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不仅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全球贸易体系经历了多年脱钩与阵痛后，首个出现的“高度开放的大型离岸中心”。
从宏观的制度角度来看，海南封关的本质，在一个苏式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超大型经济体上，在不改变国家宏观治理底色的前提下，画出一个圈，建立一个与国际完全接轨的“平行运行系统”。
也就是说，海南是新型“制度型开放”的极限测试：
一方面，在海南，我们将测试中国的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诞生的 CPTPP等国际经贸规则的“兼容性”。
如果海南的试点，能在不改变现行法律体系的逻辑下，通过行政授权解决“国情”与“国际标准”的冲突，并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爆发，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制度型开放的可操作性。（人与物）
另一方面，在海南，我们将测试现行跨境数据与金融资本等流动规则，与DEPA等国际规则的“兼容性”。
如果海南的试点，能够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跨境资金的“自由流转”，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跨境数据流动的商业化，他便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前沿的实验田，甚至成为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谈判场。（金融与数据）
封关运作的第一个三年（2026-2028）最为关键。若“海南沙盒”通过了极限测试，那么海南模式将逐步向已经完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大湾区和长三角上复制。
而从微观的产业角度来看，中央为海南精心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将缔造一个全球边际成本最低的新质生产力的组装聚集区。
北向，利用二线30%规则，海南制造可以零关税进入14亿人的内地大市场
南向，利用ACFTA3.0规则，海南制造可以零关税进入7亿人口的东盟市场。
对外，利用一线开放规则，海南制造可以零关税获得全球商品与资金，以离岸人民币结算。
对内，利用15%所得税规则，海南制造可以享受到全球最低的企业与个人的税务成本。
