张三、李四、王五都愿意承认我是贵州人，天下谁敢小贵州？
最近，我欣慰的发现，贵州人的自我认同感终于有了质的突破，从羞于承认自己是贵州人到勇于强调自己是贵州人，并且非常抱团，以至于周边的那些发达省份嫉妒羡慕。颇有点当年湖南崛起时，“无湘不成军”的豪情。
看到这批豪情满怀的年轻黔商们，我非常欣慰。唯独有一点，像我这样早年出来闯荡的贵州人，普通话大多不好，说不来卷舌音，我在喜马拉雅FM上开设的《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课程里，收到最多的评价就是内容很好，但是口音太重。
当我听到贵州人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时候，反而浑身发痒，别扭极了。这也是所谓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吧。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讲完日鼓鼓的贵州人，我们再讲讲贵州的未来。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曾写过一首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几年前我在江浙做策划的时候，当地的领导对我说：“当年刘伯温说的‘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现在看来真有可能了。”
我回答说：“云贵胜江南的过程中，云南是上半场，贵州是下半场，好戏还在后头哩”。
自古云贵是一家，但它们的发展走向了两条路。云南是坝子，在阳光下完美的展现自己的风情。云南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大板块的团体。贵州则是一片沟壑，你很难一下子就窥探到它的神秘。
贵州的少数民族都是在沟壑中插花般的分布着，山水切割了地面，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使世居贵州的民族，始终难以形成诸如邻省云南的滇国、南诏、大理等政治经济实体。
从事策划行业二十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从昆明世博会，到大香格里拉，一直到西双版纳，深度的参与了云南的休闲旅游策划，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云南领跑上半场后，下面就轮到贵州了。
很多人了解完云南之后，就会以为贵州和云南差不多，其实贵州在千沟万壑里面的神秘与神奇，像一块神奇的“豆豉粑”，很值得人们去花时间琢磨。
因此，我曾大胆预言，在“吃饱了撑的”大休闲时代，贵州会在云南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从1.0到2.0，从观光游到体验游，真正的领跑下半场。
两年前我在贵州省作报告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观点：云南上半场，贵州下半场，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贵州后来居上的机会已经来了。
不久后在贵州召开的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专门重复了这一观点，并表示高度认同。
天时——大休闲时代的到来。
农业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
若干年制约贵州发展的条件今天都成了助力其飞腾的资源。对于旅游休闲来说，落后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工化浪潮大肆冲击的时候，贵州因为交通不便，很大程度上躲过了这一波。虽然天天被“老少边穷省” 的“贫穷”帽子压得抬不起头，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今天的贵州仍是一片真山真水，耕读渔樵，民风淳朴，空气都可以直接打包出售。事实证明贵州砸重金搞工业化，尤其是大搞庸俗工业化必定失败，但是做休闲旅游，贵州是绝版资源。
地利——交通条件的跨越式发展。
贵州是近年来“铁公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九条高铁纵横，四座客运站林立，再加上一座大型编组站、一座大型货运中心，贵阳成为了真正的“泛亚通衢”，西南最大的铁路物流集散地。再加上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贵州的交通近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600年前因路而生的贵州，又一次因路而兴。现在贵州就像棋眼，密布的交通网就像棋盘上纵横交错的线路。在珠三角、长三角填得很实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人有休闲或者精神需求，都可以到贵州这个眼上来采风、采气，真是一子落而满盘皆活。
天时地利具备，最关键的还是人和，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贵州，孕育出了一大批日鼓鼓的贵州人。
再加上贵州出了一批眼光卓越的领导，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天上大数据，地上大交通，中间全域旅游，贵州的发展不快都不可能。而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无中生有”的大数据产业。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正在重构我们的生活、生意和生命。贵州率先提出打造云上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抢占了时代的制高点。论贵州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大数据的最佳温床。
第一，温度适宜，尤其是夏季凉爽，有利于服务器安置与存放，也为高级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二，地质稳定，少发地震。第三，水电资源丰富，有便宜而稳定的电力供应。
如今苹果、微软、戴尔、惠普、英特尔等世界知名企业，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京东等全国大数据、互联网领军企业纷纷来到贵州发展。高端人才特别是信息相关领域人才持续流入。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显示，贵州已经和上海、浙江一起成为全国大数据人才流入意向最高的省份。和北京出租车司机喜欢跟乘客聊上几句家国天下一样，你从贵阳司机嘴里听到的多半是大数据。而且他会非常自信地说，“大数据，我们最牛。”
每年在贵阳举办的数博会上，BAT三家的掌门都会齐聚贵阳，此情此景发生在北京、深圳或是杭州等城市，都不足为奇，那些城市是互联网的聚集地，科技与财富共举，人们习惯于谈论资本，被互联网包围。
但贵阳这个位于西南边陲的城市，因为大数据，彷佛一夜之间，从边缘走到中心，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新高地。诚然，大数据产业在贵州真正大放光彩还需要一定时间，它对市井的影响也是个缓慢的过程。但这种勇于求新的突破之举，正是贵州精神的最好注解。
2018年贵阳大数据主题博览会
放眼中国，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自然环境、文化风情、还有生态食品上，贵州的资源都是绝版。作为整个中华民族采风、采气的棋眼，启动内需的高端休闲度假平台，面向未来的大数据基地，贵州有着无限的潜力与价值。
行将收笔之时，我不禁感慨，近三十年来，贵州从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迅速崛起，让天下不敢小贵州。如果说四川是中国的盐，湖南是中国的辣椒，贵州就是中国似臭实香、稀奇古怪、却又充满神奇香味的豆豉粑。而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巨变。
三十年天地翻覆，王车易位，贵州之变何尝不是中国的缩影？英雄与时势的辩证法充满了永恒的魅力，贵州这块豆豉粑孕育了一大批国际级的人才，这批人才又赋予了这片土地更深刻的内涵，一省如此，一国亦如此，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是人。
最近我去欧洲各国考察，两相对比之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中国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回眸历史，哪一个大国的崛起不是乘着时代剧变的大潮而来？
物换星移，潮涨潮落，今天的世界又开始了新一轮洗牌和角力。时隔数百年，命运之神再次向东方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一次，我们能接得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